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烽火我獨行──戰地記者張翠容

「談人權，談和平很容易，喝咖啡的時候可以談、大學教室裡更可以談，但這樣的談不痛不癢，沒有engagement；相較之下，那些朋友全都是用真實的生命去實現理念，」坐在台北市永康街的咖啡廳裡，張翠容忘了自己是專訪主角，談著她的兩位日籍朋友。

不顧家人和政府反對，長期在伊拉克從事人道救援的高遠菜穗子，和用相機揭露戰場真相的攝影家森住卓，是張翠容長期在中東採訪所帶出的戰地故事之一。「她他們一個人出入於漫天烽火中搶救戰爭的受害者；另一個則藉著赤裸裸的影像，讓許多人了解戰爭遺禍，對我來說，這才是『反恐』戰爭。」

揹著背包，和窮人擠在一起。張翠容和巴勒斯坦的葉寧難民營內的婦孺笑得開心，是戰火下的半日閒情。

寫，就是行動

不過，作為記述、評價戰事的戰地記者，張翠容明白她的「武器」就是一枝筆。但也就是這枝多感卻又冷靜的筆，讓她超越了記者的角色，在廣大的華人媒體圈中獨樹一幟。

聊到自己最關注的中東衝突，講話速度不慢的張翠容愈講愈快；但另一方面，她卻少有一般記者的咄咄逼人，即使在談話的最高潮，仍保持著敏感，讓人感到一種真切的關懷。

跟英國治理時期的大多數香港年輕人一樣，嗜讀金庸武俠作品的張翠容從小接受英國教育，並在英國完成高中及大學教育。隨後，她在香港中文大學拿到社會學碩士，也一度過著尋常的「打工仔」生活。不過，1989年震撼全球的「64天安門事件」發生，影響了海內外無數華人，張翠容也不例外。

「97大限來臨之前，港人因為害怕中國接收後會拖垮香港，曾經爆發大移民潮，」張翠容回憶，「但在64事件發生之前，我的父母並沒想過移民問題，64改變了我們的想法。」看著年輕學生的屍體在天安門廣場上一具又一具被抬出來，本來對中國政權還懷抱希望的父母親感到憤怒且失望，隨即辦理移民加拿大。

「除了造成我們家移民外，64另外一個影響，就是讓我看到人類面對權勢與暴力時的脆弱，」張翠容回憶，「這是我第一次嚴肅思考這個問題，後來會進入新聞界，並且不斷思考如何幫助弱者及受迫害者發聲，跟64有很大關係。」

1991年，旅居多倫多的張翠容回到香港，開啟記者生涯。接下來的幾年，她分別為英國BBC等多家國際新聞機構報導亞洲及國際事務；此外，她也曾任法國「無國界記者組織」通訊員和香港「亞洲周刊」特約評論員。

1994年，她首度代表BBC前往中東採訪。「長久以來華文媒體仰賴外電報導去看這些衝突地區；但當報導的媒體本身隸屬於交戰國之一，而另一方卻完全沒有向外界發聲的管道，讓我不禁思考我們看到的是否缺乏了平衡觀點。」

為了在衝突中尋找自己的觀點，張翠容深知短短一星期的出差採訪訪並不足夠。不久，她辭去固定工作，開始自己獨立記者的生涯。

在沒有固定的財務收入支持下，張翠容省吃儉用，多次前往戰地。她單槍匹馬走過戰火頻傳、紛亂不斷的中東諸國，除了中東，她也曾採訪過美國轟炸前的阿富汗、巴爾幹半島的科索沃戰事、前印尼東帝汶建國後首位總統古斯茂、1998年柬埔寨大選前的第一首相拉那烈王子、同年印尼「5月暴動」受辱且隱形的華裔婦女，並且曾親自重走西藏小活佛十七世噶瑪巴1999年逃亡時的路線。

與近年左派紅潮席捲的拉美諸國相比，小國薩爾瓦多顯得平靜、安逸。2006年初造訪該國的張翠容趁著採訪閒暇與當地兒童合影，童心自然流露。

戰地歷險多

在這些戰地採訪中，張翠容多次在砲彈和槍聲之中與死神照面。包括東帝汶、巴勒斯坦、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都曾險象環生。其中，突破重重封鎖進行阿拉法特專訪，不但創下華人媒體的先例，驚險和幸運交雜的過程更令人一窺戰地採訪的真貌。

2002年，為報復巴勒斯坦激進分子連串自殺炸彈攻擊，以色列部隊開進約旦河西岸，並以戰車包圍位於拉馬拉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大樓，同時實施全天候宵禁。

