改造乞丐族群的施乾

今年四月中旬，各報均以極大篇幅報導一則新聞：一個父親打斷自己兒子的雙腿，強迫他到市場行乞，所得以供其簽賭之用，引起社會大眾的震驚。

在施乾的研究裡，淪落行乞的原因中，也有與今日社會新聞類似的受人脅迫者。他在「乞丐社會的生活」一書中指出，有些老弱的行乞人係因生活困難，加上子孫不孝，或家庭不和，而被逼著乞討的；也有人為養活吸食鴉片的妻子，而扮做老盲人來行乞。寫到這兒，施乾還幽默地嘆道，「強者啊！你的名字是女人！」

施乾不只瞭解乞丐形成之原因，還研究乞丐生活。在他筆下，乞丐形形色色，如乞丐的分佈與移動、乞丐的社會制度，乞丐與女人、子女、賭博間的關係，乞丐的語言等……，全都化成活潑生動的文字面世。

七十年前的乞丐收容所，如今已成老人安養院，但由施乾手中傳承，為社會服務的本質不變。

倜儻青年研究乞丐

施乾，台北縣淡水鎮人，生於一八九九年，父親為營造業者，他是家中獨子。幼時，他進入淡水公學校就讀（今日淡水國小），一九一一年畢業，考入甚少有台人就讀的台北州工業學校機械科（台北工專前身），一九一七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隨即進入日本總督府工商課，擔任技士職務，並在此期間開始從事乞丐調查、救濟工作。

兩年後，施乾辭去總督府職務。一九二三年，他在綠町（今萬華大理街）一帶，創辦「愛愛寮」，收容乞丐、吸食鴉片煙、麻瘋病患者等社會底層人物，為其洗身、更衣、抓頭蝨、治病之外，還教其讀書識字，從事生產活動。施乾一生專注乞丐救濟工作，著有「什麼是乞丐」、「乞食撲滅論」、「乞食社會的生活」等書，一九四四年逝世，享年四十五歲。

這便是文獻裡所能找到有關施乾的基本資料了。這幾年，由於本土研究興起風潮，許多台籍歷史人物一再被提出來，施乾也是重點人物。

大部分人對他好奇，一方面因為他是日據時代學識好、又是少數能進入日本政府做事的台籍菁英；一方面也因他的義行。「以今日的眼光來看，他願放棄在總督府任事的優渥工作，甘心一生為乞丐做事，高尚情操豈不令人敬佩？」曾辦過「施乾先生紀念展」的台北縣文獻資料室編輯施慧君說。

一九三六年八月「愛愛寮」全景，如今的愛愛院已有一半房舍改建為大廈。（愛愛院提供）

社會主義者

這便是一般人理解施乾的角度了。但若仔細觀察施乾一生的行事，會發現「悲憫胸懷」或「慈善家」等觀點，絕不足以詮釋施乾，實際上他還是位社會主義者。

且將施乾短暫的一生依時間序排列：他在十二歲進工業學校，十八歲工校畢業進總督府，二十歲離職，廿四歲建「愛愛寮」，至四十五歲去世為止，他的一生有將近三分之二的歲月投注在「乞丐事業」裡。

在有關施乾的文獻裡，看不出來當時擁有工業學校高等學歷，及總督府優渥職務的倜儻青年為何如此堅決地拋棄名利，來為乞丐做事。有限的資料總寫道，施乾系因在總督府任職時，工商課舉辦全台北市乞丐總調查，他奉命調查萬華區，因生惻隱之心，而投入乞丐救濟事業。

施乾的家境並不富有，當他跟父親商量，準備投注救濟工作時，遭到大力反對，後來他變賣所有家產，並說服施家家族的協助，才足以建成名聞台北地區的乞丐收容所——愛愛寮。

施乾逝世後，由文人吳槐所撰的銘文碑，仍完好地保存在愛愛院庭園。已經八十多歲的施乾夫人，如今是愛愛院院長。（邱瑞金）

艋舺有個「愛愛寮」

七十年前，施乾所建的乞丐收容所，如今仍完好地保存在萬華大理街原址，雖然性質已改成專門收容孤苦老人的「愛愛救濟院」，但周遭的老一輩人士都知道，「愛愛院，就是那個拖著『犁啊軋』（台式拖車），插著白旗，滿街抓乞丐的乞丐寮。」

