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三連：為台灣人說話

你認識吳三連嗎？

新人類說：不知道。睬伊（管他）！

新聞界的消息比較靈通，說：他就是自立報系的創辦人嘛。

企業界人士可能會說：他是台南幫的大家長，曾經當過台南紡織、環球水泥董事長。

政治圈的人則告訴你：他當過國大代表、台北市長、省議員，解嚴前可是溝通黨內外的大老呢。

文藝界名人表示：我領過他的「吳三連文藝獎」，每年的鹽份地帶文藝營就是他支持舉辦的。

正確答案：以上皆是。不過，且慢嘲笑新人類年幼無知，其實也鮮少有人知道，吳三連在日據時代就是一位叱吒風雲的抗日分子。他曾以演講、遊說、辦報評論的方式，為台灣人的權益向日本抗爭了二十年。綜觀他的一生，雖然他做過那麼多不一樣的事，其實一以貫之，就是「為台灣人說話」。

吳三連初試啼聲，是在大正九年（一九二○年）台灣總督府總務長官專為留學生舉辦的招待會上。

當天，吳三連站起來發難，強烈指責日本為消滅台灣文化採行的「同化政策」、明訂台灣與日本母國差別待遇的「六三法」，以及警察的高壓氣焰。

之後，吳三連正式成為台灣知識分子抗日運動的一員。後來由林獻堂領導「設置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他這位晚輩就負責到東京、大阪等地奔走，請求簽署。他在回憶錄中表示，「熱心的程度可謂廢寢忘食」。

今年八月十六日，自立早報以頭版空白的方式，抗議新資方不願意簽署保障新聞部自主性的「編輯部公約」。（張良綱攝）

模範生的反叛之路

吳三連是台南縣學甲鎮頭港村人，小時候家境貧困。由於全家外出工作，母親也要趕豬到郊外野地上「放牧」，常常都是抓了一把蕃薯簽，託鄰居煮飯時順便幫兒子煮一下。有時連蕃薯簽都沒有，他就餓著肚子撐過整個下午，站在刺骨的北風中，焦急地等著母親回家。

但貧困的環境卻激起他向上的進取心。他在十三歲開始上日本人設立的公學校，那時學生都還留著髮辮，學校當局鼓勵學生剃髮，他率先「去尾」，學校還送他一個算盤當紀念品。

令人想不到的是，當年這位日本殖民政府褒獎的小小表率，公學校畢業後，在板橋林家提供的獎學金資助下到日本留學，竟走上抗日之路。

對於這樣的轉折，吳三連自己在回憶錄中說得很清楚。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巴黎和平會議通過了民族自決原則，主張各民族有決定自己命運的權利。國際間風起雲湧，弱小民族相繼獨立。

同時在日本國內，民主主義成了新的政治主張，人民要求參政權的抗爭遍及各地。

「留日學生在那樣的一個大時代中，逐漸個別產生了民族自覺，……台灣留學生不再只潛心課本，抗日的火花開始迸發」，吳三連在書中回憶到。

（上）這是吳三連當記者期間與報社同事的合影。（下）一九三八年八月攝的全家福，那時，四子俊民和五子樹民還未出世。（吳三連先生紀念室提供）

上了黑名單

他的第二次發聲，是在暑假期間組織文化講演團回台灣的巡迴演講。

那時，這樣的活動已經頗有今天群眾運動的架式了。講演團所到各地，都吸引了許多民眾，自然也引起日本統治當局的密切注意。每場演講，日本憲警都佩刀帶劍，到現場「監聽」，一出現他們不喜歡的言論，便立刻發出「辯士注意」的警告，更嚴重時，還會終止演講。

這樣的「政治洗禮」，想必對吳三連的抗日決心有相當大的影響。無可避免的，他上了日本警察的黑名單，從此不斷被跟蹤；最嚴重的，是差點因此斷了留日的經濟來源。

有一天，林家大掌櫃許丙把他找去，很委婉地告訴他：大少爺做事業難免要政府幫忙，他給你獎學金，你卻在做反對政府的事，實在不太妥當。……

吳三連當然明白，站在報答私恩的立場，他應該聽林家的勸阻；但基於民族利益，他又不容退縮。幸而許丙並未再勉強他，仍在事業經營不順後斷斷續續地寄來獎學金，勉強讓他撐到大學畢業。

