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立與共生——「媒體與學者」座談會

參與座談人士（依姓名筆畫序）

王力行（遠見雜誌發行人兼總編輯）

李慶安（華視夜間新聞主持人）

馬凱（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

馬以工（東海大學景觀系副教授、大自然雜誌社總編輯）

張茂桂（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傅佩榮（台大哲學系教授）

陳浩（中時晚報副總編輯）

馮小龍（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總編導）

徐佳士（政大新聞系教授，因時間不能配合，故另行訪問）。

主持人：光華雜誌社總編輯盧惠芬

日期：八十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二時到五時

地點：新聞局第三會議室

傅佩榮：所有的意見陳列出來，實際上等於什麼都沒說。（邱瑞金）

盧惠芬：歡迎大家來參加座談會，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是「學者與記者」。這兩「者」的關係很有趣，有點像戀愛中的男女，之間的恩怨情仇一言難盡，而最近這種關係比以前更加曖昧了。

從接不接受採訪，到文章處理的形式，雙方都會有些不同的意見。例如有些學者抱怨，記者採訪了他一、二個小時，結果只登出一、兩句話；而且有些事實的陳述，明明是從學者處取得，卻未註明出處；甚至於一些學者覺得他可以自己寫，而不願接受採訪。

其實這些例子，不只是國內有，即使在標榜新聞自由的美國，也常發生。三年多前兩伊戰爭爆發時，美國哥倫比亞電視公司記者Dan Rather訪問當時還是副總統的布希，由於他說：「副總統先生，你隱瞞了一些東西」，後來又稱他是「偽君子」，以後布希便不讓他參加白宮記者會。這樣的箝制，看似無理，但反過來說在這次的波灣戰爭中，美國政府對新聞的控制，又贏得很多人——包括傳播學者——的贊同。

光華為釐清學者與媒體間的關係，舉辦座談會，讓兩「者」各自陳述意見。（邱瑞金）

灰色地帶說分明

這些例子，雖然看來都不大一樣，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採訪者與被採訪者都要保護自己。因此受影響的不只是「採訪者與被採訪者」兩造的問題，更會影響大眾知的權利，在這觀點下我們舉辦今天的座談會。

我們所以把受訪者的目標鎖定「學者」有兩個原因：一是學者多半是意見領袖，受訪的機會特別多，碰到類似的困擾也特別多；另外是因為學者發言通常不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一種社會責任，及比較專業、客觀的立場來發表一些主張和看法，所以在讀書人「經世致用」基礎上，學者比一般人沒有理由拒絕採訪，對於採訪以後表現出來的方式也比一般人在乎。今天我們請了在媒體曝光率很高的學者及新聞界的先進，一起來討論這些問題。

我想在媒體報導上有些錯誤及誤導，很多是黑白分明的，可是還有些情況是雙方認知差距所生的灰色地帶，今天希望焦點集中在此。

馬以工：刊登前過目，等於在審記者的稿子，對媒體並不公平。（邱瑞金）

被採訪者很「可憐」？

張茂桂：學者不希望人家告訴他做什麼，但媒體是一個霸權，它不容許你去創造個人的空間。（邱瑞金）

傅佩榮：關於媒體方面，個人對這個題目的看法是，我們不能忽略所有媒體都有預設立場，所以第一步媒體應該把立場界定清楚，從這立場中找學者，建立顧問群與研究群；如果有突發事件，某些學者專家不在顧問群內而提供意見時，媒體就應說明權利義務關係。實際上學者其實也夠「可憐」了，完全是被動的，不知何時可被採訪到，採訪時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有機會說話，憂的是講的話不知會不會被扭曲，因此稿子刊登前也應予過目。

王力行：媒體與學者都是在做社會公益，如果雙方有此共識，就比較不易出現問題。（邱瑞金）

盧惠芬：傅教授您剛剛說學者很「可憐」，接受採訪時常一則以憂，一則以喜，等於是種「考驗」，不知您在受訪時都是什麼心情？

馬凱：在台灣，學者所以如此引起重視，與中國文化特別強調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有關。（邱瑞金）

