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一條自己的路──楊德昌電影人生的《一一》告白

為了嘉獎台灣電影在坎城影展大放光彩的表現，新聞局在六月上旬舉辦了一場頒獎茶會。地點在台北賓館，當天戒備森嚴，因為陳水扁總統也來到茶會恭賀，感謝為台灣爭光的電影人。他表示，自己在台北市長任內就非常關心國片，曾推出蚊子電影院、台北電影節等活動，他也呼籲國人支持國片。不過，他也認為，國片得不到觀眾的青睞，「問題出在不夠生活化。」

被閃光燈包圍的楊德昌上台領獎後說了不少話，他說，從來沒想到能獲得這麼多關心，除了受寵若驚之外，更希望《一一》的男主角吳念真能夠一起來共享榮耀。

楊德昌話鋒一轉，無限感慨的說道，「現在是從事電影以來個人的新高點，心理卻很難過，因為也是台灣電影的最低點，電影工作者拚到頭髮都白了。希望投入電影圈的年輕人，別被台灣的環境抹煞了熱情。」

一九八三年，楊德昌完成了著重女性自覺的第二部劇情片《海灘的一天》，圖為《海灘的一天》的女主角張艾嘉。（中影、龍祥電影公司提供）

個人的高點，環境的低點

回應總統所說國片「不夠生活化」的評論，應邀前來的貴賓侯孝賢導演說，「電影生活化不是要迎合觀眾，而是要提升觀眾。」他認為，台灣電影的製造業和發行業在做法跟觀念上都有落差，而本土市場太小，無法提供研發的成本，造成台灣沒有電影工業，所以大家只能單打獨鬥。

「我都把攝影機推到家庭裡去拍攝了，怎麼說不夠生活化，」楊德昌語氣平靜地說，台灣電影創作者已經盡全力拍片了，好產品賣不出去，是電影發行出問題。

《一一》尚未在國內作商業放映，不過，楊德昌母校──新竹交通大學的師生在畢業典禮前夕，有幸能先目睹他的新作。選在交大首映，對楊德昌來說別具意義，他說：「一來是我的母校，再來，你沒想到，這裡的放映設備及音響是一流的，我在台北都難找到這麼好的設備。」這天，楊德昌的好友、喜愛電影的觀眾和媒體記者，也紛紛從台北、台中等地趕來，欣賞這部為楊德昌奪下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的作品。

楊德昌似乎還惦記著陳總統所說「國片不夠生活化」的評論，在對滿場觀眾簡短的開場白，他說，「有人覺得台灣電影和生活脫節，大家看完這部電影應該不會有這樣的感覺。」

一九八六年，楊德昌完成探討危機四伏的都會文化作品《恐怖份子》，該片得到金馬獎最佳影片，評論者多認為他「成就了獨特的現代主義風格」。（中影、嘉禾電影公司提供）

塗鴉的童年

《一一》敘述台北都會一個典型中產階級家庭老中青三代的生活遭遇，由集小說家、編劇、導演、廣告明星於一身的吳念真擔當男主角，他飾演的高科技公司總經理，因公司面臨轉型，正為事業愁煩，他那年歲已高的岳母因中風陷入昏迷後，太太也因親人病困無助，深感無力。正值青春期、就讀明星高中的大女兒苦惱於感情的飄浮不定，七歲的小兒子則用自己的方式探索他還不熟悉的世界。

在長達二小時五十多分鐘的放映中，每當片中的小童星出現，他那天真又洞悉世事的表現，總讓現場笑聲連連。吳念真出任鬱鬱不樂的科技公司總經理，也很能得到觀眾共鳴，他自然傳神的演出，被楊德昌稱為「天才型的演員」。映演完後，許多觀眾圍著楊德昌要求簽名，不少人也對他表示，「非常好看」，並詢問電影中的種種情節安排。

一般人常喜歡從電影角色中捕捉導演的影子，和《一一》劇中男主角類似的是，楊德昌也是高科技背景出身。他自交通大學控制工程系畢業後，就赴美留學，並當過七年工程師。令人好奇的是，為什麼他會從前途一片看好的科技業，投入電影創作？