大學畢業後，學商的吳三連並沒有去捧金飯碗——到大商社工作；相反的，他選擇了做一位記者，進入大阪每日新聞社工作。

「他擔任記者，看事情比一般人深入」，延平中學創辦人朱朝陽表示。他是現存極少數從日據時代就與吳三連相熟的人。

的確，中日戰爭爆發前，吳三連眼見中國與日本之間不斷在政治、外交方面發生衝突，中國人民抵制日貨、燒毀洩恨等事件，他在採訪、報導時，心中十分掙扎。

一九二七年，吳三連在台南和李菱結婚。吳三連曾笑稱這段姻緣是府城千金配草地人，卻十分幸福美滿。（吳三連先生紀念室提供）

台灣最早的一顆「爆彈」

站在報社的立場，當然不可能同情中國；吳三連只能把台灣人的心情以及自己對中國的關心與期盼，寄託在五個兒子的命名上。

「老大是逸民，逸是優秀與漂泊的意思，當時我卜居東京，相對於日本人，我們台灣人是優秀的，卻因滿清割讓台灣，台胞形同無國家的人民；得民出生的時候，民族運動如火如荼，『得民者昌』是我對殖民統治不符台胞意願的反彈；凱民出生的時候，中國北伐成功、統一在望，寄望於中國強大以對付日本，使台灣凱歸中國；如果中國戰勝日本，盼望台灣人從此加強教育、努力建樹，所以四子俊民、五子樹民。」

後來，吳三連受邀回台參與「台灣新民報」的創刊，終於又可以再度為台灣人抒發心聲。當時，他還在報上闢了一個專欄，欄名叫「爆彈」，可見他當時有多「衝」了。

這次自立早報以頭版空白的方式抗議轉售，作法雖然有點「臭屁」，但靈感可能真的來自吳三連。

當時日本開始侵略中國，台灣新民報密切注意國際情勢，儘可能詳盡報導。但由於實施出版審查制，出刊前要將版樣送審。日本官員把他們不中意的新聞和評論刮掉，報社故意不補版面，就讓這些開天窗的部分印出東一塊黑、西一塊黑的記號，讓台灣同胞瞭解異族統治下言論的不自由，激發同仇敵愾的情緒。

（上）民國卅八年，老總統召見吳三連，希望他接任台北市長。之前就有風聲傳來，他為了避官，還到關子嶺溫泉住了幾天。後來實在躲不過，只好點頭。（下）台北市長卸任後，吳三連參加省議員選舉。（吳三連先生紀念室提供）

台灣米被打壓

一年半後，吳三連奉社方之命到東京設立分部。在支局長任上，他又再次大聲為台灣人的權益抗爭——反對米穀統制。

一九三六年，台灣總督府擬訂了「台灣米穀輸出管理法案」，台灣輸日的稻米，由政府以低價收購，再以時價在日本賣出。原因是台灣必須生產足夠的蔗糖供應日本母國使用。況且甘蔗可以製造酒精，是重要戰略物資，不抑制台灣的米價，無法讓農民改種甘蔗。

但台灣人極力反對。因為壓低了米價，農民損失慘重；太多人改種甘蔗，又會壓低糖價。台灣農村將因此打擊而動搖根本。

「我不但不是大地主，而且是連一塊地都沒有的無產階級，米穀統治對我個人幾乎沒有半點利害。但基於民族正氣，也為了苦難的台灣同胞，我再一次毅然奮起」，他在回憶錄中提到，這是他這一生最有意義的事。

這次，他不但用筆抗議，寫了許多批評的小冊及文章，還找到立場與台灣人相同的日本議員遊說。可惜那時日本國內軍人勢力太大，極右派抬頭，打壓自由主義分子，吳三連功虧一簣。後來還因為兩位抗日的朋友，被日本警察抓去關了三個禮拜。