傅佩榮：哲學一向是冷門，我常在外面碰到人，一聽說我念哲學就問：「你會不會算命？」所以在接到別人邀請提供意見時，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剛開始我覺得很榮幸，但真的把心得提出來後，才發現記者基本上要呈現各種不同立場，而非真心採訪我。但是真正研究思想的人最擔心包容性了，因為等於是齊頭的平等，所有意見陳列出來，有正就有反，實際上等於什麼都沒說，所以研究思想的最後就不大願意講話了。

陳浩：我常希望設計一個電腦，名叫Dr.Superman，希望他隨時在截稿五分鐘前提供適合刊登、有創意的言論。（邱瑞金）

馬以工：從雙方接觸的經驗來談，我知道很多人是不接受或很少接受訪問的。

就我來說，基本上專業的問題，尤其是與新聞事件相同的，我都很願意配合；而涉及個人生活的，例如我單身要談「單身貴族」之類的，我都回絕，因為這類的專業訪問少，閒話多。

馮小龍：有些學者一聽說要電話錄音，原本可侃侃而談卅分鐘，最後變成三分鐘。（邱瑞金）

請學者作簡報？！

還有一類媒體，我很害怕，大多是一些雜誌，他們要求我給他簡報。例如我常遇到的問題是：「請你談一下台灣環保運動的過去、現在、未來。」這類媒體的基本知識太差，受訪分外辛苦。

媒體與專家的處理方式有不同。像傅教授希望獨領風騷，但媒體只要一、二句話；專家希望某個觀點被說明，而媒體需要新聞及聳動性。像中研院一位教授研究費洛蒙「性荷爾蒙」的生物防治，到了報上他成了「蟑螂大剋星」，這種鴻溝需溝通。我想如果溝通得好，即使只有幾句話，學者也可接受。

我認為，藉著有深度的報導，讀者的水準才能提昇。我也一直不認為讀者只能接受「蟑螂大剋星」這樣的名詞，而不願有些生物防治的知識。

基於社會責任，受訪，我是完全同意，但學者亦需自律，不是什麼問題都可以談。基本上分成（一）倫理的論點，例如統獨、是否要建核能電廠等，大家都可以說；（二）科學、專業的問題，不是每人都可以談。至於刊登前過目，是預審，我不很贊成；我想在座大部分學者也都反對漫畫審查的，刊登前過目，等於在審記者的稿子，對媒體來說，並不公平。

若要彌補錯誤的發生，最好的方法，是媒體專業化，不要派一個什麼都不懂的人來訪問，寫錯字，如「優養化」寫成「優氧化」，這還是小錯，真正的大錯，事後十倍的補救也難彌補。

李慶安：電視就好像一面鏡子，但它不是平光鏡，或把人扭曲的哈哈鏡，而是把精髓呈現的聚光鏡。（邱瑞金）

複雜的愛恨關係

徐佳士：國內意見的製造者主要是政府、政黨、其他政治團體、學者，這與國外大都只是利益、壓力團體不同。（邱瑞金）

張茂桂：媒體與學者關係，盧總編輯說是「戀愛」，我覺得是很複雜的「愛恨」關係。對學者或學術界來說，能被媒體曝光或肯定，基本上是一種自我延伸，把他的想法、概念拓展到其他領域去，這是一種引誘。

但另一方面來說，媒體也是一種霸權。大眾社會本身的互動比較少，才需要媒介，產生一種公眾的想法，媒體控制遂代表一種公共的霸權。對學者來說，想成為一家之言，改革這個社會，都要爭取這個霸權；用更通俗的話，即是以發言權來界定地位。因此很多學者，儘管他很排斥媒體，但又要爭取這個霸權。

