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判他死刑？

民國五十二年，一場意外車禍使得正值荳蔻年華、在明星學校北二女擔任儀隊隊長的王曉民從此昏迷不醒，成為俗稱的「植物人」。王母曾在民國七十一、七十四年，分別向立法院陳情，要求立安樂死法。甚至一度上書李總統，請求讓王曉民安樂死。然而，王母的請求至死都沒能如願。照顧女兒三十餘年之後，王母「放心不下」地離開人世。

他們要等待奇蹟，還是想早日解脫？沒有人知道植物人的想法，也沒有人能替他們做決定。（薛繼光）

心事無人知

一位致力於推動安樂死合法化的許姓小姐，為植物人寫了一首詩，其中的兩句是：「臥監刑無期，誰人來解套？」事實上，昏迷的植物人既沒有意識也沒有表達能力，他們是否想解套、想要如何解套，又有誰能知道呢？一切不過是外人的臆測罷了。

投身植物人照護工作十餘年的創世社會福利基金會董事長曹慶認為，植物人不同於癌症末期病患，他們沒有死期、也沒有痛苦的感覺；更不是罪大惡極、必須剝奪其生命以維護多數人生命、財產安全的罪犯，安樂死對他們而言並不人道。

創世是一個民間照護植物人的慈善機構，免費收容照顧清寒家庭的植物人。創立十年來，創世靠支持者的捐款維繫，但也受到對植物人缺乏認識者的歧視、排擠，植物人安養中心門口遭人丟大便抗議、遭大樓住戶管理委員會斷水的事情時常發生。這些不吵不鬧、只是安靜沈睡的「睡人」，果真不能見容於社會嗎？

公職退休後投入社會服務工作的曹慶表示，在未辦創世之前，因為同情植物人家庭，自己原擬推動植物人安樂死。為求慎重，他請柴松林教授設計問卷，調查結果，高達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主張植物人應該要安養。在法不容、醫不肯、親不忍、宗教不許、社會不認同的情況下，曹慶轉而投身植物人安養服務。

創世目前照料的植物人平均三十七歲，最小的只有三歲。這些腦中樞受傷的植物人，除了有呼吸、心跳等生命跡象外，部份還有喜怒哀樂等情感。創世的資深公關許家華指出，曾有照顧者在一位病患身旁討論他的妻子很久沒有來看他，赫然發現一旁臥床的植物人臉上流下了傷心的眼淚。十年來，在創世安養的兩百多個植物人，有抴X個甦醒的案例。

生命有價？

然而，今天的民情與十年前大不相同，贊同植物人安樂死的比例大幅升高。

前些日子曹慶上電視參加扣應節目，討論植物人的安樂死問題。在他對植物人做介紹前，一旁記錄觀眾電話扣應表態的數字顯示，百分之八十多的人贊成植物人安樂死，介紹後贊成的比例雖然降低，但仍高達百分之七十。

有人站在經濟的角度來考量。

早期在資源匱乏的時代，許多民族在不得已的情況下，發展出不同節省資源的方法。印度的老人帶著少量的食物沈浮於海，等待「涅盤」；日本電影《楢山節考》中，日薄西山的老人被家人揹負上山等死，用以解決糧食不夠的困境。

如今有人以資源有限為由支持安樂死，特別是耗費大量資源而又沒有明顯療效的植物人。

根據曹慶的估算，創世一名植物人一個月的平均花費是六萬元。這筆費用對一個家庭來說，是相當沈重的負擔。

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教授王邦雄認為，以社會資源的耗損來支持安樂死是說不過去的。國家社會原本就應該盡全力來保護每一個人，「未盡保護之責已『錯誤在先』，沒有妥善照顧更是『不知彌補於後』，怎能以資源為考量來取消一個人的生存權？」

曹慶對於資源論調更是無法接受。「罪犯關在牢裡面都還有一口飯吃，這些無辜的植物人大家卻不聞不問。」曹慶感嘆地表示，假如人們相信「生命無價」，就不應該站在經濟的立場來衡量生命。「植物人的生命和每個人一樣，應該受到絕對的尊重。」

