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著印記過一生？──關懷受刑人家屬

去年五月，省教育廳與北縣警局聯合在台北縣各國小甄選「治安小天使」，獲得第一名的小朋友，因縣警局發現他父親有前科，被撤銷第一名的資格，改由第二名遞補。

去年七月，三名以高分通過筆試的警察大學考生，均因父親有前科而未能通過身家調查，在複試時被刷下來，事經媒體披露，內政部才放寬警大身家調查規定，三名考生得以「敗部復活」。

白曉燕命案主嫌之一陳進興五歲的大兒子，因長得酷似父親，幾度被人推入魚池中……

諸如此類的事件，在社會中不時上演。然而，這樣的「懲罰」是否公平，卻少有人過問。

一旦判決定讞，受刑人入獄服刑，家屬也就跟著走入無形卻無所不在的牢籠，在社會上陪著服刑。（卜華志）

妻孥同罪，株連九族？

「罪僅止於自身」是現代法律思潮與基本精神。

大傑聯合法律事務所律師邱鎮北表示，既然人沒有選擇父母的權利，為什麼要為父母所犯的錯負責？「罪及妻孥」並不符合現代法律精神。

然而，過去君王時代不僅罪及妻孥，一人犯錯，滿門抄斬、株連九族的例子也比比皆是。究其原因與中國人重視家族有關，所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一個人好的作為可以「光宗耀祖」、「光耀門楣」；相反地若犯罪或失勢，也會殃及親屬。

中國傳統律法也以宗族、家族、家庭為對象，「親屬株連」的親屬連坐制早在商代就存在。《尚書•湯誓》：「孥戮之誅」，意即某人犯罪，要將其妻兒一併處死。之後演變成滅三族、五族、七族、九族，最多的是雍正呂留良案的株「 十」族──連受教於其下的學生也不放過，算是株連思想的極至。

而今律法雖已改變，罪僅止於自身，但傳統仍在，多數人心中的律法仍未改變，在法律懲罰犯罪人的同時，社會也以其方式在「株連」其家屬。

僅有三位社工員、一位組長的「紅心字會」受刑人家庭服務組，是目前唯一為受刑人家屬服務的社工專業團體，它的成立也有一段故事。

一位記者在警察局採訪剛被逮捕的嫌犯，嫌犯只顧著痛哭，他以為嫌犯因將被判刑入獄而傷心，沒想到嫌犯說，他不是為自己難過，而是憂心自己入獄後，年邁的雙親與妻兒將何以為生？記者大受感動，第二天在報上寫了一篇「罪不及妻孥」的報導。

民國七十七年紅心字會在台成立，擔任常務理事一職的李顯光，就是當年那位記者的兒子，父親的報導對他產生很深的影響，因而成立紅心字會之初，便將受刑人家屬列為服務對象之一。

根據紅心字會十年來的個案輔導統計，求助的受刑人家屬主要需求以法律諮詢、心理問題、經濟問題為主。

「我先生說，不要上訴了，反正上訴也無啥路用，那些錢不如留著作我們母子的生活費，妳看，我要不要替我先生上訴？」一位受刑人十八歲的妻子無助地向紅心字會社工員詢問，兩個稚齡孩子在旁嬉鬧，令人不禁擔心起他們的未來。

受刑人家庭服務組專員楊文娟指出，許多人一碰到家人涉案觸法，通常第一反應就是恐懼擔心，不知道情形有多嚴重，加上對於訴訟過程不瞭解，有的甚至請不起律師，求助無門。因此，紅心字會提供受刑人家屬法律諮詢服務，幫助他們做抉擇。

按照清朝法令，觸犯叛亂罪者死，並要連坐，祖父子孫兄弟、甚至一同居住的人，都會被判處罪刑。（林漢章提供）

洗不去的烙印

一旦判刑確定，情緒問題緊接而至。紅心字會受服組組長劉香蘭指出，受刑人驟然入獄，家屬通常會有震怒、無力感、羞恥感、內疚感、鬱悶……等情緒反應。父母、妻子要承擔「沒有把孩子、先生管好」的壓力，小孩則得面對「爸爸是壞人」的異樣眼光。

根據東吳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洪娟娟的研究顯示，受刑人家屬所經歷的問題中，最難以回復的傷害是犯罪烙印所形成的影響。

「受刑人是作奸犯科的壞人」、「受刑人家庭是有問題的」、「物以類聚」、「家屬沒有善盡規勸示範責任」、「家屬是共犯、跟犯人是一夥的」，諸如此類種種烙印，壓得人在鄉里、職場或學校中抬不起頭來。

「我寧願告訴別人，他已經死了，」一位受刑人妻子說。「雖然我會去看他，但我很討厭他，我氣他讓我在學校裡抬不起頭來！」一位爸爸因走私毒品入獄的孩子說。

此外，由於「賺麵包的人」被關了，家中的經濟來源也成為一大問題。楊文娟指出，符合低收入戶條件的家庭可以申請補助，否則就只能申請一筆總數一到二萬元的「急難救助金」，對頓失經濟能力的家庭幫助十分有限。