至於恨、反對，從那兒來？因為學者取得這霸權，就成為公眾人物，因此對自己如何被表達非常在意；文字之外，圖像的表達亦然，我想在座很多攝影記者都有很深刻的體驗。

而且在學術界，學者有一個比較自由、開放的空間，不希望人家告訴他做什麼；但媒體是一個霸權，它不容許你去創造個人的空間。基本上兩者有這樣的矛盾。

還有可能產生衝突的地方是學術界基本上也是被報導的對象，例如參加反軍人干政、社會運動等，學者從原先不介入的第三者，成為被報導的對象，而學者常埋怨被報導不公平，覺得問題最多、被扭曲最多的地方也在此。

為社會公益做事

王力行：今天整個問題可歸納三點：一是媒體與學者角色的問題；二是新聞的本質是什麼；三是專業的問題。

我認為，兩者會產生問題，很可能是溝通不夠造成的。學者對媒體本身如何作報導了解不夠，媒體本身也沒有讓學者很清楚知道我是作「專訪」，還是談一個題目，裡面只有一部分要就教於學者。因為沒有說清楚，所以很多學者就傾囊而出，幾十年的研究，花一、二個鐘頭從ABC教起。事實上這兩者都是在為社會做事情，學者是幫助媒體，把一個公益做出來，如果雙方有這個共識的話，就不易出現一些問題。

這當中也因為學者習慣周延、嚴謹，用字比較精確；而媒體講究傳播的功能，兩者用的語言可能不一樣，就會產生很多誤會。

第二是新聞的本質問題。大部分的新聞都是追逐新聞事件，常會把問題導向事件本身。例如波灣戰爭，記者很可能就事件問問題，學者則想前因後果整個談完整，但若只掐事件的一段，很可能就會誤導。

第三是專業的問題。台灣的新聞教育基本上是延伸美國的新聞教育，追求的是客觀、公正，專業能力很被強調。基本上受訪者假設記者有專業能力，能了解他的話，但台灣的問題是記者的能力，有些很好，有些不是，使得記者因判斷錯誤，很重要的話成為不重要，不重要變成很重要了。這是媒體本身可能要檢討的問題。

以天下為己任

盧惠芬：傅教授提到雜誌應根據自己立場設顧問群，您的看法如何？這與新聞本質客觀、公正有否衝突？

王力行：我們學新聞的人比較不能同意有預設立場。因為傳播媒體是一個社會公器，應該客觀、公正、超然，當然這裡頭只能做到儘量客觀。

馬以工：我相信傅教授不是預設「國民黨」、「民進黨」這種政治的立場，而是如「大自然」雜誌在創刊時就預設保育的立場，我們對贊成核電的文章絕不會刊登，不會說因為要平衡報導，就登台電的說明，這跟前面所說的「倫理」的立場不一樣。

傅佩榮：就新聞媒體來說，報老闆的立場就是預設立場，他請誰當總編輯，就是他認為可以執行立場的人；客觀是個理論，實際上，人的世界沒有真正的客觀。

盧惠芬：張先生剛提到發生問題最多的是學者成為被報導對象時，是否因為涉身其中就不能客觀公正了？或是學者原先受到的待遇就比其他被報導者好？

張茂桂：這牽涉到立場問題。例如傅教授談到思想，他就希望定於一尊，在很多運動上，學者希望他的主張用最大篇幅來報導，這才叫公平。但是從媒體來說，它可能還要談到其他的，如政治箝制，內部的自我檢查或是市場經濟的考量，不可能完全按照學者的希望。不可否認的，學者也有自我膨脹的問題。

馬凱：頭一個讓我最感興趣的是，台灣的學者受重視的現象。像這樣一個討論會的主題：「學者與記者」，在國外大概很難見到；而國外也很少見到像台灣媒體這樣把學者的觀點不斷引用介紹的，今天在台灣學者所以如此引起重視，跟中國文化中特別強調的：「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有關。在中國文化的薰陶下，學者對這個社會的關切、期許，及改造社會的責任，常超過其他群體。

