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已遠，典範長存──悼許常惠、張光直與戴國煇

回首三位大師一生行誼，可以發現他們在不同領域中，對台灣文化史的建構都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而他們的逝世，也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

張光直在美國哈佛和耶魯兩大名校執教數十年，但從未忘記自己的原鄉台灣，晚年帶病擔任中研院副院長，對台灣考古學之提升，貢獻良多。（本刊資料）

中國音樂哪裡去？

許常惠對台灣音樂半世紀來的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民國十八年生於彰化醫師世家的許常惠，早年赴日本修習小提琴，其後留學法國五年，浸淫於當時正盛的西方現代樂派。

民國四十八年許常惠回國，引進西方新音樂思潮，並且發表一篇標題為「中國音樂哪裡去？」的文章，大力鼓吹現代音樂的創作。許多年輕作曲家受此鼓舞，紛紛以艱深、狂亂而不和諧的十二音階法創作樂曲，蔚為學院內的創作主流。可惜現代樂派即使在國外都因聽眾日稀而無以為繼，以許常惠為首的台灣現代音樂創作也始終缺乏共鳴，徒然留下了褒貶互見的兩極評價。

許常惠創下的另一個音樂里程碑，是台灣傳統民歌的田野採集運動。

民國五十年代中期，許常惠和史惟亮、呂炳川等人陸續成立「民族音樂研究室」等團體，在當時獨厚中原文化時期，許常惠開風氣之先，進行了台灣南管音樂、客家八音，以及原住民音樂等的採集保存，為台灣音樂史架構出清晰的輪廓。近十年「台灣優先」的政治基調確立後，許常惠的民歌採集錄音再度受到重視，新的CD版陸續發行，成為千禧年台灣音樂界的一大盛事。晚年許常惠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並擔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影響力更盛極一時。

「唯有正視歷史，才能看清未來的道路！」歷史學者戴國煇最令人敬佩的，正是他不受意識型態侷限、誠實面對史實的精神。圖為他在去年總統大選後暢談政權更替後，政局走向之情景。（卜華志攝）

兩岸考古，繁星遍地

相對於許常惠橫跨西方與本土、現代與傳統，考古學者張光直也以其宏觀視野，為中國考古奠基，也為台灣考古開啟先河。

在自傳中自稱「蕃薯人」的張光直，祖籍台灣板橋卻生長在北京，光復後他回到台灣就讀建國中學時，竟遭逢羅織學人入罪的「四六事件」而被捕入獄近一年，後來才以同等學歷考進台大。

張光直拿到哈佛大學考古博士學位後，留在美國任教，並一直以「中國考古」作為研究主題。透過他的努力，中國考古學逐漸成為理論與實務扎實的一門世界級學術，尤其他的研究顯示，中國古文明的起源並不限於黃河一地，而是多民族、多語言、多文化，如滿天繁星似地開放在錦繡大地上，推翻了中國民族「一元論」與「東方專制主義」的西式論點，大幅扭轉了世人對古老中國的成見與偏見。

身為世界頂尖學者，張光直並沒有忘記這片曾虧欠於他的土地。民國五十年間，張光直回到台灣，進行北部大坌坑與高雄鳳鼻頭遺址的相關研究，是台灣考古學界百年來首次最完整的遺址發掘報告。其後又進行涵蓋濁水溪與大肚溪流域的「濁大研究」，是一項大規模的整合型計畫，也從中培養出不少台灣的新生代人類學者。

可惜十多年前，張光直證實罹患巴金森氏症，四肢的抖動讓他難以勝任田野挖掘的吃重工作，尤其無法長期實地探勘由他一手推動的、大陸豫東商邱遺址大型計畫，最令張光直有壯志未酬之憾。晚年張光直帶病返台，擔任中研院副院長，力圖將台灣建立為世界漢學中心，貢獻良多。

台灣心，中國情

至於歷史學者、前國安會諮詢委員戴國煇則以台灣史的先驅研究聞名，尤以一身傲骨夙孚清望。他和前總統李登輝對於台灣史的不同觀點，曾在學術界引起廣泛關注。

民國二十年出生在桃園客家鄉鎮的戴國煇，少年時代飽受日本殖民教育洗禮，並負笈日本取得東京大學農學博士學位。早在台灣史研究還屬禁忌的五十年代，戴國煇就在日本組織研究會，研究台灣史及亞洲相關議題，也因此被打入政治黑名單。之後蔣經國數度邀他回國，他卻拒不接受，直到李登輝總統主政後才欣然返國。

然而，對台灣史觀的不同，終於導致戴國煇和當權者漸行漸遠。因為戴國煇雖然不滿兩蔣的獨裁集權，但也同樣對日本殖民政府的嚴酷統治提出批判，有別於李登輝的強烈懷日情結。尤其這位一生以「台灣出身的獨立自主的中國人」自許的歷史學者，對中國原鄉始終懷有深情，也和台灣史學界的集體氛圍扞格不入。

對於兩岸關係，戴國煇提出著名的「睪丸理論」，認為台灣之於大陸，猶如睪丸之於人體，兩者密不可分，但又各有獨立功能；若睪丸被吸納入人體，對兩者均有害無益。這是以為中華民族謀取最大福祉為觀照點，與李登輝主張台灣應和中國「劃清界限」的思考大相逕庭。戴國煇早年不畏強權，開啟台灣史研究，其後秉持客家人的硬頸精神與學術獨立立場，對其主張一以貫之而不妥協，知識分子的風範，令人景仰。

追憶大師之際，正值教育部為五十年前的「四六事件」正式道歉，同時亦傳出大學校長之升等論文被判定抄襲情事。一方面為台灣知識份子終於掙得一片免於屈打繫獄的自由天地而欣慰，一方面也為急功近利心態已造成學術污染而憂心不已。哲人之逝，留給今人的，豈止欷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