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包師傅的電影夢──林正盛

 個頭矮矮、圓圓的肚子、下巴些許絡腮鬍，長相十分土味的林正盛，被台灣幾位導演視為演出「台灣莊稼人」的最佳人選。

《熱帶魚》裡憨直的綁匪，綁來的小人質快要考高中，綁匪竟也陷入「聯考情結」，費心為他張羅書本，要他努力唸書；《太平天國》來到五十年代南台灣，林正盛是村民心目中唯一的「讀書人」，夾在演習美軍和村民的衝突之間，兩邊不討好；《我的神經病》穿著邋遢、頭髮蓬鬆，飾演一位擔心自己「性能力」的人，甚至企圖用真空抽氣瓶，一展男性「雄」風。

幾部戲的份量都是男主角，但林正盛卻很清楚他的演員生涯只是過客。

林正盛第一部作品《春花夢露》有他熟悉的童年，故事敘述一位年輕父親在心愛妻子病故後，傷心離家，留下兒女給年邁母親，老祖母積勞成疾。（中影提供）

青春如花，似夢若露

「我只是把自己演出來，拿自己的樣貌和觀眾分享；真正要當演員，其實有一堆功課要做，」他說，演得不好就是林正盛的外型在那裡走來走去；要走上表演的路，就得讓認識他的人發出「林正盛怎麼會這樣」的驚嘆。而他自認個性容易緊張，不適合站在攝影機前。

林正盛富喜感的演出被觀眾認識，他的導演夢也同時實現，第一部作品《春花夢露》得到八十四年度四百萬元電影輔導金開拍。

風吹、雲飄，《春花夢露》打開了東部台灣的大自然視野，四季的流動傳達出一個男人與三代女性的悲情。心愛的妻子死於難產，男主角傷心離家，留下一對兒女給母親撫養，自己跟著建築工地四處工作，偶爾回家探望。

影片營造舊時代的氛圍，有林正盛兒時的感情記憶，對早逝母親的想像。例如劇中姐弟的母親早逝，姊姊為照顧弟弟而耽誤了入學，而林正盛大他六歲的三姐，也因為照顧他，直到十五歲才小學畢業。

第二部電影《美麗在唱歌》，描述兩位名字都叫美麗的女孩，在各自世界裡漂泊著青春悲喜，爾後一起來到電影院工作，分享年輕的生命經驗，竟在彼此身上找到情誼。兩位女演員劉若英、曾靜一起贏得東京影展影后頭銜，成為去年底台灣電影界的大新聞。

林正盛的兩部作品對女性角色都著墨甚多，甚至有人認為《美麗在唱歌》是一部女同性戀電影。

「女人吸引我的地方的確比男人多，女人心思細膩、複雜，」他說，自己在結婚之前，一個單身漢，從沒有談過戀愛，和異性關係就是暗戀和到妓院嫖妓的扭曲關係。

「《春花夢露》是我對母親的懷念，對婚姻生活的覺悟，」至於《美麗在唱歌》，林正盛解釋，「我不敢說自己拍了女同性戀電影，只是同性愛的開始，真正要講的是青春。」

《美麗在唱歌》讓兩位年輕女演員劉若英、曾靜贏得東京影展影后寶座，是部兩位電影售票員青春悲喜的故事。（中影提供）

回首來時路

終於拍電影，看來是成功了，回頭看林正盛走過的路，比其他導演多了些「話題」。

因為一般來說，台灣導演的電影路有兩種模式，一是在片場學習實務經驗；一是電影科系畢業。林正盛既沒有拍片經驗，也不是科班出身，因而有些媒體報導，他能崛起影壇是一頁「傳奇」。 　老家在台東關山，林正盛的祖父在日據時代因為抗日被通緝，一度逃到大陸延安「朝聖」，當時祖母已經懷孕，祖父回來時才知道有個十幾歲的兒子。受日本教育長大的父親，原本已經打算到日本留學，祖父回來後嚴加反對兒子再念日本書，父親認定一生美好的未來葬送在祖父手上。

對小時候常在祖父、父親吵架聲中醒來的林正盛來說，「生命非常戲劇性，父子宿命一模一樣」，上一代難解的仇恨，竟然又延續到他和父親的關係上。

國中畢業要升學時，林正盛的父親認為日後找工作方便，堅持兒子應該讀高工，而他一意認定讀高中、大學才是人生美好的開始。結果他高工高中都沒讀，十六歲那年偷偷離家出走。

從反對他讀高中開始，父親就是他往後人生不如意時埋怨記恨的對象。一路來到台北，人生地不熟，在火車站的候車室睡了好幾天，呆坐也不是辦法，向後車站方向晃去，看到一家麵包店徵學徒，於是推了門進去，這一進去，就是十年。

在辛苦的學徒生涯裡，他記恨父親；做厭了、不甘一輩子埋在麵包堆裡，卻因只有國中學歷沒有新的出路時，他恨得更深。

結婚不久，林正盛就和太太一起到梨山種果樹。梨山生活的經驗讓他完成第一部紀錄片，並在中時晚報電影節上嶄露頭角。（林正盛提供）

《東京物語》的啟示

當兵回來後，不想做麵包，但又找不到想做的工作，只好繼續做麵包。因為厭倦，所以做不久，沒錢就做一、兩個月；接濟不上時，就伸手向父親要，久了就愈來愈不工作，花父親的錢。