為鼓勵受刑人子女力爭上游，紅心字會提供孩子獎助學金。劉香蘭指出，紅心字會的立意在支持孩子向上，因此只要學業成績及格、操行達十分，就合乎紅心字會的助學標準，去年有四十六個孩子獲得獎勵。

受刑人家屬高玉款的孩子連續幾年都獲得紅心字會提供獎助學金，她說，丈夫因販毒入獄快六年了，她靠在幼稚園煮點心、在醫院拖地、當環保兵（撿拾破爛）、打零工賺錢養活六個孩子。紅心字會的幫助對她而言有如「甘露」，點滴在心頭。

目前仍有許多職務，基於安全考量，晉用前先進行身家調查，如：調查局、軍事情報局、司法官、警察、憲兵……等，「身家清白」者才能擔任。（薛繼光攝）

家庭秘密，禁忌話題

台大社會研究所教授余漢儀認為，受刑人家庭的「擬單親家庭」的情況，其實比真正的單親家庭危機更多。

基於不知道該怎麼講、怕孩子看不起先生、怕破壞父親的形象、怕孩子變壞、擔心孩子因此自卑、或被人家瞧不起……等等理由，母親對孩子通常選擇隱瞞父親的受刑事件，以「出遠門」、「在國外做生意」等理由替代。

然而，研究顯示，欺瞞子女的結果，將導致子女感到混淆、焦慮、被拒絕。劉香蘭指出，當父親突然之間不見了，母親又變得非常忙，不知道為什麼轉學、搬家，孩子諸多疑問只能放在心裡，沒有人可以討論，就會顯得心事重重、沈默寡言。

根據洪娟娟的研究，受刑事件儼然成了家中的禁忌、不可談論的話題，不論子女是否知道父親受刑一事，所有她個案的受訪者都表示子女並不會主動詢問、討論此事。對外，它更是一個不可告人的「家庭秘密」。基於「自覺丟臉、家醜不外揚」和「別人會看不起你」等原因，受刑人家庭通常辛苦地合力守著這個秘密，不主動告訴別人。

楊文娟指出，國外受刑人家屬組成的互助團體相當普遍，「同病相憐」的同理心對彼此幫助頗大；在台灣，紅心字會幾度嘗試，至今仍組織不起來類似機制的最大阻礙，就是這種社會壓力造成家屬的「自囚」心態。

然而，受刑人家屬希望保守的「家庭秘密」，往往在媒體的報導下，未必能如願。

十年來，紅心字會受服組的社工員，協助了七百多個受刑人家庭，然而，他們的工社會的肯定，甚至還備受質疑。（卜華志）

社會角色：北風VS.陽光

以目前正在等候當兵的小康（化名）來說，國中二年級暑假開學前，小康和哥哥在電視上看到父親走私毒品被抓的新聞，「根本不願相信」。而小康原本以為，只要自己不說，應該沒有人會知道。沒想到，一開學就被老師叫去問話。

「之後沒多久，好朋友的父母叫他們不要跟我來往，怕被我帶壞；愛玩的同學反倒主動找上我，」好強、要面子的小康無法忍受別人的眼光，無論是同情或鄙視。於是蹺課、流連電動玩具店，結夥偷東西、恐嚇、勒索，樣樣來，德育從優等掉到了丁等。

「不能怪我們個性偏激，」小康說，這是社會造成的。「今天陳進興的小孩被推落池塘，等他長大有能力了，會不會報復呢？」他問。

小康說，如果當初大家不排斥他，不斷絕他的路，變好變壞至少是他自己的選擇。「大家先給我掛上一個『受刑人第二代』」的牌子，那我是不是應如眾人所願，也成為一個犯罪者？」

提起先生販毒入獄對孩子造成的影響，高玉款很是心疼。她指出，當時就讀國中的小女兒，很恨父親，甚至看到男人就瞪；就讀小學六年級的小兒子也因而自卑……，高玉款只要得空就帶孩子們去游泳、打球，讓他們可以發洩情緒，沒時間多想。

「很幸運，我們碰到許多好人，」高玉款說，除了孩子的老師不斷跟孩子說：「這是爸爸的錯，不是你們的錯。」小兒子同學的父親甚至對她說：「蔡太太，如果妳的孩子繳學費有問題，就跟我說一聲吧！」這句溫暖的話，高玉款至今提起依然忍不住掉下淚來。

紅心字會是國內唯一一個從事受刑人家屬服務的民間社工組織，該會透過在看守所傳單，讓受刑人家屬得知有此協助管道。（卜華志）

歹竹出壞筍？

根據美國法務統計局的統計資料顯示：在監服刑的受刑人中，有百分之三十七的受刑人家族成員中有一位是受刑人；百分之七怐漕刑人是在單親家庭中長大；受刑人的子女比一般青少年的犯罪機率高出五倍。

