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電影超級推銷員──焦雄屏

坎城影展的大道上，短短一段路，焦雄屏硬是走了一個鐘頭。一路上迎面走過，停下來和她招呼的人，都是國際影展的重量級人士，如舊金山影展主席、鹿特丹影展主席、南特影展與都靈影展等相關人士。「從這群主席跟焦雄屏寒暄的態度裡，可以看出過去十年間，她的電影外交成績，」曾在坎城影展上見識過焦雄屏人脈充沛的影評人王志成說。

聯合報記者麥若愚說，五十一屆柏林影展好像是為華語電影舉辦的，上台領獎的王小帥、李濱、崔林、李心潔、張震（代林正盛頒獎）五位得獎人，都要感謝製片人焦雄屏、徐小明，同一個人被感謝五次，在國際影展頒獎典禮上非常罕見。

「一天到晚跑影展，很熟悉它的規則，非常清楚要包裝什麼主題，」坐在四周牆上掛滿大型電影海報的木柵辦公室內，焦雄屏說，《愛你愛我》的文宣資料先解釋什麼是檳榔，對台灣勞動階層的影響；而由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大陸新一代導演王小帥執導的《十七歲的單車》，則說明單車在開放前後中國大陸的象徵意義，有了這樣的背景，外國人看片時就能產生興趣，捉住神韻。

去柏林之前，焦雄屏就信心滿滿一定會得獎，還提醒媒體注意。「其實影展是個小家庭，這次的幾位評審如中國評審謝飛，西班牙、日本評審都是認識很久的朋友，到了會場看沒有人躲我，再打聽一下有沒有勁敵，就很篤定了，」她說，難得的是同一家製片公司的兩部電影都入圍競賽，得到大獎。

一九九三年，法國南特影展舉辦台灣電影回顧展，焦雄屏與演員高捷、鈕承澤、導演陳國富合影。（焦雄屏提供）

兩岸三地「區塊」合作

《愛你愛我》、《十七歲的單車》是焦雄屏一舉策劃六部影片，結合兩岸三地導演創作的「三城記」系列，總預算超過一億兩千萬台幣。焦雄屏表示，「三城記」系列採「預賣」歐洲版權的方式，引進法國十大片商之一、發行過華裔導演王穎的《煙》、蘇俄影片《烈日灼身》的「金字塔製片公司」資金。

至於如何找到法國資金？焦雄屏解釋，「全世界最看重華語電影的國家就是法國，」《海上花》在巴黎放映時有數十萬人次來觀影、《一一》有三十五萬人次（一張票以台幣二百元計算就是七千萬），《花樣年華》有六十萬人次，《臥虎藏龍》更高達一百六十萬人次。跨國合作已是歐洲製片的趨勢，很多歐洲影片字幕出現時，都是一串各國製片公司名稱。

除了開拓國外資源，尋找生機外，「三城記」系列也是因應世紀轉換，華語電影世代交替的新概念。

「台灣電影不能以本土為考量，不論行銷、籌資、拍攝方式都要跨華語區才能生存，」焦雄屏說，台灣走向資本全球化、大陸由極權轉向資本化，百年殖民地香港第一次回到中國懷抱，電影界一定要誕生新的作品反映百年的巨變，於是就以台北、北京、香港三個城市為代表，描繪華語社會二十一世紀的新挑戰。

此外，在電影拍攝美學上也希望有所突破，「三城記」網羅了新一代創作者，兩位大陸導演（王小帥、賈樟柯）、一位香港導演（余力為）、三位台灣導演（林正盛、易智言、徐小明），共同述說年輕人的故事。

自離開校門從來沒離開電影的焦雄屏，二十多年來不停變換各種身分，深耕影壇。最早靠著一隻筆，成為新電影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影評人之一。

牆上掛滿英文版的台灣電影海報，焦雄屏和她的工作團隊以最佳包裝將台灣電影推上國際影展。（林格立攝）

新電影戰將

一九五三年出生的焦雄屏，大學念的是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後到美國進修，念了一學期新聞後，就覺得枯燥乏味，轉進電影領域，搖身成為終日埋首於夢工廠的電影人。後來她繼續攻讀博士班，但學業還沒完成，就被國內媒體召喚，一九八一年回國，投身台灣電影史變動最巨的一頁。