另外我覺得讓學者意見在媒體表達這件事，學者是居被動而非主導的角色，因此，當學者要求媒體要以學者的觀點報導，好像要去別人的戰場當「主將」，這是把戰場弄錯了。

求明牌心態

盧惠芬：馬教授提到，在台灣學者受到重視的現象很特別，這與中國文化裡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有關，此外還有沒其他原因？如國內媒體的發展情況等。

馬凱：早期學者受重視有原因，早期政治體制比較僵化，每個人都不大敢表達自己的意見，唯有少數學者基於「以天下為己任」的襟懷，甘冒大不韙去建言，這對台灣一般人對知識分子的看法是有影響的，而這幾年來，台灣的社會環境發生複雜變化，使很多人對目前和未來的情況十分迷惘，在此之下特別希望可以得到一些明牌，因此又對學者有比較多的期許。

張茂桂：我同意馬教授所提的「求明牌」的問題。這是台灣社會在轉換的狀況下，特別在一九八○年代中，社會的變化超過文化的變化所致，媒體沒有Credibility（可信的立場），只好去尋找Professional（專家）當做明牌，這是學者受歡迎的主因。

陳浩：我今天應該付費，因為我來此「吸收」很多知識，聽到很多以前沒聽到的。

首先反省自己，坦白說，我的問題比在座各學者少很多。對我來說，從開放報禁在專欄組工作，後來到一個步調比較快的晚報工作，與學者的交往也不一樣。說真的，我很懷念開放報禁前跟學者的交往，那時報紙有很多篇幅，可以做公共議題式的、深入、長篇的議論。而現在報紙的節奏極快而且作業方式有很明顯的轉變，各大報有學者專論的很少，取而代之的是意見性的新聞，如一個記者訪問很多學者發表意見。

「超人博士」請幫忙

我常有一種罪惡感，是不是新聞界一定要abuse（濫用）學者，什麼事都找學者說，有時學術界會抱怨，學者應花比較多時間在做學問上，而不是媒體上。當然這種狀況新聞界要負責，但很多狀態是新聞界需要找第三種聲音，說公平話的人。尤其是開放報禁後，媒體受到很多批評，說新聞界不宜在報紙上做過多評論；但當要求記者不做評論時，卻發生很大問題。我常希望設計一個電腦，名叫Dr.Superman，希望他隨時在截稿五分鐘提供適合刊登的、有創意的言論，但事實上，目前在供需失調上很嚴重。

馮小龍：廣播的特性是要求快、短、量多，不斷的播出，且儘量避免記者透過聲音去表達主觀的意見。基本上，廣播——尤其是新聞專業網，對學者的依賴性是相當高的。

廣播的效性比報紙要強，往往一個點子出來，幾分鐘內希望變成新聞播出去，但是這樣就會造成一個困難，突然接到電話就告訴受訪者要接受訪問，如此是否能思考出完整的答案，能否處理周全，都會造成問題。而且因為新聞講求短，講了十分鐘只剪成一分鐘，重點取捨也會有問題。

另外在廣播來說，還牽涉到電話錄音的問題，因為廣播需要聲音，常面臨一個兩難——究竟要不要跟訪者說我們要做電話錄音？有些學者很可能一說要錄音，就說我要準備一下，或是要去寫稿，或是原本可以侃侃而談卅分鐘的，最後只剩下三分鐘了，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平光、聚光、哈哈鏡

李慶安：學者與媒體基本是「良性的、正面的」關係，這點應予以肯定。電視就好像一面鏡子呈現在學者面前，把你暴露給觀眾，而這面鏡子很可能不是「平光鏡」，而是「聚光鏡」，把你的精髓融合以後呈現出去。但它不是扭曲的鏡子，不是「哈哈鏡」，瘦變胖，胖變瘦，這面鏡子如何呈現學者的意見，媒體要負很大責任；而學者也有選擇要不要這面鏡子來呈現的權利，隨時可以拒絕。

為何媒體要找學者？為何學者在台灣媒體曝光率如此高？有幾點原因：政治運作在民主的常軌中，很多是檯面下的，執政當局不能談，媒體又不願讓反對黨單面批評的狀況下，就需學者來扮演平衡的角色。