「愛愛院」的身世，許多人知道，但愛愛院已過世多年的老院長，當年拋棄名位，投身乞丐事業的關鍵為何，至今仍是個謎。

且讓我們回到施乾的年代。

根據史學者王師琅的分析，日本統治台灣約可分為三期，從一八九五年甲午戰敗，到一九一八年為武力鎮壓、安撫人民的「綏撫期」。

從一九一八年一次大戰結束，到一九三一年「瀋陽事變」止為「同化期」。這時期，日本晉升為世界五大強國之一，而其統治台灣的基礎已告鞏固。時西方民主自由、民族自決主義風靡一時，受到世界思潮的鼓舞，與台灣抗日運動息息相關的「台灣文化協會」創立，蔗農與糖業公司抗爭等的農工運動皆在此階段發生，知識分子思想受到相當程度的啟發。

從「九一八事變」到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止為「皇民化時期」，這時台人完全「日本人化」，日本全面動員台人參加戰時工作。

施乾一九一七年從工業學校畢業，進入總督府任職時，正是日本統治台灣最上軌道的時候，當時社會環境如何？

施乾生前常指著身上襤褸不堪的乞兒對二女兒說，這些人都是她的兄弟。施美代說，也許從小看多了，如今她為老病人擦身、把尿，從不引以為苦。（邱瑞金）

建設台灣為殖民地楷模

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林萬億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社會主義思潮風起雲湧，幾個社會福利重要法案，如「英國國民保健法」，德國「年金保險制」，皆在此時通過。日本既為國際社會的重要成員，又有從明治維新以來「脫亞入歐」的想法，自然奮力要跟上世界潮流。當時日本國內的社會改革之風大起，例如住宅、職業災害、勞工保險等政策，及對兒童、婦女、老人等的福利措施逐步建立。

台灣雖為日本殖民地，但日本人治理台灣一貫的中心思想，是把台灣當作殖民地模範來治理。「日本人想以治理台灣的成果來證明，他們比西方人更文明，更有統治能力」，林萬億說。而日本政府在同化時期倡行的「內台如一」、「內地延長主義」政策，也使日本國內的社會福利政策，除全面性的制度，如年金保險，職業災害制度等，未曾擴及到台民外，其他如醫療、住宅、就業貸款、兒童保護等福利政策都已移植到台灣。

日本國內的一些人道主義者，如倡導「人類愛」的稻垣藤兵衛等人，也將台灣當作社會思潮的「啟蒙地」，經常來台演講、觀察殖民社會，並且常對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提出批判。「當時在總督府做事的施乾，一定受到相當程度的影響」，林萬億認為。

施乾不只是理論者，也是實踐者。生前他常為乞丐洗身、抓頭虱，換穿乾淨的衣服。他常說，別小看乞丐，說不定日後會做皇帝呢。（愛愛院提供）

心儀人道思想家

施乾著作曾提及他最心儀日本西田天香及賀川豐彥等人的學說，這兩人正是與施乾同時代的人道主義者，可能對施乾有所影響。

賀川豐彥（一八八八到一九六○年），是日本大正到昭和年間的基督教社會運動家。兵庫縣人，德島中學時期受洗，曾就讀於神戶神學院。一九一四年留學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歸國後，回到神戶貧民窟，在友人協助下，從事免費診療活動。他曾積極參與關西地區勞工、農民等社會運動，及基督教布教、消費者運動等活動，二次大戰後，膺選為日本參議員。

西田天香（一八七二到一九六八年）是明治、大正到昭和時期的宗教家。年輕時曾單身前往北海道開墾，任石狩地區開墾事業的指導員時，因感於佃農及資本家的紛爭日多，因而辭掉指導員之職。其後，過著「求道」的放浪生活。一九○三年，他讀過托爾斯泰的「我即宗教」一書後，疑惑大解，從此過著禁慾奉獻的內省生活。一九○五年，在京都建立「一燈園」，又在山科地區的疏水溪旁與學員過著托缽奉獻的日子。一次大戰時，一燈園的信徒激增，一九二一年，西田說話集「懺悔的生活」問世。二次大戰後，西田膺選為參議員，晚年崇尚甘地的「非暴力主義」及「世界聯邦思想」。

給他們金錢，不如教他們習藝，是施乾協助乞丐的理念。但習藝所常開開停停，經營並不穩定。（愛愛院提供）

乞丐為現代文明之病

在施乾的著作中，也明顯看到施乾受到時興的社會主義的啟發。

例如他在「乞食撲滅論」中提到，乞丐的產生，絕非人們懶惰或一己的意志薄弱等單純因素，而是「現代文明凋落、頹廢，及現代文明人的無思慮、盲從所致」。

他在「乞丐撲滅協會」成立的宣言寫著，乞丐為何會發生？生活問題可說是主要原因，而根本問題則在「國民保健制度不充分」（社會福利制度不足）之故。

為何要正視乞丐問題？施乾認為，絕不能以所謂的「慈善心」來解釋。而是因為「社會為一精巧的有機體，若一部分發生故障，必將使整個社會蒙受影響，底層社會罹患的社會病，必將襲擊整個社會，尤其富有階級」。

