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故事的人——張戎專訪

人的故事引起共鳴

問：您在書中提到，小時候以為西方就像童話《賣火柴的小女孩》那樣，是個充滿貧困和悲慘的世界。上大學後，又因為看到西方文章寫中國人喜歡被勞動、改造，而覺得憤怒。如今您已在西方生活多年，您認為西方人對中國是否也有因隔閡而產生的刻板印象？您以英文寫作時，是否考慮到西方讀者的中國常識？

答：基本上，很少西方人真正懂得中國。

我在英國的朋友，大多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他們常會問我一些有關中國的問題，我就跟他們解釋。多年來，他們用邏輯、理性的方式問我，逼著我一步步把中國問題解釋得更清楚。這對我寫這本書有很大幫助。

在寫作之前，我就已經和美國一家出版社簽了合約，他們提供我一位非常好的編輯。原來這本書更厚，他以旁觀者的立場提醒我刪除一些枝節，我覺得刪得很好。令人高興的是，書出版後，很多讀者，包括知識分子、和對國際事務相當了解的人跟我反應，這本書使他們睜開了眼睛，改變了他們對中國的看法。

我覺得自己的書在西方受歡迎的原因之一，就是我打破了一般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描寫的是一群活生生的人，而不是迎合西方口味而營造的刻板人物。中國的故事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導致外國人不瞭解中國人，所以我也希望有更多描述活生生中國人的作品出現。

由緊身衣到有漏洞的網

問：這本書您描述姥姥、母親和您自己三代中國婦女。為了蒐集資料，在八十年代您也回過中國大陸幾次，您感受到任何變化嗎？中國大陸的婦女究竟走出了一條什麼樣的路？

答：從寫作過程中，我更了解外祖母、媽媽的歷史，也就更愛她們；對整個中國婦女的前途則是更充滿信心，因為社會畢竟在前進。我不是一個對社會發展悲觀的人，雖然我見過人類醜陋的一面，但即使在醜惡滋長的環境，都有善良發光。人們被逼著作惡，但很多人不肯作惡；儘管有文化大革命，但是我對人並沒有失去信心。人類整個發展趨勢還是有希望的，婦女也是如此。

六四以前我回去過，覺得變化非常大，中國人不像從前那麼恐懼。我每次回去都發現大家的恐懼大大減少。到六四時，恐懼回來了一點，但也完全不像從前。從前的恐懼就像緊身衣，今天就像一張網，上面布滿了洞，整個中國都變了。

隨著經濟開放、教育程度提高，中國婦女只能走向更開放的路，這是一定的。

父母的愛融合家族

問：《鴻》的中文譯本，為什麼請您弟弟張樸翻譯？在翻譯過程中，你們有沒有就家族故事作更進一步的討論？有沒有什麼樣的困難？

答：張樸是位記者，他的文筆很好，也喜歡寫作，所以我決定讓他來翻譯這本書。

其實，我弟弟原本對家族很多故事了解不多，他翻譯時，也常被其中一些情節感動得掉淚。以前他覺得母親為兒女所做一切是理所當然的，譯完了書他體認到不能把母親的愛與犧牲視為當然，也理解母親、更愛媽媽了。第二次我母親到英國時，就告訴我她覺得弟弟變得溫柔多了。

為了譯文上的問題，我們討論過很多次，因為有些英文用詞很難譯，比方說英文裡的self-pity，一般中文用語說是自憐，其實原意並不完全是自憐的意思，很難解釋得全。

我發現很多心理學上的用詞，雖然中文裏有差不多同等的說法，但不是完全吻合。用了這個字，意思就變了一些，但又沒有全變。不過在這種情況下，也只好就這麼譯了。

顧及西方人的看法

問：您先生想必是這本書的第一位讀者，他以西方人的看法，有沒有給您什麼建議？

答：我先生以一位對中國不了解的西方讀者的身分，不斷提出對書中內容的疑問，使我在寫作時，思路更清晰，更能顧及西方人的想法。

譬如第一章我寫到我姥姥兩歲時開始纏腳，我先生原先以為纏腳只是用布裹住腳。沒想到為了要有雙三寸金蓮，媽媽要先將女兒除拇指外的所有腳趾向內彎曲貼在腳底，用布裹緊；之後還要再用一塊幾十斤重的大磨石，壓在她腳背上，折斷腳趾的骨頭。這樣的慘痛要持續好幾年，以防止壓碎的骨頭重新長回去。

後來，我寫到外曾祖父當上義縣警察局副局長，他一走馬上任，警察局長就把自己的寵妾——一位蒙古姑娘送給他。這種情況在當時官場屢見不鮮，目的是藉此來拉攏屬下，培植自己的勢力。我先生第一次看，也十分震驚。

一個健忘的民族？

問：接下來您將和先生著手合寫毛澤東的傳記。據說前兩年大陸也興起一陣毛熱，這又反應了什麼訊息？

答：這個現象非常複雜，毛澤東至今仍無定論。

大陸現在雖然可以提毛澤東，但仍然不能完全徹底討論。毛熱主要是發生在年輕人身上，反映出年輕人對毛統治下的生活缺乏了解。很多年輕人聽上一輩人提起文革期間發生的事，覺得那是天方夜譚，事實上，這只是廿年前的事。

中國一向是個健忘的民族，因為生活中有那麼多悲劇，不健忘就很難活下去。但正如時代週刊的書評所說，我們還是應該有記憶的藝術。

其次，中國人有敬神的傳統。但共產黨掌權後，摧毀了所有的宗教，敬神的心理幾十年後重新抬頭，但現在已經沒有神了，就拿毛當作偶像代替神的地位。這是一種無知、沒有意義的表現。時下很多人崇拜毛澤東，是希望毛保佑他們發財，他們不知道毛澤東是反對資本主義道路的，所以相當膚淺。

最重要的是，毛熱並不代表中國人對在毛澤東統治下的生活的懷念。

紀實地描述中國

問：從八十年代大陸開放以來，西方有過幾次「中國熱」，包括在海外的中國作家、華裔作家，甚至西方學者出版大量有關中國的著作，您對他們描述的中國，有何看法？

答：我看過鄭念的《上海生與死》，深深為之打動，也很佩服她的勇氣。我覺得我們這兩本書都屬於紀實的書，以個人經歷反映時代、一滴水反映大海。

至於西方出版中國的書多得不得了，很多我都沒看過。因為從我離開中國大陸之後，突然發現一個廣大世界，有太多我感興趣的事物，因此我決定不要把所有時間都花在中國問題上。我的朋友大多和中國毫無關係，除了和寫作相關的書，業餘時間我儘量閱讀英國文學的書。

我也看過譚恩美、湯婷婷等華裔第二代的著作，我覺得他們各有千秋。

譚恩美、湯婷婷寫得是小說，我的則是自傳式的三代經歷，反映中國廿世紀的變遷；我的書故事性很強，並不是我有生花妙筆，而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本來就充滿了豐富的故事。我所做的只是把故事和歷史背景結合起來，大家看故事時不知不覺吸收了對中國歷史的了解。

我不需要像某些華裔第二代去尋根，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不過我比大部分中國人有個比較好的條件，就是我在西方住了十四年，受到國際文化影響，和中國有距離。從前我是「不識盧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現在我從山裏出來了，因此可以「橫看成嶺側成峰」，有機會看出全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