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繼光)
九○年代台灣,一場「教材革命」正悄悄在各小學進行著。

「說說看,你怎樣知道的?」如今的數學科課本,希望回到學科的本質,從「數學與我」教起。(薛繼光)
經過了「三十年」統一教材的年代,五彩繽紛、內容多樣的各式教科書,有國立編譯館編的,有民間各出版商編的,在不同學子手中翻閱。

國語科課本希望從多樣、不同程度的選材中,適應孩子個別的差異。(張良綱攝)(張良綱攝)
教科書開放先從國小低年級開始實施,如今已經一年。對初嘗學校教育新鮮滋味的小孩、擺脫傳統教材的老師、學校行政人員,或是家長來說,這都帶有開創性。教科書多元化的內涵是什麼?它又帶來什麼影響?
書本的第一頁是一片森林,兩個孩子躺臥在青草地上,斗大的標題寫著:「數學與我。」
再翻開來是一則漫畫。
(1)一個原始人在趕羊(2)他扳著手指頭數羊,說「羊都在嗎?」(3)他的腦海中想起羊的不同特徵:例如獨角、爛眼等(4)獨角的羊不見了(5)好多年之後,有一天,原始人去看羊,他說,「啊,怎麼少了一隻羊?」

(薛繼光)
這則漫畫最後總結問孩子一個問題:「這麼多羊,他怎麼知道少了一隻?」教科書新世代來臨!
這可不是課外讀物,這是今年國小數學科的教本之一。去年開始,台灣地區兩千多所學校、三十餘萬名國小一年級的孩童,已經開始有著前所未有的「教科書革命」,他們所讀的課本不是統一教材,而是來自國立編譯館和坊間十餘家出版商所編的「審定本」教科書。
教科書開放已研議甚久,解嚴後,就是立法委員質詢的重要話題,從七十八年國中藝能科的開放,到去年國小所有科目的開放,總共走了七年,往後還將陸續開放國、高中教科書。
這項教育改革的大工程,由國小打頭陣,去年是頭一年,受到各方矚目,不在話下。
以台北市來說,民間出版商競相搶奪三萬名學生的市場,甚至訂出比國立編譯館還低的價格,使得國立編譯館的「國編本」,在首善之都銷售量普遍不佳。其他縣市則相反,在許多學校國編本仍有許多愛用者,總計去年全台灣地區「國編本」的佔有率,高達六成。
教科書編訂所依據的重要準則是「課程標準」。民國七十八年,教育部動工修改已十四年未動的國小「課程標準」,在八十二年公布、八十五年實施,如今開放的國小教科書,所據以編書的準則,即按照此課程標準。現國小課程分為:國語、數學、自然、社會、道德與健康五科,課本自一年級各科逐步開放,本學年各出版商已編完二年級各科。

(薛繼光)
一個嶄新的教科書世代,果真已經來臨?相較於以往,從編輯理念到教學內容,如今國小教科書是否有著不一樣的空間?教育改革、教育鬆綁的實踐,是否從教材開始,又走出了一步?教什麼才好?
民間出版商加入教科書編輯,已行之有年,但是家長們所關心的學科開放,這是頭一遭,於是包括編譯館、十餘家民間出版商,紛紛大顯身手,在同一個課程標準下編出不同樣貌。
例如,同樣是講從班級、學校到校園生活內容的社會科第一冊,有以小兔子、小熊、老鼠等動物擬人化作為課文的版本,也有中規中矩,以實際照片串連內容的版本。
國語科第一冊第一課有「天亮了,太陽出來了。太陽照著我,小狗跟著我,太陽照著我上學,小狗跟著我上學。」」的版本;也有「我是個小畫家,我要畫一座美麗的花園,讓蝴蝶住進來,讓蜜蜂住進來,讓鳥兒從頭到晚唱快樂的歌。」等版本,表現手法很不一樣。
這種種不同的教科書的編法,把問題帶到幾個教育的中心議題:我們究竟應重啟發,還是傳授知識?知識又要教多少才夠,教什麼才好?這些攸關教育根本的重大問題,自古至今,一直受到大眾的關注。