他也認為，幫助乞丐不能以慈善、施捨等手段來進行。因為所謂慈善「若非單純的、淺薄的慈善心的流露，就是計較性報恩的一種手段」。所帶來的結果是「在外觀上，越可憐的施捨越多，甚至獲得連官員也望塵莫及的收入等珍奇現象出現，使乞丐不知道其生命正被奪走，而沉溺於所謂乞丐的珍妙職業中，最後將不顧一切地發揮動物本性。」

至於幫助乞丐的方法。一、先審查是否有必要救濟，二、與其給予金錢，不如給予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與其維持其生活，不如多給其謀生之路，尤其對病患應給予醫療。

教乞丐磨豆腐，辦「豆腐間」，起源於歐洲社會主義，其理念是讓體力強健者習得謀生技能，恢復信心。（愛愛院提供）

台北市乞丐費三萬五千元

因此他創立「乞丐撲滅協會」，興建乞丐收容所「愛愛寮」，為其準備寢具、炊事用具，成立磨豆腐、養豬、編織等習藝所，還請醫生為有病的人診療，因為「飢餓加上疾病，是多數人淪為乞丐的主因」。

林萬億認為，施乾幫助乞丐的概念跟九○年代台灣社會談論的社會福利思想，已經很接近。「強調的中心思想是『跟他們一起做事』（working together/working with）而非『為他們做事』（working for）」。

而他的許多方法，則是直承西方。像教乞丐磨豆腐等習藝的概念，就是源自歐洲的社會主義者。

施乾還到處募款，向人解釋乞丐所以行乞原因，以及如何善待乞丐的方法。他甚至將乞丐每日開銷，換算統計出台北市每年的「乞丐費」為三萬五千元（一九二○年台北市的米價，一公升約為○．二八元，三萬五千元為很大數字），而如果大家上下一心，致力消滅乞丐，公家與民眾都能省下不少錢。

「施乾的觀念，對當時仍承繼從清末以來以施捨、救濟等『慈善』觀念為主導的台灣社會真是一大啟發」，林萬億說，「他不只是個社會工作者，還是當時代進入社會主義思潮的先行者。」

乞丐的產生是福利制度不健全的結果。施乾心目中的社會之病，如今也還未解決。觀看社會工作者為愛愛院舉行的民俗義演，知史者別有番感受。（邱瑞金）

寂寞的先行者

施乾於一九四四年，即台灣光復的前一年因腦中風突然去世。「父親是死於操勞過度及心性太急」，他的二女兒施美代說。雖然他一生致力「撲滅」乞丐，但終其一生，未能完成夙願。在台灣光復前後，城鄉街頭仍然到處充斥乞丐。

而他夜以繼日宣導的社會福利觀念，在當時社會中，也並未被完全接受。他書中屢屢提及，一般人在面對乞丐時，不是如揮趕蒼蠅般不屑，就是隨便施捨他們一點錢，與他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馳。

傳統中國社會向是由富人從事救濟事業；既無雄厚財力，又無如現代基金會等經營，僅憑理念相號召的施乾，終其一生都為「愛愛寮」困窘的經費而煩惱著。

「父親老是對我說，要吃飯了，空心菜不夠怎麼辦？大魚只有一條，這麼多人要怎麼分？」他的二女兒施美代表示，愛愛寮最多曾收容乞丐三百多人，全靠施乾一己之力，困窘之境可以想見。

「父親在世時，連我們去找伯公玩（施乾的伯父為淡水有名的施合發木材行，當時頗為富有），伯公所賞的袁大頭，都會為父親借用，去換成鹽米，供乞丐生活之用。」要一直等到台灣光復後，美援大舉進來，愛愛寮才逐漸脫離窮困之局。

「施乾的先進思想，面對著傳統社會尚未開發的民心，儘管走得辛苦努力，仍不免走向悲劇的宿命」，林萬億總結說。

在一九九○年代台灣，社會福利政策高唱入雲的今天，施乾地下有知，是慶幸他的理想後繼有人，還是埋怨怎麼足足晚了五十年，才覓得知音？

施乾於一九二六年成立「乞丐撲滅協會」，號召社會賢達，共同撲滅乞丐，宣言中提出解決之道。（台北縣立文化中心提供）

在台北工專發黃的資料堆中，找到了這張一九一四年施乾的成績單，他以全班第五名的成績畢業。（台北縣立文化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