當時，一向緊密注意中東形勢的張翠容發覺衝突有升高的可能性，早已備妥行囊；在阿拉法特被圍困的消息傳出後，便即刻由香港飛往巴勒斯坦採訪。

算準了自己的旅費足夠一個月的開銷，張翠容一如往常找了家便宜民宿，以一個晚上10美元的代價，和許多和平工作者一起棲身於耶路撒冷。

「我一邊採訪零星的衝突，一邊注意消息，心想也許有機會可以訪問被軟禁的阿拉法特，」篤信等待可以帶來機會的張翠容回憶。

不過，衝突愈來愈嚴重，耶路撒冷的街道愈來愈冷清，街道上大量駐守的以軍完全掌控了局面，也讓專訪希望愈顯渺茫。

就在張翠容旅費即將用盡時，長期接待國外記者和和平工作者的民宿老闆突然對她說，「我判斷，今天有可能解除宵禁！」

「他說那幾天的氣氛和緩，如果我想到自治政府大樓去，可以利用那個機會，」張翠容說。她和一起住在民宿、萍水相逢的兩名法國友人當下決定先搭巴士到距離自治政府只有不到20分鐘車程的一家醫院等待。

「對於想要接近自治政府的記者來說，那幾乎是個公開的秘密，」張翠容笑道，「面對以軍的封鎖，你必須在這家醫院想辦法說服司機用救護車送你進去。」

不過，由於醫院傷患太多，所有的司機都在極度疲累的狀態中，反而讓張翠容陷於進退不得的窘境。苦等了一天後，滿臉憔悴、幾乎沒有進食的張翠容決定孤注一擲，違反宵禁，走到自治政府大樓。

彈痕累累的拉瑪拉市區所有的商店緊關著大門，張翠容等3人一邊躲一邊走，到了自治政府大門前，卻看到路邊大樹下就守著一輛以軍坦克車。

「平常我到戰地採訪，滿腦子都是工作，根本不知道害怕，也不會想到死亡，」多次戰場歷險，覺得自己運氣不錯的張翠容說，「但那一刻距離阿拉法特這麼近，我突然看到戰車，由於我們違反了宵禁，以軍非常有可能直接射殺我們，心中忽然升起一股寒意。」

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袖阿拉法特為巴勒斯坦民族爭取獨立的奮鬥傳奇深入人心，有一度，他更是中東和平希望所寄。因此，強人雖然已於2004年辭世，其形象仍深植於巴國孩童心目中。

心中的教堂

然而，為了採訪這位從小仰望的傳奇人物，她鼓起勇氣走向裡頭建築物支離破敗的自治政府大門，沒想到，「相較於外面的肅殺，裡面氣氛其實還蠻輕鬆的，」她回憶，或許是早已習慣這樣的對峙，為了打發時間，守衛士兵居然把槍架在牆腳就打起了乒乓球，「看到我走過去，他們也不以為意。」

在張翠容表明來意後，一位守衛檢查了她的證件和隨身裝備，便把她介紹給阿拉法特的一位參謀。遭到幾星期的軟禁後，張翠容的東方面孔似乎讓他們受到了一點鼓舞，知道在那一刻，全世界仍有許多人關注著這小小一角的動靜。參謀當下就替張翠容敲定專訪時間。

「我跟著他們在破敗的大樓裡穿梭，在沾血的床墊上過了一夜，隔天就採訪了阿拉法特，」帶著深刻的印象，張翠容彷彿重回那一刻，這個讓以軍恨之入骨的老人雖然慈祥，卻又經常不理會張翠容提問，只是自顧自地重複自己的主張。

「他老了，跟以前那個不惜任何手段求取建國大業的強人，形象已經有點連不起來了，」否極泰來，完成了採訪，張翠容語氣中卻帶著失望和感慨。

「還有一次在塔里班時代的阿富汗，也幾乎在槍口下送了命，」張翠容說，當時塔里班政權規定不得拍攝所有「會動的」東西，不過，剛到喀布爾就揹著相機在街上晃、進行隨機採訪的張翠容並不知道。

沒多久，「宗教警察」（常見於伊斯蘭國度，負責勸誡、處罰不符合該教戒律的行為）注意到有一位東方面孔女子到處任意拍照，馬上出動將她逮捕。

「後來，來保我的加拿大（張翠容有香港和加國雙重國籍）駐阿富汗大使館官員告訴我說，在那種情況下，宗教警察有權當場射殺我，讓我真有種從地獄轉了一圈回來的感覺。」

經常前往戰地的張翠容雖然「憨膽」過人，為了採訪往往便宜行事，但牽涉記者本份的小細節上，她又顯露出一絲不茍的堅持。

「有人以為我去過那麼多地方，一定帶回很多紀念品和戰利品，」她說，但所有與戰爭相關的物品，無論是以軍和巴勒斯坦游擊隊贈送的彈殼，還是伊拉克人所贈送的廢墟破碎的石雕，她一律謝絕。「除了圖片和故事，我儘量不帶走任何東西。」

另一方面，即使自己採訪的對象一輩子可能就見這麼一次面，張翠容仍堅持善盡「保護受訪者」的義務。

2002年採訪阿拉法特那次，張翠容剛從自治政府大樓出來，就被以軍包圍，要求看她拍的相片，以刺探裡面的情況。不過，張翠容並沒有讓他們如願。「我跟他們爭執了一會兒，最後拿出以色列政府核發的採訪證，並告訴他們記者有保護受訪者的義務，他們才放人。」