漸漸父親受不了，不再給他錢，他開始偷父親的錢，從偷現金到偷存摺，在提款單上偽造父親簽名，父親親自把他送進看守所。

「敢對父親這樣放肆，讓父親受盡折磨，只因有個理由藉口，誰叫他當年不讓我念高中，是他誤了我的美好人生，」他說。

進電影編導班是人生的意外。在電影院外看到台北市片商工會編導班的招生簡章，興起念頭試試看，沒想到走上不一樣的路。

剛進編導班讓他最頭痛的是，如義大利導演費里尼等大師的經典作品總是看得似懂非懂、昏昏欲睡。

第一次讓他有自信的是美國導演奧森威爾斯的《大國民》，一名記者不斷挖掘、尋找報業大亨臨死遺言的含意，授課老師問影片究竟要表達什麼？同學引用了一堆電影理論，老師認為沒有這麼複雜，林正盛舉手回答，「他在尋找失去很久的愛」。

第一部對他有意義、讓他有感觸的電影是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的《東京物語》，從鄉下到東京探望兒女的老夫妻被兒女冷落的故事，讓他想到和父親的關係，他好像看懂了些什麼！

「在老夫妻的孤獨無奈裡體會到父親的心情，也在老夫妻的感傷喂嘆裡，看到父親對我失望時的樣子，更在那些各自忙碌的子女身上看到我的自私，」他說，因而自責了好久。

夫妻倆去年搬到台北縣深坑鄉的新居，終於有了安定的感覺。（卜華志攝）

桂花樹下的初戀

電影帶給他的不只是反省、改善父子關係，還讓他認識了現在的老婆柯淑卿，找到一生「牽手」。

電影編導班辦了三期，林正盛參加第三期，柯淑卿參加第二期，應該是他的「學姊」，不過後來他們一起參加的「高級班」，成了同學。

林正盛和柯淑卿的結合，據說是桂花牽的線。話說林正盛讀完編導班後，經常和柯淑卿以及她的死黨混在一起，有一天在新店租的房子外，林正盛爬上桂花樹採桂花，看到穿裙子的柯淑卿準備回高雄，也許是桂花香作祟，突然有種「奇怪的心情、感覺」，桂花樹下的女人對他有種莫名的吸引力。兩人從同學變成情侶、夫妻，那年他們都是二十九歲。

結婚之後，林正盛專心寫劇本，偶爾幫朋友的忙，到清境農場打工，一個大工寮只有兩夫妻住，林正盛開玩笑說，好像在度蜜月。山上的日子不用花什麼錢，他們存了錢，就下山。

當他們知道侯孝賢要拍《悲情城市》，毛遂自薦來跟片，但是電影開拍的日期一延再延，兩人又被朋友吆喝到梨山果園打工，他們留了電話給《悲情城市》的工作人員。誰知不久卻從報上看到侯孝賢電影已經開拍的消息，「因為太喜歡侯孝賢的電影，所以心裡很難過，但只能怪自己和電影無緣，」林正盛說，只好專心種果樹。

文字故事是影像的基礎，不拍電影的日子，林正盛就在家努力創作。（卜華志攝）

劇本和我一樣高

夫妻倆在梨山租了一塊地，投資一百二十萬，一年後雖然果園豐收，但果賤傷農，投進去的錢幾乎賠光，賣不出去的蘋果只能釀成酒。

只是想把蒸酒的過程紀錄下來，用剩餘的錢買了部簡單的攝影機，誰知林正盛這位「好奇寶寶」就玩起紀錄片了。

七十九年他以梨山果農生活為背景，拍了《老周老汪阿海和他的四個工人》的紀錄片，贏得中時晚報電影獎非商業影片競賽的最佳影片。

所有評審一致認為林正盛的「創作態度誠懇樸實」。評審之一井迎瑞說，「作者並沒有刻意表達對這些人的關愛，但卻很清楚地和他們像個朋友，因為平實和對等的關係，所以表達生動。在不疾不徐的訪談中，人物個性都很明確；而在攝影剪接技術上，也相當樸實。」

摸過泥土的林正盛涉入太深，這部紀錄片的原始材料一共拍了七十卷、一百四十小時的帶子，最後才剪成兩小時的成品。

八十年他拍了《美麗在唱歌》，紀錄一位鄰家愛唱歌的女孩，從青春期到成長的過程；八十一年他又回到梨山，人與自然的關係再度成為他鏡頭下的主題，拍下《阿豐阿燕的孔雀地》，這兩部作品又在中時晚報電影獎中獲獎。連續三年他成為同一項影展的常勝軍，讓他不好意思再參加。

除了用鏡頭說話，林正盛也努力筆耕。「寫過的劇本堆起來和我一樣高，十幾個故事，」但他說，現在看過去寫的題材，覺得自己有嚴重的「自戀狂」，從童年寫到青少年，老是在寫自己，「寫也寫不完，怎麼會有人看，真是悲劇。」