自然科希望從「自然中學自然」,從孩子對周遭環境的觀察,培養對萬物有情的胸懷。(薛繼光)
這牽涉到教材及課程的決策權,從我國的歷程來看,「由緊趨鬆,由單一到多樣,」師大教育研究所周淑卿的博士論文指出,由政府、國家意識型態的專斷趨向由大眾──擁有編輯權力的出版商、握有審查權的組織,具有採購權的校長、教師或是家長所決定,看來是今後的趨勢。新瓶裝舊油?
說來有趣,如今教科書據以編輯內容的「課程標準」,仍是過去統編本的架構,各科都有一些教學大綱。
例如國語科低年級應熟悉注音符號,培養聽說國語的能力和習慣,熟習課文中生字的形、音、義,並能活用;認識字辭典;培養造句、詞、口述作文的能力,正確的執筆,筆順、筆劃,養成書寫整齊的習慣。
數學科低年級要形成一千以內各數的概念,使用二位數加減法解決問題,了解乘法的意義,形成分數初步概念,認識使用現行貨幣,報讀日期及時刻等。
這些皆是在民國八十二年公布的「課程標準」中明訂的,主要的精神在培養活潑健全的國民、增加認知與情意目標,強調人本主義、兒童本位的觀點。
但是在教科書開放民間編印後,這些依照過去統編本架構定出來的「課程大綱」,也碰到部分編輯委員的質疑。

解嚴後,價值觀從一元趨向多元,對各種的看法、意識型態的分歧,也影響到編輯內容。(薛繼光)
例如國小自然科課程大綱中,連講解原理的器物都規定得鉅細靡遺,國語科對「哪些部首應到那個年級再教」,數學科對課程標準獨尊「建構主義」──從兒童經驗中自行建構數學概念及演算技能,在課堂上提出開放討論──的教學法都有不同意見。誰編教科書?
如今民間出版商的編輯委員,大多延續過去國立編譯館教科書編輯委員的架構,包含有學科、心理、課程專家、教師等,大多由學科專家先制訂教科書大綱後,再分幾個單元由各小組討論,教科書的撰寫雖採「共議制」,但主要的「寫手」仍集中一、兩位成員。
比較大的不同是,過去的教科書,通常以大學任教的學科專家為主要撰寫人,如今則大多為國中小教師。
民間版的編輯委員有些編過教科書,有些則是生手,但因其專業領域與編輯內容相關而被延聘。比起過去主要為師範院校成員的架構,如今編輯委員有新聞界主筆、教育改革人士等,範圍寬廣很多。但是也有一些版本,真正參與編輯的核心人物,還是在大學任教的老師、小學教師等,跟以往似乎差別不大。
「過去由學科專家撰寫的教科書,比較偏重知識本位,以學科系統的傳授為重點,」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黃政傑表示,如今由教師編寫的教科書從小孩的經驗出發,在使用的語言、插圖,或教學活動上,的確都比過去來得更活潑。
例如國語科習作上,為了要讓孩子熟悉注音符號,編輯們想盡了辦法:像塗有五彩的「注音魚」讓孩子撈,生字藏在各種顏色的帽子、花盆裡,期望跟孩子「玩」出對語文的記憶。

