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與「不捐」之間

在國內，「腦死」並不是新鮮名詞。早在數年前，許多醫界人士就提倡這種「死亡新定義」，來取代以呼吸、心跳為指標的傳統死亡定義。但直到去年七月，台大醫院朱樹勳教授搶先進行第一例「心臟移植」後，「腦死」的觀念才特別凸顯出來。

也就在「換心」事件刺激下，衛生署於去年九月公佈了「腦死判定程序」：對於「不可逆性」的深度昏迷病人（不是因新陳代謝障礙、藥物中毒、低體溫，或是其他不明原因所引起的昏迷），在經過兩次「腦幹反射測試」及「能否自行呼吸測試」（有呼吸，心跳就能維持）後，若是病人完全沒有任何反應，則醫師可以宣判為「腦死」——也就是醫學上認定的死亡。

「腦死是所有的腦細胞全部死亡，和軀體完全失去聯繫，而且永遠不能再恢復過來，這和『植物人』只有部分腦細胞失去功能是不一樣的」，朱樹勳教授以法王路易十六受絞刑做譬喻：「歷史上許多畫家都刻意描繪他斷頭的一剎那，沒有人會在乎那時他的心是否在跳、或是呼吸停了沒；因為頭斷了，呼吸、心跳的停止也是遲早的事。」

「腦死是現代醫學的產物」，朱樹勳接著補充，五十年前，沒有人工呼吸器和強心劑，人一旦腦部因撞擊、嚴重挫傷，而導致腦幹碎裂時，在極短的時間內就會停止呼吸及心跳；不像現在，「腦死」病人在種種急救設備支撐下，可以存活一、兩個星期。

活潑年輕的魏惠珠在車禍「腦死」後，將器官捐贈出來，遺愛人間。（魏惠如提供）

腦死是真死？

一般醫界人士認為宣告「腦死」有幾種好處：第一，讓病人家屬知道「到底有沒有救？」；第二，不要將加護病房寶貴的醫療資源毫無意義地「浪費」掉；第三，也是最迫切的一點，讓「腦死」病人的器官在仍然有功能的情況下，捐贈出來，尤其是捐給急著要「換心」的病危者。

如果從捐贈器官的角度來看，三總心臟內科主任王丹江表示，由於「腦死」病人的循環系統功能會發生「進行性崩陷」，因此「腦死」病人使用人工呼吸器最好不要超過一百個小時，強心劑必須儘量減量使用或停用，才能避免傷及心臟功能，這樣「腦死」病人的臟器才能在最佳情況下，做最成功的捐贈。

雖然「腦死」病人遲早會死亡；而早點宣佈，對醫院、家屬，及等待捐贈者都有好處。但台大內科教授、也是台大醫學院「醫學倫理」課程負責人之一的王正一卻不免慨嘆，現代醫學既然這麼發達，那「腦死」病人也應該和癌症、或是其他重症病人一樣，享受現代醫學的保護。再說，「醫師究竟不是上帝，他有沒有權利決定一個人應該早一點死，還是晚一點死？」

沒有「上訴」機會

王教授認為，連殺人犯都不斷有機會「上訴」，而深度昏迷病人正因無法「上訴」，所以在判定是否為「腦死」時，更要特別慎重。

目前衛生署規定只要有兩位獲得衛生署認定有「腦死判定資格」的神經內、外科或麻醉科醫生，再加上病人的原診治醫師，三人共同參與，即可判定腦死。王正一認為這樣稍嫌草率，應該要加請一位醫界素孚眾望、對醫學倫理尤其深切認知的人做仲裁者，才能使判定過程較為周延。

他指出，「捐贈器官」應該是基於「腦死」病人生前自己的意願，或是家屬主動奉獻的精神。因此醫院中「人體器官移植小組」的成員，絕對不應到加護病房「遊說」家屬捐贈器官；醫師也不得藉著早早宣佈「腦死」，以「誘勸」家屬放棄病人。此外，任何「腦死」病人家屬與等待移植器官的病人，若有「私相授受」、「器官買賣」等行為，也都要嚴加制止。「絕對不能因為醫師要『名』、家屬要『利』，就輕易提早結束另一個生命、毀損另一個個體」，王正一強調。

捐心者首功

「這不是危言聳聽」，朱樹勳也指出，在美國，「器官買賣」一詞時常出現：曾經有狠心的父親將幼兒推落窗外、富有的白人出十萬美金向窮黑人買一顆心……之類悚人聽聞的情事。「『腦死』是醫學進展必然的趨勢，但正因為國內還在起步階段，要每一步都踏穩，才能讓社會大眾信任、避免產生糾紛」，王正一說。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則是，在最近換心手術備受各界矚目之際，一般人都將焦點放在主治醫師及「換心人」身上。三總心臟血管外科主任魏崢指出：「事實上，醫師救人、病患接受醫療，並不值得誇耀。捐心者默默奉獻自己，才是值得表揚的。」

這種「捐心者首功」的觀念，在捐贈風氣並不盛的目前，更應大力推廣。榮總負責與神經外科病人溝通的社會工作員曠慧君，因為較常接觸這類病例，也深深了解要家屬一無所求地將病人的器官捐贈出來，是多麼地困難。

「『全屍』觀念當然是第一個顧慮」，曠慧君說，「有人認為眼角膜不能捐，要留著『看路』；有人認為心腹被掏得空空，不能『吃飯』，會影響投胎做人……」，總之民間信仰上的迷思，常迫使家屬去求神問簽。一旦「媽祖娘」表示「不能捐」，社工員勸說家屬「助人為善」的努力全都化為烏有。

我心換你心，須痛下決心

「另一個感情上的因素則是『捨不得』」，曠慧君深解家屬的感受，因此儘管她也期望他們在哀戚之餘，還能「為社會做一點事」，但此時社工員的信條是「絕不勉強」：「絕對不會因為家屬拒絕捐贈器官，就故意冷淡他們」，曠慧君強調。

另方面，一些錯誤的觀念也讓捐贈者家屬倍覺傷心，使不少人打消了此意。以這次捐心給榮總「換心人」蔡余瑞珠的十九歲女孩魏惠珠家屬為例，在其父親本著「為死者積點陰德」而捐贈器官的消息見報後，立刻招來鄰居親友的同聲指責。有人認為他們是貪圖醫院給予的「學術減免優待」（減免醫療費）及「喪葬補助費」（事實上魏惠珠本身有勞保給付），有人則認為他們「必有所圖」。

矮小木訥的魏父形容他在遭受指責時的心情彷彿「心被擊倒」，但他懷著「一切為阿珠好」，以及「我已是殘障者，不希望別人也像我一樣忍受身體上的痛苦」的信念，仍然堅持將心愛的女兒的眼角膜、腎、及心臟捐出。

而這一份善念似乎沒有得到相對的回應。在五位受贈者的移植手術都相當成功、而魏惠珠也靜靜度過「三七」時，卻只有一位受贈眼角膜者的父親曾去榮總太平間祭拜。

「我不求他們感謝我爸爸做這樣的決定，但我希望他們至少去看看我妹妹，讓她知道自己的犧牲有了代價」，魏惠珠的姊姊魏惠如沈痛地說：「否則，我妹妹這樣做太不值得了！」

在「施」與「受」之間的不平衡之下，難免又使人望而卻步。

器官移植、器官捐贈……，單靠某一方或某些人的努力，都是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