從看見苦難到冷靜思惟

2002年，她集結了多年戰地採訪的文稿和圖片，出版《行過烽火大地》一書，奠定了無國界的戰地獨立記者形象；2005年，她又推出第二本書《大地旅人》，講述採訪各地的所見所感，人文情懷較前者更為濃厚；而到了第三本書《中東現場》，張翠容一改感性筆調，嘗試著從國際政治的角度，抽絲剝繭，為中東的困局理出一條思路。

至此，長期累積的多國戰地採訪經驗，使她被譽為「當代華人世界最突出的戰地記者」，其帶著勇氣和深刻關懷的文字，在港台兩地大受歡迎。

而除了港台，大陸地區的出版社也一度有意引進她的書籍，「但在洽談過程中，大陸方面曾試探性的問她可否刪掉某些可能會得罪以色列政府的章節，她卻拒絕了，」負責在台出版張翠容書籍的馬可波羅出版社總編輯郭寶秀說，「為了堅守原則，她犧牲了在中國出書的機會。」

驚險曲折的戰地經驗化為篇篇故事饗宴讀者，在港台佳評不斷的張翠容，在人前總是笑容可掬，只有極少數朋友知道，每個得來不易的採訪，背後都有苦心擘劃的漫長過程，其中往往充塞了孤單和辛酸。

「做為只賺稿酬、沒有媒體奧援的獨立記者，籌措旅費是第一個挑戰，」張翠容說，相較於西方的獨立記者以捐款支持採訪，「我的旅費都是用稿費慢慢攢出來的。」

在旅費難籌之外，早先沒有名氣更讓她受盡揶揄，「就算是朋友，也經常要我不要再到處跑了。他們不了解，在這些地方發生的事情都已經有各國主流媒體報導了，為什麼我還要往那裡去？」

「說來可笑，我是個記者，是個期許自己跨越疆界的人，但我卻怎麼也無法讓身邊的人了解、說服他們支持我的工作，」張翠容講話速度突然慢了下來，特別是每次回加拿大，談到她的戰地之旅，每每讓母親淚眼以對。旅費可以省點花，揶揄的眼光可以不在乎，年邁父母憂心的神情卻永遠讓她放不下。

不過，父母的反對並沒有讓她停步。為了籌措旅費，她接下了各地接連不暇的邀稿和演說約，2006年初推出《中東現場》後，她又把眼光望向左派勢力重新抬頭、局勢詭譎的拉丁美洲，一路走訪墨西哥、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哥斯大黎加和委內瑞拉等國，為下一本講述拉丁美洲的書做採訪。

「從拉美的共同國父波利瓦爾解放各國之後，拉美最大問題就是財富集中在權貴世家手中，」張翠容說，「2006年走訪這些國家，大家都在談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因為他宣佈要把國家財富回歸人民。」

「但每一項改革都會挑戰到既得利益者，在委國，富有階層的華僑大多屬於這樣的階級，」張翠容解釋，這些富人長期以來只需對官員施惠示好，就可以不用繳所得稅。當查維茲上台，要求他們補繳過去15年積欠的所得稅，立即招致強大的反彈，並利用媒體散佈對於查維茲不利的消息。

「跟中東一樣，所有糾葛於長時間苦難的地區，往往都有極其複雜的政經、社會、甚至族裔傾軋的背景，」張翠容說，「到過這麼多國家後，我會一再提醒自己要理性，不要被主觀印象或感情沖昏頭。」

完成了中東報導系列，張翠容把焦點轉到拉丁美洲。2006年3月她造訪拉美諸國，在墨西哥市感受到墨西哥人的政治激情。

「我希望後有來者，而且浩浩蕩蕩。」

行遍烽火之地，告別了台北的張翠容又匆忙前往下個戰場。不過，她的文字仍留著，深刻留在某些讀者的心中。

「對我來說，她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勇敢的華人戰地記者，」曾實地探訪墨西哥查巴達民族解放軍領袖馬訶士、出版《蒙面森林》一書的作家吳音寧說，「就是因為她的啟發，我才有勇氣走進墨西哥的叢林裡。」

不過，在下次的遠行來臨前，張翠容思考的仍是記者的角色。她寫道，「翻雲覆雨的中東地區，容不下記者個人的榮辱和天真的爛漫。它需要的是我們老老實實而靈巧的去做一位記錄者。是非黑白的混戰正在敲打著我們的良知，畢竟這是『文明衝突』當中最核心的衝突，我們無法不去解開這一個謎。」

僅僅這一點，也就是張翠容之所以為張翠容的最好說明了。

從90年代「沙漠風暴」到2003年海珊政權垮台，獨裁統治和境外的鐵蹄讓伊拉克飽嚐苦難。漫天黃沙下與報廢坦克合影的張翠容，彷彿也沾染了伊人的悲憤。

戰火蔓延，亞伯拉罕、耶穌、穆罕默德等先知曾經駐足的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也不能倖免。張翠容於2003年造訪時，曾當場目睹一件汽車炸彈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