他連續三年參加新聞局舉辦的優良劇本獎都「槓龜」，倒是柯淑卿的第一個劇本《高山上的熱氣球》一投就得獎。

用生命拍電影

一路走來，總是到了山窮水盡才發現新的可能性，但他卻覺得自己運氣不錯。不想寫劇本，就拍紀錄片；拍了紀錄片，就有拍劇情短片的機會。「念頭才動，就有機會，要走電影路，總要告訴人家自己會用影像說故事。」

八十二年，電影年活動中有劇情短片的甄選，林正盛得到資金贊助，拍了家族故事的短片《傳家寶》。八十四年，循著一般新導演找資金拍片的途徑，競選電影輔導金，連續兩年拍了成本約一千五百萬元的《春花夢露》和《美麗在唱歌》。

認識林正盛十多年的電影製片人徐立功形容林正盛夫妻是「影展候鳥」。每到國際影展時間，兩夫妻就下山來，一邊幫忙主辦單位清理場地、收票，一邊看電影，吸取養分，「就是很單純的愛電影。」

徐立功轉任中央電影公司副總經理後，就因為感動於林正盛幾部短片中的寫實風格，尤其是「捕捉到人與土地的感情」，願意投資《春花夢露》。

有人認為，《春花夢露》以長鏡頭捕捉四季時序的光影變化，有侯孝賢的風格。影評人黃建業分析，林正盛在鏡頭的運用上和侯孝賢走同樣路線，但他的影片中神祕異像的筆觸，如早逝母親魂魄的出現，是侯孝賢電影中沒有的；此外在感情的處理上，《春花夢露》也比較冷、遠。

近年來台灣電影的產量遞減，去年製片量只有二十四部，不少電影創作人只拍了一部電影，就此沈寂。黃建業認為，林正盛連續三年都有作品，靠的是自己努力尋找機會，「電影那麼不景氣，在台灣拍電影是無法維生的，完全是夢想。」

林正盛的努力有了成果。徐立功離開中影、自己開組電影公司後，又和日本放送協會ＮＨＫ共同投資林正盛的第三部作品《放浪》，描述一對姐弟年輕時的墮落、不倫關係。

徐立功認為，很多導演的作品都是反映他們的生活背景，如李安、蔡明亮，「林正盛也是用自己生命在拍電影的人，很多人選擇隱藏人生的真實面，但林正盛可能覺得透視人內心壞的血液，可以創造更進化的生命吧！」

從流動到安定

結婚之後，林正盛就告訴老婆不會再回頭當麵包師了，讓愛吃麵包蛋糕的柯淑卿相當失望；梨山果園賠錢之後，林正盛確定只有電影這條路可走了。

兩個人生活一直過得簡單，在外租屋的日子裡，一個月的開銷七、八千元。但面對生活，自己都沒把握，那養得起下一代，於是結婚之後，林正盛就動手術結紮。

對於這個決定，柯淑卿的另一個說法是，因為林家父子一直有心結，「他怕被兒子報復。」幾年下來，兩人世界倒也自在，柯淑卿唯一的抱怨就是，拍《春花夢露》時，因為是第一部電影，壓力大，林正盛的心思都在電影上，「感覺上好像被拋棄了。」

《春花夢露》參加東京影展的青年導演競賽，得到銀賞獎，贏得的獎金付了在台北縣深坑房子的頭期款，去年搬進來。生活長期處在流動狀態中，有房子、安定的感覺，以林正盛的話來形容是「很詭異」。

台灣導演總是處在拍完一部片子，不知何時有下一部機會的狀況下，這種沒有未來的感覺，偶爾讓林正盛也有經營另外一種生活的想法。也許到花蓮、台東開個小雜貨舖，閒時寫寫小說，為自己脫離電影還可以過活做打算。

「電影不能當作理想、偉大抱負，而應該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才能持久，」林正盛說。

從三年前拍了第一部電影，到今年柯淑卿也有意願把《高山上的熱氣球》劇本搬上銀幕，一則描述一位都市女孩到梨山探望在此種果樹的父親的故事，如果得到今年度輔導金的贊助，夫妻倆早已溝通好，林正盛將擔任製片的工作，至此拍片幾乎成為他們生活的全部。

林正盛早已意識到電影帶給他生活、個性上的改變，「說話比較有自信，有時自信變成自大，老婆常常罵我，不要得意忘形。」

電影救了我兒子

但電影帶給他最大的收穫則是，他和父親愈來愈有話說。住新店時，有時父親會到住處拿書回去看，那時他在看沈從文的小說，父親會和他討論，有時還在書上寫些他的想法。

林正盛回憶，當年父親把編導班寄來的上課通知藏起來，他擔心五光十色的電影圈會帶壞了兒子。父親去世前，「有天下午，突然有感而發地對我說，想不到電影會救了我兒子一命，讓他活過來，像個人。我永遠記得那個下午裡父親的心情，是一種對兒子放心了的舒服。」

徬徨多年，電影讓林正盛找到了自己，讓一位父親找到了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