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的都市女移民
從女性角度出發,劉毓秀對婦女與社區的互動有著深入的觀察。近幾十年來,台灣都市快速成長和人口大量的移動,許多女性因為求學、就業和婚姻等因素,移民來到台北都會區。當家庭結構與社區的組成改變,以往扶老攜幼、雞犬相聞的親密鄰里關係,被櫛比鱗次的高層公寓,和疏離冷漠的人際關係取代,許多婦女因此被拘禁、孤立在社區。
「社區裡的婦女並不完全是家庭主婦,還有許多職業婦女、單親母親、單身和老年女性,甚至很多女性可能正活在家庭暴力的威脅下,她們非常需要安親、托兒、二度就業訓練,甚至受虐時的庇護所等資源,」劉毓秀表示,這些資源若就近由社區提供,可以最直接幫助到她們。
萬芳社區在兩年前開辦「婦女人才訓練班」,課程內容即一反傳統學習插花、烹飪、跳土風舞的媽媽教室,而安排與婦女切身相關的法律、性騷擾、暴力等問題,以及鼓勵、教導她們尊重自己、表達自己等課程。
「我以前說話的聲音很沙啞,常常覺得喘不過氣來,後來上到發聲練習和肢體等課程,才知道原來我以前都認為只有男人可以說話很大聲,女人盡量不要和他們爭辯,結果有委屈也不敢說,都把情緒卡在喉嚨裡,」一位剛結訓的家庭主婦說。
婦女人才訓練班持續開辦了三期,每期約有三十到五十人參加,這些受過訓的婦女最近共組了一個「愛鄉協會」,由劉毓秀貼補房租,在社區內租下一層公寓,作為固定的活動中心,冷氣、桌子也都是會員們自動捐贈,佈置得像個咖啡廳。「無聊的時候,就可以來這裡找人聊天!」許多家庭主婦都很高興有這個走出家門的機會。
桃花源,自己造
除了不忍坐視環境惡化,不得不起身改造、爭取資源外;許多現代女性更為了實現心中的理念,勇於尋找、開創桃花源。
王貴梅,中原大學室內設計系講師,原本為工作寓居香港,四年半前因為不願孩子在九七陰影下成長,遷回台灣。身為單親母親的她,為了替孩子尋找一個可以安全、自在成長的生活環境,在台北看遍各類社區,最後因為噪音、空污和狹小侷促的生活空間,而遠離台北,選擇了楊梅一處山頭上的社區。
「當時這裡沒有大樓,處處綠地,社區管理健全,房子設計的樣式也很用心,」王貴梅說,為了不至孤獨,她還鼓動、說服了幾位大學時代的好朋友一同來這裡置產定居。
「沒想到有一天忽然發現建商預定興建活動中心的原址,竟然蓋起了一棟公寓大樓,」危機意識很強的她,為了防止建商破壞規劃、侵佔住戶的權益,積極聯合區內住戶抗爭,抵制建商開發。
從小成長於台灣鄉下,與土地關係親密的她,日後因為婚姻、求學、就業,旅居台北、美國、香港,「全世界都繞遍了,還是覺得最想把根種在台灣,」王貴梅說,就是這個理念和意志力,使她在抗爭期間,雖然建商曾動用人脈關係,讓她丟掉了以前的教職,而且不惜以暴力威脅,她還是能堅持到底。
對孩子的成長環境和土地的關懷,不只表現在這類抗爭活動上,她與區內住戶還致力於喚醒人與自然的情感。他們整理社區老照片,回顧社區開發史;發行刊物,提供附近的動植物資訊;辦「彩繪山林」活動,邀請住戶四處尋訪大自然,體驗大自然的豐富資源。
「在這裡可以找到不少理念相同的女性,大家各自貢獻專長,結合資源,生活空間和活動方式自然多采多姿,」王貴梅表示,以辦刊物來說,社區人士中有專攻植物學的,為他們提供植物知識;有學美術的,貢獻插畫;再由在雜誌社任職的人寫作、編輯,就把一份刊物編得有聲有色,成為聯繫、凝聚社區住戶的主要資訊。她在社區內還經營了一個以開辦讀書會為主的「山林讀書室」,成為連結社區婦女、溝通理念及成長的主要場所。
最近她也投入里長競選行列。「我能確保孩子在住宅區內的安全,卻不能確保學校和對外交通的品質;我能和一個建商抗爭,卻無法阻止其他的建設公司在附近開發,」她說,由於發現里長具有公權力,能夠監督、協調地方建設,可能可以讓她更有機會實踐理念。
小家庭合作社
無獨有偶,最近內政部舉辦的第一屆優良公寓大廈管理維護評選中,奪得金牌獎的台中「全友成龍」社區,也有一群這樣肯為塑造理想居家環境共同結合的婦女。由於建商以強化社區經營管理為促銷訴求,吸引來的住戶同質性很高,整棟公寓大樓共八十九戶人家,幾乎都是年齡層和背景類似的小家庭。在建商的協助運作下,大樓的管理委員會常開會和舉辦佳節慶祝活動,鬧鬧熱熱之間,大家格外親切、熱中交流。
尤其是主婦們,發揮了合作安親、教育的功能,以彌補小家庭人力和資源的不足。像其中的朱秀英曾在美語班教授兒童美語,後來因為要照顧孩子而離開職場,來到這裡後,經常發揮她這方面的專長。為了讓孩子接受中國文化,她也教孩子讀四書五經;其他媽媽則分別帶領陶藝、繪畫、詩詞等才藝,使大樓的接待室內充滿書香與藝術氣息。
「我們男人其實內心很孤寂,也很需要情感交流和成長機會,」另一住戶、在弘光技術學院擔任物理講師的張志斌說,他以前個性內向,比較沈默寡言,搬來這裡,參與管委會工作後,每天受到「軟性、感性的媽媽味道」薰陶,才越來越開放。以前在學校從未參加過社團的他,在替管委會賣命之下,開始學攝影、寫作、編輯刊物,多才多藝得連他自己都覺得意外。
不論是只想讓家園更安全、潔淨的心情;或是共創理想桃花源的願景,這群女性的社區工作成果不僅惠及家庭與鄰里,也給社會工作者不少啟示。
另一種兩性關係
「這是重新建構性別權力關係的可能契機,」台灣大學城鄉研究所教授夏鑄九即對這波婦女社區運動相當肯定與支持,因為「它們是婦女集體創造資源所營造出來的組織方式,挑戰了特定的權力系統,也活化了市民的主體,甚至女人的主體。」
婦女在社區的努力,也為以往由男性主導的公共事務運作,提供了不同的經驗與模式。常常開辦培訓社區婦女領導人才課程的台灣基督教女青年會,觀察到婦女在社區工作的特質:「兩性教育的過程中,婦女雖然比較少接受組織能力的訓練,但是,她們卻善於運用集體的方式就地取材,建立網絡,結合資源。」唯一要小心的是,「雖然對婦女在社區內的角色和需求寄予重望,但是卻不能將社區工作和責任全部丟給女性,以免又落入僵固的性別角色分工,」劉毓秀認為。
這些關心社區發展的婦女結盟,從改善自家附近的生活環境出發,向社會發出聲音,要求更公平、合理的資源分配,從而影響、建立一個整體的社會安全網絡,如果兩千年前女性就可以選里長,或許孟母就不必三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