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電影走出去
談起台灣新電影參加國際電影活動或影展的緣起,一定要提法國「電影筆記」雜誌的記者阿薩亞斯,這位最早發掘港台電影新風貌的法國友人,一九八四年來台看到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當下引介影片去參加「南特影展」,侯孝賢連著二年在南特得到首獎。而將《風櫃來的人》推薦給阿薩亞斯的正是焦雄屏。
一九八七年義大利貝沙洛影展,舉行台灣電影回顧展,新電影時期的創作者組了一個龐大代表團,包括導演侯孝賢、萬仁、柯一正、陳坤厚,製片人徐立功、編劇朱天文在內,此行認識了不少影展、活動的主席、企劃人。就是這樣慢慢從實務經驗累積,讓焦雄屏了解到一定要將影片、創作者帶出國,認識國外影展的負責人,熟悉後建立起信任。
兩年後,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拿下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的金獅獎。於是,從法國、義大利開始,在倫敦、盧卡諾、鹿特丹、柏林等歐洲影展,都有台灣電影參展或得獎的紀錄。
焦雄屏也是許多導演到國外的最佳翻譯,因為她熟知一般外國人看台灣電影的理解距離和限制。她又能幫電影設計出最佳的宣傳資料,譬如萬仁的《超級大國民》,就把重點放在解釋「二條一」這個手勢上;吳念真的《多桑》參加東京影展的文宣,把台灣上一代的「戀日情結」、礦坑文化、社會變遷,做了深入介紹,使得這部吳念真對父親的懷念之作,在歷史的洪流中找到了力量。
一九九三年,焦雄屏接下新聞局「電影年」計畫,策劃影片「向外推廣、向下扎根」培訓電影人才的全方位電影活動。次年,以電影年的規劃為基礎,成立了「台灣電影中心」,持續與影展保持聯繫、引介台灣電影,為參展影片進行宣傳包裝,協助國際賣片等。
雖然台灣電影自一九九○年代逐漸在國際影壇嶄露頭角,但當時本土電影的年產量已經下滑。片商投資意願低落、依賴國片輔導金硬撐、導演過度沈溺於自我意念及藝術呈現等原因,都透露出台灣電影走入死胡同的訊息。更令人沮喪的是,除了《悲情城市》和《喜宴》這兩部得獎片,受到國內觀眾青睞,多數參展片在本地市場的反應普遍不佳,影展片也被譏為「票房毒藥」。片商公會甚至發函給世界各大影展抵制焦雄屏,說她太過專斷,請影展不要再相信她。

一九八九年台灣電影揚名義大利,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拿下威尼斯影展最高榮銜金獅獎,圖為導演與工作人員。(焦雄屏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