當時，焦雄屏在聯合報主持的「電影廣場」和中國時報的「一部電影大家看」兩個專欄，邀請黃建業、陳國富等新一代影評人加入評論行列，由於文字鋒銳犀利，爆發了一場「影評、業界對抗戰」。焦雄屏直言批評別人的電影，別人也批評她，說她「太主觀，不乏情緒用事；太強烈，不顧他人死活；太洋派，不管台灣民情；太理論，不切群眾實際。」

儘管評價兩極，焦雄屏仍一躍成為當時最具份量的影評人。

曾任國家電影資料館館長，也是新電影影評大將的黃建業回憶說，當時國內電影青黃不接，社會寫實、女性復仇的影片充斥，其實就是色情暴力，「焦雄屏的電影研究訓練紮實，文字不含蓄、不留情，而國內以往從沒見過這麼尖銳的影評，還集結六個人力量，很快就樹立影評的公信力」。 黃建業笑說，「我們推薦的電影，觀眾不一定會看，但被評為爛片的，觀眾一定不看。」爾後業界開始對報社施壓，威脅要抽掉電影廣告，報社希望他們調整影評方向，只評論喜歡的電影，他們認為有違評論原則而自動喊停。

寫影評之餘，焦雄屏還參與電影《殺夫》的拍攝工作、跨刀擔任香港導演關錦鵬執導的《阮玲玉》編劇，並撰寫、翻譯電影相關著作。她也積極籌辦年度電影獎、電影展，將台灣電影推向各大影展，引進國外藝術電影和大陸電影。

一九八九年台灣電影揚名義大利，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拿下威尼斯影展最高榮銜金獅獎，圖為導演與工作人員。（焦雄屏提供）

帶電影走出去

談起台灣新電影參加國際電影活動或影展的緣起，一定要提法國「電影筆記」雜誌的記者阿薩亞斯，這位最早發掘港台電影新風貌的法國友人，一九八四年來台看到侯孝賢的《風櫃來的人》，當下引介影片去參加「南特影展」，侯孝賢連著二年在南特得到首獎。而將《風櫃來的人》推薦給阿薩亞斯的正是焦雄屏。

一九八七年義大利貝沙洛影展，舉行台灣電影回顧展，新電影時期的創作者組了一個龐大代表團，包括導演侯孝賢、萬仁、柯一正、陳坤厚，製片人徐立功、編劇朱天文在內，此行認識了不少影展、活動的主席、企劃人。就是這樣慢慢從實務經驗累積，讓焦雄屏了解到一定要將影片、創作者帶出國，認識國外影展的負責人，熟悉後建立起信任。

兩年後，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拿下威尼斯影展最高榮譽的金獅獎。於是，從法國、義大利開始，在倫敦、盧卡諾、鹿特丹、柏林等歐洲影展，都有台灣電影參展或得獎的紀錄。

焦雄屏也是許多導演到國外的最佳翻譯，因為她熟知一般外國人看台灣電影的理解距離和限制。她又能幫電影設計出最佳的宣傳資料，譬如萬仁的《超級大國民》，就把重點放在解釋「二條一」這個手勢上；吳念真的《多桑》參加東京影展的文宣，把台灣上一代的「戀日情結」、礦坑文化、社會變遷，做了深入介紹，使得這部吳念真對父親的懷念之作，在歷史的洪流中找到了力量。

一九九三年，焦雄屏接下新聞局「電影年」計畫，策劃影片「向外推廣、向下扎根」培訓電影人才的全方位電影活動。次年，以電影年的規劃為基礎，成立了「台灣電影中心」，持續與影展保持聯繫、引介台灣電影，為參展影片進行宣傳包裝，協助國際賣片等。