最後的防線

也有人認為在一個人的自由意志無法執行、表達時，至親至愛的家屬應有代為決定的權利。因為中國人相信「知子莫若母」、「知母莫若子」，認為天倫、親情是最後的防線與支撐。

然而，即使在唯一通過安樂死法的澳洲北領地，植物人等無表達意識能力者，依然被排除在安樂死的門外。

台大腦神經外科教授兼主任高明見反對由家人來決定，他認為家屬的情緒和背景會影響病人安樂死與否。

高明見的看法，可以從創世植物人家屬的差異找到印證。依照創世的規定，家屬每個月要來看病患三次。一位李先生每天到創世為被電擊導致昏迷不醒的太太抽痰、擦身、按摩，幾年來從不間斷；一位女病患的姊姊，每天下班就來陪妹妹，星期假日更是整天在創世幫忙。也有家屬將病患送進來第二天就不知去向，從此不聞不問。

根據許家華的觀察，意外發生後的二、三年內，家屬多還會存有一絲希望，但病人昏迷五、六年後，部份家屬就難免絕望了，傾向讓植物人「安樂死」。但是說歸說，真的面臨選擇時，又有幾個家屬能做得到，值得懷疑。創世護理長郭玉竹指出，有家屬每次來探望嘴上總說：「怎麼不快點死了算了？！」但是病人一旦生病危急時，家屬還是要盡全力救他。

曹慶則指出，有些家屬原來希望病患能安樂死，送來創世經過悉心照顧後，病人屁股的褥瘡結疤了、骨瘦如柴的身軀豐腴了，又聽到院中有甦醒的例子，也開始燃起希望。

等待奇蹟

所謂「甦醒」，程度不一，其中「叮噹」算是情況較好的。

綽號「叮噹」的三十二歲青年住進創世已經近十年了，因車禍腦傷的他，入院時是個「標準」的植物人，沒有任何反應。四、五年前，一個寒冷的深夜，值班護士照例兩個小時為病人翻一次身，為他翻身時發現他把尿布弄掉了，搞得滿床都是屎尿。當時處於疲憊狀態的護士，一邊為他清洗、換棉被、床單，一邊忍不住埋怨地質問他：「為什麼要這樣？」，沒想到昏迷多年的叮噹突然迸出一句：「不知道！」。

如今，叮噹可以說些簡單的對話，有時還會語出驚人。郭玉竹說，有一次一位同事不停地照鏡子，躺在床上的叮噹悠悠地說：「好了，已經很漂亮了，不用再照了啦！」

在護士小姐的帶領下，叮噹會唱「包青天」、「蘭花草」。他記得家裡的地址，但問他幾歲，他有時回答：「十九歲」，有時回答：「十六」。郭玉竹說他的記憶尚停留在出事時的階段。

醒來已經四、五年的叮噹，大腦功能不可能完全恢復，除了右手右腳可以活動外，左半身骨頭僵硬，連起身坐輪椅都不可能。雖然他已經不是「植物人」，但還是離不開床、生活起居都要人照料。在家人無力照顧下，叮噹一直住在創世。曹慶表示，像叮噹這樣的情況，如果接受復健治療，應該可以進步到坐輪椅、自己吃飯的程度，只是沒有醫院復健科願意收他。

不光是叮噹，其他植物人生病送醫，除了具有宗教精神的馬偕醫院「來者不拒」外，大部分醫院都因植物人必須佔床位而拒收。

誰來解套？

植物人是否想解套，無法判定，但家有植物人的親人確實是需要解套的。台大社會系教授林萬億指出，無論植物人適不適合安樂死，照顧者的困境都必須先解決。

家人無怨無悔的照顧就倫理學上來說，並不是一種道德義務。台大哲學系副教授孫效智指出，為了拯救或負擔別人的生命，做出重大的犧牲，這是道德理想，但不是道德義務。做到的人值得敬佩，但這樣的義務不應該完全落在一個人身上，國家社會有責任負擔起類似植物人或社會邊緣人、弱勢族群的照養工作。

目前我國將植物人列為「極重度」或「重度」殘障，對於在家安養的低收入植物人家庭，給予三到六千元的「殘障生活津貼」；在私立立案機構安養的植物人，政府則依經濟狀況給予低受入戶每月二萬五，非低收入戶每月四千到一萬二千的「收容教養補助」。對於一個有植物人的家庭而言，這些幫助仍嫌不足。

曹慶指出，日本有兩家植物人安養院，安養院的經費來自「有車階級」。開車族每年要繳納一筆費用，這筆龐大的經費，百分之六十用來改善交通設施，百分之四十則用來安養因車禍受傷的植物人。其他先進國家的社會福利較健全，植物人帶給家庭的經濟、人力負擔也相對減輕。

植物人是不是應該以安樂死來解決？答案關係的不只是三千多個生命的存亡，更是社會價值的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