尤其電視這種媒體一定要有人現身，若執政當局當事人不能談，就有相當大的空間需找學者出面。

徐佳士（政大新聞系教授，另行訪問）：

在台灣，意見的製造者主要是政府、政黨、政治團體、學者，這與其他國家意見市場大多只是利益、壓力團體不同。

在台灣，意見製造變成學者工作的一部分，意見市場變成他們表現的舞台。

有些報紙專門找接近自己立場的學者講話，另外不同立場的報紙則找另一批，所以我們的「明星學者」有兩邊，分散在光譜的兩邊。

台灣報紙有「學者專欄」

我們意見市場中學者比較多，可能與文化中重視讀書人有關，中國的知識分子，要立德、立功又立言。而且比較起來，在台灣其他集團如企業、宗教、農業等團體發表意見比較慎重，他們雖然有各種組織，但不像西方社會能成一個Lobby（遊說）團體，在媒體上成為一種宣傳，因此有時學者也幫他們說話。這時他代表的不是學術界，是而是其他的勢力。

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只是發言，還要從政。而我們媒體很有意思，也定期提供這樣的空間讓讀書人發言，媒體專門為學者團體開闢一個專欄。如自立早報「澄社」論壇，自由時報有個「國策中心」專欄等。換句話說，學者在媒體也有自己的園地。這有它的傳統在，早期報業史上就有學者辦報，還有一段時期，報館還出錢請學者辦刊物。如聯合報以前有中國論壇（現已改版），那批學者與聯合報老闆的意識型態不完全相像，但報紙卻支持他們辦下去。此中可能另有隱秘的目的。

對立與共生

盧惠芬：接下來想請教各位學者，雖然大家都反對有預設立場，但這卻很難，一般媒體通常還是在某種立場下去訪問某學者。不知學者們在接受訪問時抱何種態度？

張茂桂：剛才說到學者希望在自由度比較大的情況下創造自己，但媒體希望在「聚光」狀態下。基本上先有此「對立」存在，儘管大家都說雙方的關係是善意、正面的，但媒體與學者都應該認識這個問題。

我認為預設立場來自二個部分：一是報紙對政治、經濟、社會的看法。另外是來自記者對專題的興趣、偏向等。從我的立場來說，我會想知道你做這題目的主要內容是些什麼，唯有如此，我才知道在這題材中我可以被公平的對待，要不然是冒險，說得不好聽是甘於「被玩弄」。

馬凱：剛聽了兩面的心聲有些感觸。站在學者這邊大部分都是願花時間、精力，願為社會服務的，但媒體這邊我看到很明顯的「在商言商」的立場，且甚至於把學者真正的苦心，轉移到市場價值了。我想將來如果有「對立」，這才是真正的問題。如果這種「對立」持續下去，學者會對媒體產生失望，可能最後不是愛恨關係，而是不願再被利用，最後媒體只能找到它們所創造出來的「御用學者」了。

未來仍需學者建言

盧惠芬：最後一個問題：放眼未來，學者會在媒體佔何種角色？

李慶安：如果剛剛講的那些檯面下的運作等原因愈來愈少，學者的曝光也就會愈來愈少。如在美國，國務院、白宮有與新聞界溝通的各種層次的管道，而且明白地說那些是off record,off-off record的，官方與媒體溝通的管道非常好，在這種情況下，媒體就比較不會求教學者。

再來就是媒體如果能直接找當事人，當事人也願發表，請教學者的現象也會減少。

馬凱：如果將來這個社會都走向正軌，不再有這麼多抗爭、混亂，難以理解的現象，然後政府的能力不斷提昇，政府施政能更上軌道，經濟也運作順利，同時學者也放棄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那時「記者與學者」的關係就能跟西方社會一樣了，但這些條件我覺得不是短期可以達到。

張茂桂：這個社會正走向比較多元化的過程，學者可以變成很多聲音中的一個，當然還是會有，因為這社會需要新文化的創造，新符號、新知識的產生，但相對的重要性會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