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來已經十年了，其間我寫了一本書，寫書的目的當然不是為了稿費，而是對我的家屬子女、派我出去的組織國家，以及人民有個交代。
為了一個理想
我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大時代作個見證人。坐牢不是你的事，也不只是我的事，你我都是大時代漩渦中的一份子。身為中國人，過去不管你是什麼黨、什麼派，我們都是為了中華民族、為自己理想、抱負，想做一點事。
當時年紀輕輕，為的是什麼呢？不就是為了一個理想！
在毛澤東、四人幫時代，我在大陸的親戚都受我一人牽連。當年我隨政府來台灣時在福建的妹妹才八歲，她認識我什麼？共產黨查到她有個哥哥在台灣以後，從此她幹部不能當，書也不能念了。
一九五六年我奉組織之命，到大陸架設廣播天線，不久就被捕了。先被關在黑牢（禁閉室）中八年，不准我看書、看報，也不准和人講話，讓我自己在小房間裡「反省」。到後來我在牢房裡就故意唱反動歌，反正我就是求死。他們一次警告、二次警告，就給我戴手銬、腳銬，鍊在牆上。
我從來沒有自殺過，他們一直明白告訴我，你是要槍斃的。最難挨的日子就是在公安廳檢查結束、提出公訴時，每次過年過節，共產黨一定會捉兩、三個人去槍斃，殺雞給猴看，到晚上我只要一聽到大門開鎖聲，就會爬起來，非常自然把衣服穿上，這種精神壓力非常大。
準備求死
他們非常清楚我的身分，之所以不立刻執刑，因為他們知道背後有一大批人還沒「交代」。從頭到尾我都說只有我一人，在這八年中，他們用死亡威脅各種壓力要我把名單交出來。
我自己早就準備犧牲，但是我一定要保護組織，不管怎麼說，我是國民黨員，所以我一定要忠於黨。反正我都已經要求槍斃了，再了不起也就這麼了。
後來下放到青海，勞動壓力非常大，不完成任務不行。更大的壓力是思想鬥爭、互相舉發。我在那廿多年，沒有出賣一位難友，不管誰對我說了什麼，從來不會向幹部報告。在青海的難友就非常佩服我這點，勞動上我可以賣命；但是要我出賣難友、寫匯報給共黨幹部，我絕對不幹！
而這種要你檢舉揭發的壓力非常大，不檢舉、不揭發，你就是站在反改造、反革命的立場。
幸好我會繪圖、測量、計算，他們非用我不可，要我做統計，每天都會有幹部找我做事。諷刺的是，和領導幹部接觸多，誰敢對我說反動話？
有一陣子我患了胃潰瘍，住在療養隊無法勞動，他們就讓我去埋死人屍體。勞改犯勞動重，吃不飽，到外頭看見生麥子，把糠搓掉就吞下去，逮住機會就吃，野菜加鹽巴，收豌豆就吃豌豆，很多人就因此漲死、撐死了。
有人一死，自己的一床被當作棺材一捲，就運出去埋了。我在埋屍體以後，就向醫生建議，一堆堆屍體連牌子都沒有，將來沒得查。當地有個磚窖廠，我建議用兩塊磚，一塊磚滾在棉被裡頭，一塊放外面，用黑墨汁寫下名字、什麼地方人。
戈壁灘埋死人
那一望無際稱為「戈壁灘」的土堆就在勞改農場的西邊，埋屍體大多是在太陽下山後或一大清早，每次拉板車大概要走一個多小時，所以「戈壁灘」就變成死亡代名詞。
能夠去埋死人的都是住在療養隊的人，雖然有病，但是吃得飽。倒不是他們讓你吃飽，而是可以拿病人吃不下的飯來吃，每個人分到二個豌豆饃就是二個，病人不吃，我就拿來吃，吃得飽才有力氣拉死人去埋。
支持我撐下去的力量就是一個信念——「我沒有做錯事」。到青海德令哈農場時，我感覺非常絕望，因為青海監獄是不接受死刑犯的，只接受無期徒刑之類的重刑犯，到那邊坐牢不管多少年，都是遙遙無期，送你到這兒來，等於是讓你自生自滅。
在勞改場，他們從來沒打過我，但是整過我。怎麼整法呢？晚上提出去審訊，到早上才放回來，不讓我睡覺。天亮回來，又要你參加學習，讓你精神錯亂，連續這麼整一個月。
在大陸，如果被打成「右派」，還可以平反、出國；像我這種「特字號」是他們所謂的「核心分子」，待遇最低，人家檢舉一句話，一定追到底。說個笑話給你聽，不管我被送到什麼地方，從廣東調到西寧，我都在第一中隊第一分隊第一小組，永遠把你放在最重要、最應該受嚴格監視的「第一」個位置。
站出來為難友說話
作為一個中國人經歷了這些，還能說什麼呢？那天海基會邀我去演講，我就告訴他們：跟我在青海勞改隊一起有個吳姓難友，我們一起被放出來，我在福建的妹妹立刻接我回老家，但是他沒人接應，不得不留在就業隊，一直到去年年底才回到台灣，本來他有個未婚妻，現在早已成了別人的太太，孑然一身、孤獨一個，亟需要救濟。
當初參加組織為的是什麼？現在又爭什麼呢？我自己無所求，但是要為難友做，因為還有很多難友還在受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