吳三連的長子吳逸民記得，那時父親突然失去連絡，媽媽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常常見她掉眼淚。吳三連被釋放後，決定亡命天津，做個單純的小買賣商人，靜候戰爭結束。

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吳三連在報禁開放後，創辦了自立早報。（張良綱攝）

洗刷漢奸冤屈

這一天終於等到了。日本戰敗無條件投降，吳三連原本一心趕回台灣，親眼目睹日本國旗從台灣總督府降下，卻為了再次替台灣人說話，而在大陸留了下來。

當時，有許多台灣人因為戰時在「偽政權」做官，或做過官方生意，這時全被打為「漢奸」及「奸商」。除了牢獄之災，他們的財產也全數被沒收。

吳三連對此很不以為然。他認為，台灣人變成日本國民不是自己的選擇，這是時代的悲劇，不應由台灣人承擔。因此他積極向中央陳情，援救他們。同時，三千名旅居華北的台胞在戰後因為買不到船票，無法返台，吳三連也為他們安排船期、食宿，一直忙了一年多，才完成這項重大的任務。

忙著照顧別人，自己的家人卻顧不著了。吳三連讓妻子、小孩先行回台。「那時真的滿慘的，雖然安排了一位親戚來接我們，但基隆的苦力不讓親戚幫我們搬行李，媽媽和我們幾個小孩子只好自己動手」，現任環球水泥總經理的吳俊民說。

回台灣後，吳三連做過一點小事業，卻並不順利，他決定從政，一舉當選全國第一屆國大代表，得票數是全國第一。後來又被徵召擔任兩屆台北市長，及當選兩屆省議員。

（上）民國七十一年，吳三連文教基金會邀請索忍尼辛來台。（下）民國七十七年十月，吳三連病逝。喪禮由李國鼎、林洋港等人為他的棺木覆蓋國旗，李總統親臨上香，備極哀榮。（吳三連先生紀念室提供）

台灣人的聲音

當選省議員後，他甚至放棄國大代表的身分，為的是要為台灣人民說話。在現仍保存的一份台灣省臨時省議會大會議員詢問條上，他邏輯清楚、條理分明地記下了質詢的內容大要：

一、物價管制是屬何單位？中央為經濟部，省是否在財政廳？

二、物價暴漲責任在政府。

三、但此責任，政府卻推到居奇囤積、奸商的身上。

四、抽銀根是否可能解決問題？

五、物價暴漲後，一般薪水階級面臨生活困難，政府是否有考慮增加待遇？

我們無法再看到當年質詢的盛況，但單就內容來看，理直氣壯、咄咄逼人之勢，也不輸給今天的立法委員呢。

兩屆省議員當完，吳三連深感賄選介入，選風日壞，決定不再競選。但是他並未就此封口，而是「重拾舊業」，以辦報來表達他對台灣的關懷。像「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林宅血案」、「陳文成命案」等重大政治事件，自立從不缺席。

這次由教授、學術界人士發表的「搶救自立聲明」中就說道：「吳三連先生於一九五九年接掌自立後，以其對民主的堅持，對抗強權的勇氣始終獨樹異幟，在一言堂的禁錮中，為言論自由開啟一道小窗，保留一線生機。」

「我是台灣人，我認為今天台灣人的聲音已經太大了，但在那個時代，他能夠堅持發出台灣人的聲音，是很需要不凡的道德勇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謝國興說。

在吳三連先生紀念室，三老生前常用的呢帽、皮夾、菸斗，甚至喚人用的響鈴，都收藏得十分完整。（張良綱攝）

人兩腳、錢四腳

有錢辦報，幕後英雄其實是台南幫的企業家。吳三連因為宗姪吳修齊、吳尊賢等人希望創辦紡紗廠，借助他在政壇的良好關係獲得設廠特許，在大家推舉下，他出任董事長。但他實在沒錢，當籌組公司時，他連一萬塊股本都拿不出來，還是向別人先借的。