(薛繼光)
國語課文也有許多「用孩子眼睛看」的課文:「小烏龜,慢慢爬,慢慢追。小烏龜,請你歇一歇,喝一杯冰開水。」「大冬瓜,有多長?拿尺來,量一量。大冬瓜,有多重?哥哥搬不動。大冬瓜,兩人抬,抬到半路掉下來。」亙古不變的價值
相較於以往,有些編輯委員認為,如今的孩子課外書籍較多,因此在教科書大量加入如新詩等兒童文學素材,「希望孩子從閱讀中得到樂趣,而非學寫生字,」新學友出版公司執行長吳清全說,其精神在「過去國語科的教學大多偏重寫字技能,較少認知、情意的部份,」他說,新教科書嘗試補足過去不足。
如今新編的教科書更強調多元、活潑,從學生主體出發。相較於以往,「說不定我們會教出的是:『不相信有標準答案的孩子』,」也參與國語科編輯的政大實驗小學教師沈惠芳說,她覺得如今教育教出的孩子:「不只不害怕不相同,還要承認不相同,進而接納不相同。」
也有人認為,二十一世紀的未來主人翁,要有「語言表達、獨立思考、與人合作的能力,」牛頓出版公司自然科總編輯吳惠潔說,而教科書能否提供這些,是不管新舊版本,都應思考的問題。
哪些是教科書亙古不變的價值?回歸教育本質來看,道理又很簡單。
黃政傑指出,教科書不管那個科目,都要教孩子們懂得學習方法──教他釣魚,比給他魚重要。
要讓孩子懂得蒐集資料、歸納、分析、批判的能力。
要有能跟人討論的能力。
知識不斷累積,要有知道知識要到哪兒找、反省知識的能力。
要能處理生活,面對困頓的能力,要有跟環境和諧相處的能力。教科書123
由於參與教科書的編輯成員不同,對知識的選擇及組織的觀點有異,編出的教科書內容也大不相同。但何種標準才是大家所認為「過得去」的教科書?教科書又要做到什麼地步才算是達成「應盡的義務」?
黃政傑指出,一本教科書引用事實是否正確、排列的順序是否合乎邏輯、由淺而難、單元目標清楚、文字插圖明白、易讀等,都是決定教科書是否「過得去」的條件。更重要的是,教科書與時代的脈動,也就是社會需求的呼應問題,也要詳加考慮。
例如社會科課本談到的孝順,如果是「非理性的孝順」也許可以再行斟酌,倒不如講「孝敬」來得好;又如「反共抗俄」在今日的國際局勢中,也已經不合時宜,有重新考慮的必要。
解嚴之後台灣社會變動快速,意識型態、價值觀從一元而多元,呈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在教科書內容裡,過去被批評的諸如兩性不平等、對原住民歧視等,「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始終戰戰兢兢,」康和出版公司副理陳寶香說,深怕踩到這些地雷。什麼是多元?
什麼才是多元?精研儒學的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劉述先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美國加州,每一個少數民族都要求要被平等對待,教科書不僅不可以歧視,還要平等對待女性、少數民族與傷殘人士。無論講歷史、時事、藝術跟科學,女人與男人的貢獻都要在數目上均等,但這樣是否就是平等?
「連一位女歷史學家都說,這樣下去歷史書沒法寫了,請問人權法案如何能將相等的篇幅來寫女性的貢獻?」劉述先引述表示,這些作法是要讓一切政治化,「真正的自尊是由真實的成就得來的,不是由感覺舒服而來的,」他說,「人們是把人權的平等,受教機會的平等,和成就的平等、知識的平等整個混淆來談了。」
現今的國小課本似乎反映了劉述先所說的混淆情況。
翻開如今的國小課本,幾乎看不到過去「媽媽忙打掃,爸爸閒看報」的插圖,雖然也有爸媽共同打掃的畫面,但媽媽蹺著腳休息,爸爸忙打掃家裡,帶孩子去爬山、提野餐盒,為小孩講故事等圖繪比比皆是。
為顧及多元化,社會科課本講「到處都有學習」時,古代中國人在學堂裡學認字、台灣原住民學織布、非洲人在沙漠裡找水的圖繪並存。台灣意識第一
但是當鐘擺從一端晃動到另一邊時,也難免有失衡的情況。例如介紹各式各樣的房屋,有蘭嶼的地下屋,澎湖的咕咾石屋跟泰雅、排灣的石板屋,卻沒有漢人的四合院;也有編輯委員為了「本土優先」,要求「捨己救人」的故事一定要從台灣民間傳奇取材。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初教系教授,也是課程教學學會教科書評鑑計畫副召集人李宗薇指出,她在評鑑社會科各版本時,就發現有版本「臺灣意識」過強,「在該稱中華民國的地方刻意不提,而以臺灣帶過,」她說,這可能涉及編輯者的個人看法,未能擷取國中《認識台灣》教材引起統獨爭議的前車之鑑。她認為,教科書內容多少反映編輯的觀點,要完全避免很難,但其內容應儘可能地反映事實,持平地陳述,避免涉入過多個人意見,以私害公。
文化傳承也是個問題。李宗薇表示,數學、自然科各國也許差異不大,但在各國的國小語文、社會教科書,無不強調基本文化與傳統,現今社會科一些版本的編輯內容,明顯有東洋味,圖繪中,日本漫畫人物櫻木花道成了範例,這讓她質疑,「為何不用我國的人物,四郎真平、孫悟空不好嗎?」她說。
但曾擔任審查委員政大教育系副教授詹志禹的看法是,「審查委員很難左右編輯委員的主觀喜好,教科書能否被接受,就讓市場決定吧!」