這就得從他的成長過程說起。成長於物質貧乏的民國四十年代，楊德昌從小就喜歡胡思亂想，隨手塗鴉，只要家中搆得到的牆都被他畫滿。稍大後，和同學到電影院看完電影，可以立刻用畫筆重新呈現電影情節。當時生活條件差，他說，只有依賴想像力，才能讓世界變得豐富。要滿足幻想，就要自己動手，因為買不起漫畫，他就自己畫，從小就會自己編故事，在課堂上畫一張、傳一張給同學看，不少同學每天都等著看他的漫畫。

雖然初高中念的是台北第一學府建國中學，但他功課不太好，他還記得高三畢業時，全班五十三人，他四十五名畢業。

《恐怖份子》由香港女明星繆騫人飾演一位陷於寫作困境的作家，因一通無名的電話，讓她懷疑先生感情出軌而釀成家庭巨波的故事。（中影、嘉禾電影公司提供）

從電機、電腦到電影

五月底，楊德昌應交大邀請回母校演講，也談到這段「轉行」的心路歷程。

對著台下的學弟妹，楊德昌說，因為高中功課不好、只會畫畫，大學聯考時他只填了東海大學和成功大學建築系，但老師要求他多填幾個系。「想不到考得太好了，誤打誤撞進了交大，」楊德昌笑說。但是進入交大，卻讓他感覺壓力非常大，「大一念得痛不欲生，功課不好就沒興趣，大二還在想要不要重考？」

突然有一天靈光乍現，想想「別人可以做得到，我為什麼做不到？以後就不再想自己適不適合，態度轉變成既然念了就好好念下去。」一念之差，他開始努力，功課也變得不錯。

交大畢業後，他到美國佛羅里達大學繼續念研究所，跟著一位交大學長做研究、寫論文，他的論文是關於中文電腦輸入法的研究，在當時幾乎沒有參考資料。這個經驗給他很大啟發，學會如何利用有限資源，完成一件事。

雖然學長希望他繼續念博士，楊德昌卻選擇到洛杉磯念電影。不過，電影學院的訓練卻讓他非常失望，「最無法習慣的是，念工科的講求證據，但學人文的人都用嘴巴講，各有各的一套。我只有一個結論：我沒有才華，」他說，只念了一學期，就退學。

為了謀生，他到西雅圖「找了一個母親說的正當職業」，當起電腦工程師。雖然生活無虞，但是到了三十歲他卻覺得很徬徨、沮喪，不知道該追尋什麼。一個偶然的機會，看到德國電影新浪潮導演荷索的作品《天譴》，讓楊德昌十分震撼，「原來電影可以不必像好萊塢那樣拍，可以憑著一個人意念，在很惡劣的情況下，還能拍出生動的電影，也許我還是有機會的，」他想。

接連三部以現代都會人際關係為主題的作品後，楊德昌將鏡頭拉回民國五十年代的台灣，完成了涉及幫派、省籍、美日文化消長的大結構作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中影、楊德昌提供）

台灣新電影的生力軍

在美國十一年，三十三歲時，楊德昌的生命有了重大轉變。一位朋友要拍電影，找他幫忙編劇，於是楊德昌請假回台灣，想不到就此留了下來。

一九八一年，楊德昌回國的這一年，台灣電影正醞釀著某些改變，功夫電影和瓊瑤愛情電影正在退燒。這時，香港電影新浪潮由電視打到電影圈的模式刺激了台灣，演而優則導的張艾嘉以個人影響力在台視推出《十一個女人》電視劇場，以培養創作新血，楊德昌也應邀執導了其中一集。

栽培新人的風氣也影響到電影界龍頭——中央電影公司，當時總經理明驥在小野、吳念真等人的敦促下，放手讓楊德昌、柯一正、陶德辰、張毅四位新導演合導一部《光陰的故事》，楊德昌執導的「指望」一段，備受影壇矚目。