當過那麼多任市長及民意代表，財務狀況怎麼會困窘至此？一來是因為他做官清廉，另外，則是因為他太常對別人慷慨解囊了。

由於曾受到林本源家的獎學金幫助，日後只要有人來向吳三連求助，他都儘可能幫忙。根據吳俊民透露，父親幫助過的留學生，至少有四、五十人。「當年這些事都是他自己處理，頂多他的秘書沈邦頎先生知道。直到後來那些人回來，他才會在回家吃晚飯的餐桌上提起某某人來看他。」吳俊民表示，父親是位十分嚴肅的人，平常吃飯不多話，會主動提起這些事，表示他那天十分高興。

正因為吳三連不斷給別人金錢上幫助，小時候鞋子開了口都沒法換新的吳樹民，一直覺得自己家很窮呢。

「台南幫與吳三連是相得益彰」，研究台南幫多年的謝國興表示，有了台南幫金錢方面的支援，吳三連可以做許多他想做的事情；相對的，他為人公正、受人敬重，也是台南幫最好的招牌。

除了辦自立晚報，台南幫及他的子女還出錢成立了「吳三連文藝基金會」，當作送給他的八十歲生日禮物。因為他們支持吳三連的一個想法：文學和藝術有個特性，它不是強權所能打敗的。做為一種民族心靈與思想的呈現，它是久遠的，是不被壓制的。

對總統說重話

一輩子為台灣人說話的吳三連，最後一次發聲，是在「高雄美麗島事件」的時候。

當時，他和國策顧問陶百川緊急商量該如何處理。他曾表示，希望這件事不要成為第二個「二二八」事件。

吳三連不但經常到獄中探望被逮捕的人士，並極力安慰受難家屬。當時因先生姚嘉文被抓，而在獄外絕食抗議的周清玉，抱著必死的決心，一度狀況危急被送到醫院。當時年高德劭的吳三連去醫院看了她好幾次，苦口婆心地勸她進食，還讓兒子媳婦給她送東西吃。如今回憶這段過往，周清玉仍然激動地落淚。她表示，黨外對三老有很多期待，認為他應該講得更多，做得更多。「但是三老就是三老，他有他的時代，他的角色。他曾對我們說：民主運動不能像是放煙火，砰一下就沒了。他為我們這些小輩最後累出病來，我深深覺得虧欠了他」，周清玉欷歔不已。

民國七十五年，三老在大熱天幾次進出監獄和醫院，照顧政治受難者和他們的家屬，由於過度勞累，不幸中風。兩年後因為感冒併發症過世。

在吳三連回憶錄中，獨缺了「美麗島事件」這一段。他從沒對人說他做了什麼，對於黨外某些人批評他做得不夠多，他也沒有提出過任何解釋。但我們在他紀念館密密麻麻的檔案中，發現一份給經國總統的信函手寫底稿，裡面苦口婆心希望當局有容乃大，但也坦率直言：「整個過程，似有先抓人，後再找證據之感。起訴要旨矛盾，引人懷疑，至為牽強，何以令人心悅誠服。」

在戒嚴時代對總統說出這樣的重話，需要的何只是道德勇氣？

希望像父親一樣

站在附設在台灣史料中心裡的吳三連先生紀念室，看到他生前資料被保存得如此完善，真忍不住令人慨嘆：有人生前拚命賺錢，但是大限一到，卻什麼也帶不走；相較於他們，一生不為己的吳三連，卻留下了豐富的個人史料，他努力過的痕跡，沒有被湮沒。

他為兒子留下了什麼呢？沒有股票，沒有房地產，今年自立因連年虧損達七億，台南幫決定轉手，吳家的孩子都沒有能力買下父親一生最看重的事業。

他只是留下一種精神。吳俊民發現自己和父親當年一樣，也是很少參加錦上添花的喜宴，而必然去參加需要溫暖與安慰的喪事。

在美國當醫生的吳樹民十年前開始說服父親讓他回來，為的就是接下父親的辦報事業。民國七十七年回國後，他也到獄中探望當時的政治犯。現在雖然他的理念無法藉著辦報來實現，但他積極活躍在「台灣醫界聯盟基金會」，也仍是鹽份地帶文藝營的營主任……。聽著他回憶父親，述說自己，突然間覺得，他那帶著弧線的五官，和三老還真是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