但市場也不是一切問題的答案。黃政傑指出,如果進一步分析一些課程改革者所關心的焦點,不免發現某些課題事實上是非常「政治」的,為特定政治環境下的產物;有些是非常「教育」的,但為爭取注意而政治化了。例如這次《認識台灣》的爭議,就有這樣的傾向。
雖然在課程教材學會所編的社會科評鑑報告中「忽略歷史源流、過於凸顯意識型態,較忽略愛鄉愛國的概念……」等評語,多少點到了一些版本的不平衡處,但來自民間的教科書編輯,似乎也很難不受自身立場的影響。說說看,你怎麼知道的?
相較於過去的教科書,如今的教科書是否份量太多、太過艱難,與教育主管單位經常標舉的「不增加學生負擔,簡化、淺化」等原則相抵觸?也是不同版本教科書經常碰觸到的問題。
本來,什麼樣的孩子、在什麼樣的年齡,學多少才夠等問題,一直有見仁見智的看法。有一派的教育學者認為,任何知識對不同的階段的孩子,都是可以教授的,問題只在組織方式的不同。但另一派學者則認為,孩童身心有其特定發展階段,教材內容需循序漸進。
在國小數學科,許多版本希望不再由大人觀點出發,僅要求孩子熟悉公式或演算,成為技巧圓熟的「算學家」,如今的課本希望孩子從生活經驗中「建構」數學能力。
像一家民間版教科書,有別於過去很快引入數學計算的內容,先從數學的本質教起,「我們以後半年要學的,是祖先們數十萬年走過的路,希望孩子將自己跟遠祖連結起來,」教學手冊中強調,並建議老師引入「石子對應」、「一對一對應」等原始記數法,引導孩子們到「阿拉伯數字很好用」這個方向。
教師手冊並且建議老師,「以上這些方法,都只要孩子聽個大概就好,不必要求他們學會(這才第一課);小孩越是不會越好,這有助於增加他們的想像力及好奇,或是促使他們體會數學的意義!」
三加五為何等於八,七加六為何等於十三,在如今許多成人學數學的經驗中,也許沒有理由可講,只要練習得熟,記得結果便是,但如今的數學的教學目標不只要知道結果,更重要的是知道「這結果是怎樣得出來的」。
就像七加六為何等於十三這道數學題,也許有些孩子是用六加四加三得出,也許有些孩子是用七加三加三得出,方法不同,結果則一,但如今數學的目的是要孩子想通題目到答案間的道路,刺激孩子有解決問題的能力,因此新版本的教科書中,處處充滿著「說說看,你是怎麼知道的?」「想想看,怎麼比才對?」等的問句。能與不能之間
但對孩子能力的認知不同,各版本的數學教科書也有不同內容。例如在國小第一冊必教的「長度」的概念,在一些版本中,直接以「長度在哪兒」、「人對長度的感官認識」、「長度的直接比較」等為主要教學內容;到了另一版本,三度空間「距離」的概念,甚至三角形的「兩邊合大於第三邊──三角不等式」的概念,也因此而延伸。
對任教的老師來說,才剛上國小的孩子就要學距離、三角不等式等抽象概念,的確難以想像,但是對編輯委員來說,「我們從森小教書經驗裡發現我們的孩子能,一些人從過去的經驗裡相信孩子不能,」也擔任民間一家數學科編輯的台大數學系教授史英認為,知識恢復到最基本的面貌,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教書的人如何引入,也就是要將傳播的隔離打破,」他說,即使孩子在短時間之內不明瞭,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人都是在困境中學習,說不定因為困境,還會引發出其他的思考。」他表示,很多人提出他編的數學教科書太難,但他認為「難的是對大人,而非孩童。」量新衣,請用新尺碼
國語科也出現相似的爭論。
相較於以往,如今的教科書,不是不重視寫字等基本能力,而是希望透過「多樣的教材,讓不管是孩子或教師都更有選擇機會,」沈惠芳說,因此一些民間版的教科書都標出「學寫字」與「認讀字」,課文也標出「略讀」與「閱讀」等層級,以適應孩童的個別需要。
儘管國小課本的撰寫者,大多也在學校任教,但是經驗的相異,有些基層教師也有不同看法。「編書的人很難體會我們趕進度的壓力,」一位老師說,不管「學寫字」、「認讀字」對學生來說,這些都是生字,都要教,「在學認字的當中,乾脆連寫一起教了吧,」這位老師說,特別是有些家長也會要求「課本列的,孩子一定要會寫、會讀,」更對老師造成困擾。
但是編輯委員卻認為,教科書開放後,「量新衣,請用新尺碼,」吳清全形容,講教學自主,老師要釐清使用教科書的觀念,「不一定要跟以前一樣,從第一個字教到最後一個字。」
教改團體振鐸學會的理事丁志仁也指出,過去會這樣教,主要因為著重競爭、評量的觀念在作祟。如今各國小的評量方式,不管做不做得到,至少在「評量不僅是學科能力的成就」這一點上,都有所共識,老師大可視孩子的個別差異,選擇可教的內容,對家長也應盡其可能的說明,如此,真正的教師專業才有可能落實。也有老師認為,如今新版本的教科書,如果不與一些教學法「配套」,例如在課堂上經常跟孩子對話、討論、透過這樣「問思」的過程,啟發孩子自主的學習能力;再兼顧傳統教學裡嚴謹扎實的基礎知識傳授,否則有再好的教材也是枉然。
教科書的確不好編,或許這就是多元化的本質,莫非,多元化帶來的問題本來就是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