「他的下兩部電影《海灘的一天》和《青梅竹馬》，都創下了台灣影壇的某些記錄：《海灘的一天》堅持用二小時四十分長的放映版本，《青梅竹馬》四天匆匆下片。」影評人焦雄屏當時曾為文指出，為了楊德昌拍《青梅竹馬》，侯孝賢慨然押房子投資，並出任男主角，結果落到戲院四天下片，血本無歸。

「楊德昌下一部電影《恐怖份子》卻扳回了所有的劣勢，」焦雄屏說，他那精確自覺的美學態度，反省台北這個大都市的社會及人際關係，有如外科手術般冰冷而仔細地為都市文化診療，贏得了影評界的敬重，拿下一九八六年金馬獎最佳影片，不但票房突破千萬台幣大關，更在瑞士盧卡諾影展勇奪「銀豹獎」。

《恐怖份子》之後，一向以冷靜的電影語言觀照當代社會的楊德昌，把鏡頭的時空座標停留在民國四十九年，台北市牯嶺街發生一起駭人的少年情殺事件，一名十四歲男孩持刀殺死一名十四歲的少女。費時三年完成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就是以這個社會事件為本，佐以他自己對五、六十時年代的記憶和經驗拍攝而成。

這部電影在當時引起相當討論，楊德昌記述了一個錯亂的歷史時空，不同省籍、背景的人士，隨國民政府來到東方小島。十年過去，他們的下一代在此出生、成長，恐共心理尚未退潮的歇斯底里情緒，省籍的歧見，日本文化的消退，美國文化的增強，使一九六○年代的台灣成為一個奇異的時空。這部大結構的作品和侯孝賢描述二二八事件的《悲情城市》一樣，成為了解台灣現代史的代表作。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是一齣發生在民國五十年代台北的真實社會事件，一名十四歲少年持刀殺死了一名十四歲少女，長達四小時的影片也反映了導演童年時代的記憶。（中影、楊德昌提供）

影像非常台北

以影像論導演風格，出道近二十年，至今完成八部劇情片的楊德昌，作品大多描準都會生活，可以說是「非常台北」的導演。

楊德昌表示，之所以選擇拍攝台北，因為在台北拍片，符合經濟效益，成本較低，也因為這是他最了解的地方。「做任何事我都很務實，在台灣所以拍出這樣的電影，因為台灣環境提供的工具、條件是這樣，我們只是拿來做最好的利用，」他說。

分析楊德昌的作品，影評人黃建業說，「他對社會角度的切入確實鋒芒畢露，從《海灘的一天》到《青梅竹馬》，我們看到台灣的經濟面貌，原來台灣社會是這樣走過來的。到《獨立時代》、《麻將》，他諷刺的刀鋒更利。」

有國外影評認為，楊德昌後期的作品很有美國導演伍迪艾倫的味道，兩人對都市現代人的孤寂、無力、背叛、欺瞞、暴力和潛在的恐怖都詳細揣摩。

但黃建業認為，兩人處理都會問題的態度仍有差異。「艾倫有著非常曼哈頓的世故，總從能嬉笑怒罵中超越，透過電影試圖解脫人生的種種不可能性和限制。但楊德昌的電影並沒有尋找出路，反而讓人更清楚面對台灣本身不可解決的事實，這些弊病就殘酷地裸露在你面前，你能不能和他一樣懷恨？何況對這種恨意，他又有著非常嚴厲的道德性批判，」他說。

從小喜歡看漫畫、畫漫畫的楊德昌，常以漫畫為影片中人物做造型素描。圖為他為《獨立時代》人物所繪的漫畫造型。（楊德昌提供）

電影界的瑜亮

楊德昌的電影語言、在台灣電影界的地位，也常被拿來和侯孝賢相提並論。

民國七十年代初，一群年輕導演投入台灣電影圈，他們勇於突破國內拍片傳統，在國內掀起一陣新電影浪潮，經過掏洗沈澱，最後以最能掌握本土影像的侯孝賢和擅長以冷調處理城市中產階級的楊德昌脫穎而出。

