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女婿的在地觀察

從帶著好奇的遠距離觀察，到走進台灣家庭、融入巷弄日常，施益堅不再只是冷靜側寫的漢學家，更是深度參與其中的「台灣女婿」。

初見台灣的兩種矛盾

1996年，施益堅第一次踏上台灣。當時他只是來訪友，短暫停留一週。「那時我在南京學中文，想像台灣大概就是『第二個中國』。」他笑著回憶，當時的中文程度僅能看懂菜單，但一走出機場，滿街林立、看不懂的繁體字招牌，隨即狠狠打破了他的既定想像。

時值1996年5月，台灣剛在3月完成歷史上首次總統直選。施益堅回憶，「自由很難用言語說明，但是你感到的時候就會知道。」那時台北空氣中瀰漫著極其鮮明的自由感。「在路上，你從人們說話的方式、沒有那麼多穿制服的警察，以及建築牆面上沒有政治宣傳標語，就能強烈感受到這邊的開放與自由，非常像西方社會。」

然而，另一種反差緊接而來。「我同時又覺得，台灣其實『比中國還要中國』。」他發現，台灣的寺廟裡香火鼎盛，許多商家都設有紅色的神龕，「這些傳統文化與信仰，在1990年代的中國幾乎看不到，它們若不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壞，就是在現代化的浪潮中消失了。」

廟會隊伍穿梭街頭，展現台灣民間信仰融入日常生活的鮮活風景。宗教自由讓這些傳統得以延續，成為島嶼文化的重要一部分。

這種既西方自由、又深具傳統底蘊的矛盾衝擊，深深吸引了施益堅，也開啟了他與這座島嶼長達近二十年的交集。

好學生的公民運動

2005年，施益堅到台灣長住，當時正值扁政府執政的後期，他住宿在仁愛路上，他笑稱幾乎每個周末都有集會遊行。一個周末是綠色的，下個周末是藍色的，後來又冒出一個新的顏色，紅的（紅衫軍）。

在台灣，人們走上街頭表達訴求、辯論公共政策，是民主社會的日常風景。

2014年春天，施益堅再次來台，短期待在台北國際藝術村，正好遇上了震撼台灣社會的「太陽花學運（318學運）」。藝術村距離立法院僅幾步之遙，他幾乎每天都會走到青島東路現場觀察。

「那時每個街角、小舞台都有學生在討論服貿、討論台灣認同與各種政治議題。」施益堅解釋，過去在大學教書時，覺得台灣學生非常乖巧、認真讀書，不太會公開質疑老師的觀點；「但那一刻，那麼多年輕人站了出來，認為『台灣的未來應該由我們自己決定』，這絕對是台灣社會一個極重要的轉折點。」

這場運動也展現出獨特的「台灣味」。抗議現場的秩序井然、垃圾分類落實，學生在撤離立法院前甚至自發打掃環境。「這在德國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學生們的抗議方式既堅定又帶著隨和與客氣，就像是一種『好學生的抗議』，不走暴力路線，而是展現出成熟公民參與社會討論的決心。」

不懂棒球，就無法了解台灣

若要說什麼是最具代表性的台灣事物，施益堅毫不猶豫地指向了「棒球」。

來自沒有棒球文化的德國，他起初對此毫無興趣，直到身邊朋友告訴他：「你不懂棒球，就無法了解台灣。」

來自棒球並不盛行的德國，施益堅在太太的帶領下，從認識規則開始，逐漸看懂棒球，也愛上這項運動的樂趣。

在身為死忠象迷的太太引導下，施益堅開始了解規則、進球場看球賽。他發現，雖然在同樣風靡棒球的美國和日本，比賽規則都是一樣的，但台灣球場獨特的應援氣氛、熱情的啦啦隊表演與現場能量，展現了極其獨特的在地文化。「現在如果有外國朋友問我如何體驗台灣？除了去夜市吃美食外，我一定推薦他們進球場看一場台灣棒球！」

施益堅推薦，想體驗台灣，不妨走進球場，看一場充滿熱情與在地特色的台式棒球賽。

旁觀者與參與者的雙重奏

成為台灣女婿後，施益堅與台灣社會建立了更深厚的紐帶與歸屬感，這種轉變甚至顯現在他的性格中；每次回到德國，他發現自己與同胞溝通時，說話變得更委婉、客氣，不再那麼直接表達立場，不知不覺中吸收了台灣人「講求禮貌、避免衝突」的處世習慣。

不過，在某些領域，他自認永遠扮演著「旁觀者」的角色。例如面對台灣豐富複雜的神明宗教文化，他始終保持尊重與欣賞；又或者面對台灣人對美食的極致追求，他笑說自己依然很「德國」。「我太太選餐廳的首要條件是『好吃』；但我更看重燈光、音樂、桌距與空間氣氛。如果食物普通但環境舒服，我就覺得很好。我們兩人的優先順序（Priority）完全不同，這點我大概永遠不會改變。」

台灣人對美食的熱情與講究，讓施益堅大感驚訝，也成為他認識台灣文化的另一扇窗。

訪談當下，適逢法蘭克福書展，施益堅人在德國發表新作品；而在地球另一端的第二故鄉台灣，太太支持的中信兄弟隊剛拿下中華職棒37年下半季冠軍，隔海與他共享了喜悅。

隨著台灣年底九合一選舉熱潮升溫，雖然遺憾未能親臨造勢現場，但施益堅預計在投票前一週返台，屆時他肯定會再次走進人群，感受台灣民主的熱情，親口喊上一聲：「凍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