國內並沒有這方面的統計。然而，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研究所教授林健陽指出，從法務部「犯罪狀況問題分析」問卷調查看來，影響青少年犯罪因素中，父母犯罪的比例並不多，但家庭因素仍影響重大，其中七成以上是管教不當。

由此看來，父母受刑儘管不是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卻可能造成間接的影響。紅心字會受刑人家庭服務組前任組長周慶芬指出，服刑事件使得受刑人與家人隔離之後，家庭關係面臨很大的考驗，突如其來的家庭變故，對其他家庭成員也帶來負面的影響，再加上來自社會的壓力，一個孩子到底能承受多少？

劉香蘭根據近六年在監人數推算，每年平均有四萬人次因父母服刑而被迫與父母分離。這種非志願性的分離經驗，不僅會造成兒童成長的創傷，同時也是家庭的一大危機，因受刑事件導致離婚、家庭破碎的例子比比皆是。楊文娟指出，民國八十六年，法院判決離婚的案件中，服刑僅次於遺棄，高居第二位。

「受刑人所受的罰，波及無辜的下一代，刑罰繼承化，犯罪豈能不世代化？」自稱經歷少監、成人監到管訓隊，「坐牢資歷」非常完整的東吳大學英文系副教授林建隆指出，恨意的對待只會造成他們的反社會傾向。

他以自己親身經驗說明，出身赤貧家庭，在父母忙於生計無暇管教孩子的情況下，十個手足一度三個兄弟同時都在監獄中，他的兩個叔叔也曾經一起入獄，左右鄰居說他們是「壞種」。「壞的是環境，不是品種，」林建隆在坐牢時看了很多書，不斷砥礪自己，一步步地考試、半工半讀，走出人生泥淖，他因為自己的遭遇，曾表明願意扶養白案嫌犯陳進興的兩個孩子，「給我養養看，我不相信什麼叫壞種。」

曾經殺人入獄，而今在大學任教的林建隆認為，犯罪世代化是環境使然，而不是因「品種」不良。放下仇恨，幫助受刑人家屬，才是真正的救贖之道。（卜華志）

「愛能遮蓋許多罪」──聖經

紅心字會的「關懷受刑人家屬」服務，已默默進行十年。十年來，已有七百多個受刑人家庭接受過紅心字會的照顧。

紅心字會受刑人家庭服務組專員楊文娟表示，關懷受刑人家屬的工作經常受到質疑，特別是來自受害人家屬的指責，「壞人的家屬有什麼好幫的？」「他們罪有應得！活該！受害人的家屬才需要幫忙。」

「我們從不否認受害者家屬的人權，但我們也想提醒大家，受刑人的家屬其實也是受害者，他們是無辜的，同情、幫助他們和關心受害者家屬兩者之間並不衝突。」楊文娟指出，只有瞭解受刑人家庭的困境與需求，引導他們進入鼓勵向上的環境中，才能避免更多的犯罪產生，「幫助受刑人家庭，其實就是在幫助我們自己和我們的下一代。」

事實上，幫助受刑人家庭，除了能避免犯罪世代化的惡性循環，同時對於降低受刑人再犯罪率也有很大的幫助。

不少犯罪矯治專家認為，家庭之愛不僅是受刑人身在囹圄的希望和支持，也是改過自新的原動力。

基督教更生團契副總幹事姚榮輝也為文指出，從法務部再犯的統計資料顯示，使受刑人更生意願提高，大大降低再犯率的兩大因素，一是家人的接納與安穩的家庭關係，二是安定的職業與生活狀況。

紅心字會希望更多人能思考受刑人家屬的問題，社會觀念必須有所調整，從關懷、同理心的角度去看這些在許多方面也是受害者的受刑人家屬。

受刑人家屬自己的想法呢？「雖然別人發現對我的傷害已經不大，但我還是儘量守著這個秘密，」曾經墮落，而後在加入學校社團，拜訪孤兒院、捐血、辦晚會等活動中，產生成就感、找回自信心的小康說，他不要歧視，也不要同情，「誰做的事誰負責，不要牽連別人，這樣就夠了！」

「這雖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但換另一個角度來說，『歹竹出好筍』，父親雖然犯錯，兒女卻能力爭上游、品學兼優，這麼難得的好孩子，應該受到表揚與鼓勵，社會、國家應該給他們一個公平的肯定，讓他們抬起頭來，勇敢的站出來……」這是高玉款以本名公開發表的一段文字，也是所有受刑人家屬對社會的希望。

滿牆的獎狀看得到孩子們力爭上游的努力，高玉款說，只要給他們一個公平的機會，「歹竹也會出好筍」。（卜華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