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論述的尖兵——楊照專訪

問：這是一個講究「專業」的時代，你是學歷史的，又是哈佛大學的博士候選人，一般讀者可能會預期你的作品中帶有某種「歷史觀點」，但卻發現沒有，這是為什麼？

答：其實，我不覺得歷史學的背景會在我的文章中反映出什麼東西。我認為歷史訓練只是一種專業訓練，就像學物理、化學一樣；它並不是一種普遍的真理，不是一把萬能的鑰匙，可以解答從古到今的種種現象。像我的博士論文寫兩漢經學，我對兩漢的了解，不見得有助於我對當代社會的理解。

一般人和人交往，往往要從對方的專業、頭銜、身分等認識起，後來我覺得滿無聊的，這些東西真能界定一個人嗎？譬如我是學歷史的，似乎就該和其他學歷史的相連在一起，又該和學經濟的有很大的不同。其實同一個專業中，也是人人不同樣貌，這些界定反倒會成為人和人交流的一道隔閡。

因此，破除了「專業」的迷思，我憑藉的就是一個沒有專業、沒有名校及頭銜等「光環」的人，唯一算數的，就是我的文章本身；拋開那些，才能攤開文章，就文字談文字、就證據談證據，反倒和讀者有更直接的對話。

問：讀者看你的文章，一定會對你的「批判精神」印象深刻，這種精神是如何培養出來的？

答：我想，或許是因為我從小就很「不務正業」吧。我從來不愛讀課本，和學校的關係也不密切。譬如我常聽人致辭時，會提到感謝當年某某老師的教導等，我卻覺得我舉不出這樣的經歷。從某方面來說，我是相當不「受教」的；但另一方面，若一個從小「受教」的孩子，了解也接受了各種教誨、規範及人情世故，自然也就不容易有什麼批判精神。

特別想一提的，是父親對我的教導方式。我有一陣子很「混」，老師教官看到我都頭痛，但我的父親卻沒有給我太大的壓力。他認為，若父母盡力為孩子提供了一個自由、知性的環境，孩子還是不能走好時，那也不是打罵能奏效的。這是種滿特殊的「信任」的感覺，對於我能放手走自己的路，而且努力把它走好，很有幫助。

問：你在《異議筆記》中，好像無所不批評，大眾讀物、電影、女性主義、文化現象等等，都能點出值得探討之處。

答：其實這是一種誤解。讀者看到我寫許多批評文章，以為我有點憤世嫉俗，其實不是的。對社會上大部分的事物我都是同意的，只有不同意的才會「不吐不快」，而我真的發聲去批判的事情，其實只是極少數，因此我常自稱有「烏鴉精神」。再說，評論文章並不是我的生活全部，甚至和我同在哈佛讀書的太太比我更有抗議精神，在她面前，我反倒會角色倒轉，為許多事情維護、辯解呢。

問：台灣的抗議論述似乎並不發達，從龍應台的《野火集》之後，抗議文章又少見了，你的看法如何？

答：其實，我倒認識一些和我年紀相仿的年輕朋友，像是從前＜南方雜誌＞的江迅等，也都曾是批判論述的好手。說來有趣，大約在解嚴及報禁開放前後，媒體空間大增，有一些年輕人就搶到一些發言機會。因為以前的社會體系基本上是不信任「嘴上無毛」的、體系外的小伙子的言論，而一旦進入這個體系，老了、世故了，也就根本不敢發言去批判這個體系。

而在解嚴前後，時勢所需吧，我們有一群人出了頭，露了一下臉。但很快那個時機就過去了，讀者的口味多了、變了，比較不討好的批判論述在媒體上的發表管道及機會自然減少了。而近年社會運動、學生運動也逐漸風潮淡去，「批判論述」成了學術課堂上的一個研究議題，本身反倒失去了活動力和活動空間。

問：媒體喜歡討巧的作品，那讀者呢？讀者給你的回饋大不大？

答：很少、非常少。有時我強迫自己不去想「讀者在哪裡？」。有時為吸引讀者，我會用較「挑釁」的寫法，用特別強烈的批判字眼，並且預期遭到質疑時要如何為自己辯護；但往往挑釁失敗，很少有人會提相對意見。

或許這個社會很少人習慣去開放自己、彼此說服，其實意見是可以辯論、被說服的。我自己就是一個滿容易被說服的人，這篇文集中，有些發表過的文章沒有收錄進來，有些就是我已被說服、或已改變觀點。像「開卷」版記者張娟芬寫的駁斥文章，我覺得很好，也特別收錄進來。

說起來，我在哈佛有一圈經常可以討論、辯論各種意見的朋友，對我保持批判的靈敏度很有助益。不過我不喜歡讓朋友知道我就是寫文章的楊照，有時刻意不讓朋友針對我的文章來討論，只因為我覺得那樣很尷尬。