「侯孝賢重視整體，對人性有很濃厚的同情心，楊德昌並不完全同情筆下的角色，甚至有恨世的意味。尤其後期的作品中，他挖掘社會如何摧殘人性本質、糟蹋年輕生命，對生命純潔的消逝，是他作品中不斷哀悼的重點，」黃建業說，兩人的個性取向明顯不同，可以說是「一軟一冷，一感性一知性」。

楊德昌科學分析的訓練也反映在片場的工作態度上。和侯孝賢、楊德昌都有合作經驗的錄音師杜篤之比較，侯孝賢比較自由，常讓演員自由發揮，再捕捉即興的表情；楊德昌非常有邏輯、講求結構，演員走位非常精確，他會要求演員說那句話時要走到那個位置。

但論及兩人在影壇的地位，楊德昌的導演生涯似乎有段時間陷入低潮。

「當楊德昌以《恐怖份子》奪得金馬獎最佳影片，曾與侯孝賢並稱一時瑜亮。然而曾幾何時，侯孝賢以《悲情城市》、《戲夢人生》先後在威尼斯和坎城影展奏捷，後起之秀蔡明亮也接連拿下金獅、銀熊獎，反倒是楊德昌這位台灣新電影的第一代翹楚，似乎遲滯不前，」影評人李福鐘在報上為文指出。

《獨立時代》入圍坎城影展卻未得獎，《麻將》在台灣上片，票房也不如預期。在坎城接受其他媒體採訪時，楊德昌表示，《獨立時代》談現代人的互不信任，《麻將》談青少年欺世蒙騙的問題，都很寫實，可能就是太寫實了，和觀眾的溝通有了落差。《麻將》之後有一段時間停止創作，他坦承那是思索期，尋找適合自己的拍片方向。

爾後，日本的「波麗佳音」集團邀他、香港導演關錦鵬和日本導演岩井俊二，分別拍攝三部以亞洲現況為背景的電影，楊德昌才把放在心中十多年的《一一》具體化。

一九九四年，楊德昌完成尖銳、咄咄逼人，節奏快速的活力喜劇《獨立時代》。圖為導演在中正紀念堂的拍片情形。（張良綱攝）

打破科技和人文界線

學科技的楊德昌，長久以來一直在思考為什麼科技和人文的隔閡如此深，進入網路時代後，他也很關心網路對電影創作和發行可能造成的影響。

在交大演講時他說，他到坎城參展時，國外記者問他，今年參展的華語電影都超過兩個半小時，「東方人怎麼搞的，看電影都不用上廁所！」

他回答說，「當然不是，現代人在電影院看電影的機會已經越來越少了，錄影帶、光碟出來後，觀眾看電影不再受戲院的時間限制。」

「到了網路時代，電影長度哪裡是問題，五分鐘是個故事，五十天也可以是個故事，甚至可以加入數個平行故事，一起發展，」楊德昌說。但是過去科技留下來的經營方法已經過時了，如果我們再沿用過去的發行方式，在網路時代一定會被淘汰。

從坎城回來後，楊德昌舉行了網路記者會，他也將架設《一一》的專屬網站，把劇本、分鏡、插畫等電影相關資訊，放入網站內，和網友分享。

不少人看到這個片名都感到好奇，有沒有什麼特殊意思？

楊德昌說，人過中年、腳步慢了，現在只想以簡單的態度來拍一部明瞭的電影，所以就取了一個最簡單的片名《一一》。「一一就是開始，翻開字典的第一頁，就是一嘛，一一也有一一講述的意思，」他說。

相隔四年，沈澱許久的楊德昌因為《一一》將他的導演生涯推向高峰，這個高峰也是他的人生新起點。

楊德昌自法國坎城回國後，台北市政府為他舉辦慶功晚會，他一一邀請《一一》的演員、工作人員上台，接受大家祝賀。左起為文化局長龍應台、台北市長馬英九和女主角李凱利等人。（薛繼光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