雖然台灣電影自一九九○年代逐漸在國際影壇嶄露頭角，但當時本土電影的年產量已經下滑。片商投資意願低落、依賴國片輔導金硬撐、導演過度沈溺於自我意念及藝術呈現等原因，都透露出台灣電影走入死胡同的訊息。更令人沮喪的是，除了《悲情城市》和《喜宴》這兩部得獎片，受到國內觀眾青睞，多數參展片在本地市場的反應普遍不佳，影展片也被譏為「票房毒藥」。片商公會甚至發函給世界各大影展抵制焦雄屏，說她太過專斷，請影展不要再相信她。

一九九三年，法國南特影展舉辦台灣電影回顧展，焦雄屏與演員高捷、鈕承澤、導演陳國富合影。（焦雄屏提供）

下海「從影」

包括觀眾在內的許多人都認為，台灣電影已死，焦雄屏卻在此時毅然投入製片，憑著她的理想與專業人脈，企圖為台灣電影打開新局。

一九九六年，焦雄屏成立「吉光電影公司」，跨進製片領域。九七年製作四部超十六釐米紀錄片，包括關錦鵬的《念你如昔》、許鞍華的《去日苦多》、徐小明的《望鄉》和阿薩亞斯的《侯孝賢畫像》。

焦雄屏說，投身製作是希望為台灣電影的僵局打開新路，台灣電影市場太小，成本低，得在技術、拍攝手法、資金籌措和發行上想辦法。企畫這幾部紀錄片時，她和徐小明導演研究討論，發現歐洲獨立製片都用超十六釐米拍片，完成後再放大，大約可以節省一半成本。由於劇情片還沒把握，所以先拍紀錄片。

另外是資金開發，在多數創作者仰賴國片輔導金才能拍片下，焦雄屏試圖尋找新資金，於是她說服中視董事長鄭淑敏、總經理江奉琪兩人，以參加國際影展和賣片回收資本，獲得拍片支持。

「我比別人有利基的地方是，本來就認識評論界的人脈，因為辦影展而認識影展主席，做電影溝通行銷，逐漸認識片商、發行商，電影界少有人能橫跨影評、影展、發行三界，因此資源也比別人多，」她說。

除了資金、發行外，在創意上她又會給導演什麼意見？

「我以製片人的身份要求許鞍華和關錦鵬用香港人的身份，從個人角度去拍九七。他們兩人的成長經歷，很能反映香港人的經驗。在談到香港左翼放炸彈的年代時，許鞍華剪進去的畫面卻是蕭芳芳跳阿哥哥，很多幽默的東西。」她說，《愛你愛我》檳榔西施的題材則是她的想法，再和導演、工作人員討論，逐步成形。

藝術、市場難兩全？

有些人認為，優秀的導演人才是台灣電影的長處，焦雄屏卻搖搖頭。常在國際影展上穿梭的她說，每次台灣電影獲得讚譽，接下來總有賣不出去的尷尬，片商、經紀人會說，「如果台灣電影還是這麼悲苦，下次我們不看了。」她說，台灣電影雖然建立起國際名聲，走上藝術化，卻也因此造成欣賞障礙，票房上很難打開，侯孝賢的作品至今仍無法賣到美國。

「台灣導演一定要考慮市場性，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這麼強調導演意志，而電影又是集體創作，不可能所有條件都處於理想的狀況，台灣導演過於嬌嫩，大陸環境不比我們強，還不是咬著牙作，」她說，更令人憂心的是，從編劇到導演，上一代到下一代的技術人才斷層，人才的培訓差大陸一大截。因此在許多官方場合，她就不時建議在師資完整的藝術學院成立電影系。

即使對台灣電影現況不抱樂觀，但焦雄屏很能從工作中找到樂趣。她認為，影展有一半是公關、節慶，又能看到全世界最好的電影；製片也有創作部分，找故事、參與剪接、混音。 目前她並積極策劃明年四部新片，而且將和美國製片公司合作。

「她的影響力是無形的，尤其尋找國外資金最強，這次又嘗試以六部電影為包裝，走一條全新的路，」導演林正盛語重心長的說，電影界太低迷了，電影人何不一笑泯恩仇，祝福自己，一定會有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