但在公眾論壇上，針對各類文章交換意見、有來有往，我覺得是很必要的。只是在台灣，評論文章發表的管道很少，公眾論壇的版面更是缺乏。其實就我接觸的，在生活中有批判意識的人並不少，但真正提筆寫出來的人很少，寫的人最常見的，也只是以「讀者投書」的方式發言，因為沒有評論者的身分，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是很可惜的。

就像你說的，在《異議筆記》中，有這麼多書評、影評等，其實就是我在管道壓縮的情況下尋找空間，抓到機會就把我的批判文章丟出去。譬如我常應邀在中國時報「開卷」版寫書評，自然就順勢藉書評形式來發表批判觀點了；而且書評、影評，由一本書或一部電影做媒介，較輕鬆且焦點集中，讀者比較容易接受。

我常說，批判文章是「寄生」在報章雜誌的編輯人身上的，編輯跳槽我們就跟著調動，編輯若辭職，我們就失去一個管道；我們完全沒有主動權。我或許是比較幸運的一個，仗著長久以來寫小說的背景，和出版業及媒體編輯比較有接觸，才能找到管道繼續發表。

不過我的作品形式雖然很雜，但把外面的「幌子」掀去，裡面的論點和批判的原則是很一以貫之的，就是堅持「本土」和「左派」；「本土」當然是以台灣為中心，至於「左派」則有點複雜，大致說來可解釋成社會公平原則，並且拒絕做純抽象的演繹，而要求一切都植基於現實可檢驗的標準……等。

問：說到「本土」，記得有人針對你六年來不在台灣、卻放言批評台灣各種現象而提出質疑，你對這點看法如何？

答：其實，不在台灣而要針對台灣發言，對我來說，是一種很好的訓練。因為你只好謙虛，沒有自認「眼見的就是台灣」的盲目自信，要紮實地蒐集各種客觀資料來分析、來支持自己的觀點，不能再「想當然爾」。

當然，有人會覺得我既不憑藉專業、又不在台灣，憑什麼發表這麼多文章？其實，我覺得在寫稿時，我的專業就是台灣社會；我憑藉的根基和勇氣，就是我對台灣的關心和觀察。而對「本土」及「左派」這兩項價值觀的近乎宗教式的虔誠信仰，則是支持我在課業繁重中還不肯停筆的最大動力。

問：在你的批判論述的寫作風格方面，張娟芬曾經用「全知全能」來形容，有些讀者也的確覺得你似乎引經據典，用「知識分子的傲慢」來評斷一切、鄙睨一切，不像龍應台會在溫馨有趣的故事中透露批判。你對這點看法如何？

答：我也知道、也想過，其實這是很無奈的。我用「知識份子」式的觀點，並不是我覺得這樣可以高人一等，而是這就是我的侷限，這就是我表達的能力範圍。我就是習慣用「線性思考」來架構評論文章，這真的不是透過自我反省、訓練就可以改的。

有人認為我既然也寫「很文學」的小說，為什麼不能取一個小說和評論的中點，但真的很難；你能在A點和B點出現，未必表示你也能在A和B的中點出現，對這種批評，我只有接受。

問：雖然你不願被世俗名銜界定，但你即將定居台灣，會不會也擔心回來後喪失身在美國及哈佛的超然地位，失去寫批判論述的權威性？

答：對這個問題，我只能用「被迫的樂觀」來回答。我現在在國內的研究機關擔任約聘研究助理，等博士論文完成，我也就脫離了哈佛的光環。到時候要找一個正式工作，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我或許會是一個私立專科的講師。

不過這正是一個考驗。因為批判論述其實就是一種「自我摧毀」的過程，既然鼓吹對凡事都要有「批判精神」，要對抗體制、打倒權威，那作者又怎麼能企圖去為自己營建一個小體制、小權威？用外在的名銜、身分來衡量一個人的價值，這本來就是我批判的，又如何能事到臨頭時，卻私心希望自己擁有？

當然，這個問題很現實。有朋友甚至好意勸我，最好兩年內不要「講話」，客氣一點，不要得罪人，這樣才有機會搶占到比較有利的工作位子。但我現在還不願意為這些事分心、擔心。就算當一個普通老師，喪失了某種「光環」而被媒體或讀者淘汰，那我也「認」了，就去做別的事好了。

基本上，我還不相信一個人會完全被某個體制抹殺，我還不能想像自己未來會是去一個「什麼都做不了」的工作崗位上。工作內容或許很不一樣，但有心做事，總找得到事做。

〔圖片說明〕

P.89

娃娃臉及稚氣笑容下，隱藏著楊照的細膩思考及銳利批判。

P.90

把對社會的種種異議發抒為文，並在公眾論壇上交換意見，可使民眾的表達管道更暢通、更理性。

這座位於嘉義市共和路的小小宅院，曾陪著主人許世賢一家度過奉獻鄉里的歲月。（邱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