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謀殺
回顧這段與不可名狀的驚怖黑暗對抗的日子,她感覺自己猶如走過地獄一般。「現在的我既不心安也不理得,整天惶惶然的,以前堅信不疑的標準都發生了動搖,持久寫作的事都擱下了。……連日常生活像吃飯買菜等,現在的我都還不能應付呢。」她記錄當時的心境。
重度憂鬱症雖然駭人,輕微憂鬱症也很難纏,因為它往往不被認為是一種「疾病」。尤其它不具立即的危險性,輕微憂鬱症情緒的呈現不是很強烈,身心的症狀也不會太明顯。就像陰霾的梅雨季節,濕黏黏的、灰濛濛的,那種揮不去的無奈、無力、無味、無趣的感覺,絲絲縷縷地纏繞著心靈。長期下來,人的意志力就這樣一點一滴的被消蝕掉了。
至於躁鬱症,則除了憂鬱的症狀外,還會相對的出現興奮、狂熱、躁動不安等情緒,高潮、低潮非常明顯的兩極化現象。例如,白天是點子百出、意見滔滔不絕的狂熱上班族,下了班後,夜晚卻如墜深淵、情緒低潮不可自拔。
文榮光指出,罹患憂鬱症的年齡層從青少年到老年都有可能,最近國內還出現五歲孩童的病例。最好發的時期在三十一歲到五十歲,這是人的青壯年時代,是一生中的精華時期,即使病患不採取自殺這麼激烈的解決方式,它對人的損害,除了直接的身心健康外,工作、人際和生活等功能也都會間接受影響。
根據陸汝斌的研究發現,中國人得了憂鬱症,平均要六十週以後才會到精神科接受正式的治療,比美國人的三十週高出一倍。「這一年多的時間裡,病患可能找遍內外科、做過各種儀器診斷,還是找不出病因,」他說,從直接的醫藥成本角度來看,這種消耗、浪費不但非常大;病人受的苦痛折磨更很難估算。
賠上工作與家庭
「不管是重度或輕度,憂鬱症絕對不會在幾天之內自己變好及復原,若沒有經過正式治療,症狀可能持續上好幾週、好幾個月、甚至好幾年,」陸汝斌指出,但「相較於其他疾病,憂鬱症患者的待遇和其他的精神病患一樣,比較無法得到社會支持。」他舉例,心臟病和精神病住院患者得到的待遇就差距很大,心臟病患會有很多親友來探望;憂鬱症病患探病的親友就明顯少很多。
從事服裝設計工作的李家吟,在民國七十六年因為被感染登革熱,引發恐慌症與憂鬱症,從此在工作與家庭上就遭受一連串打擊與挫折,不但原本活潑的個性,一下子變得畏縮、沉悶、愛鑽牛角尖。不當的藥物治療引起走路不穩、頭暈、記憶受損、身體肥胖等副作用,讓她無法維持工作水準。
「最令我痛苦的是家人的不諒解,他們以為我提不起精神的症狀,是『懶惰』……,結果以離婚收場,」目前孤身與重度憂鬱和恐慌症奮戰的李家吟說。
壓力、性格與遺傳
憂鬱症另一個容易讓人誤解的地方,與病因有關。
陸汝斌指出,早年的研究大都以為憂鬱症是壓力引起的,例如六○年代有研究顯示,憂鬱症患者發病的前半年,面對的壓力比沒有憂鬱症者高。而在各種壓力中,像離婚、倒債、家有親人死亡等等「不喜歡、不期望,卻沒辦法避免、又無法得到社會支持」的壓力,最容易造成憂鬱症。
也有人認為憂鬱症是來自性格因素,像有些病人一向對事情都從負面角度去理解。但其實,「壓力和性格只能解釋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憂鬱症病患的病因。其他百分之八十五的病患個案無法解釋,」陸汝斌表示,譬如,本世紀發生了許多大災難,兩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等,戰爭時間很長、戰況又很慘烈,但是根據調查,憂鬱症個案卻並沒有增加。
隨後的研究才確定,外因性的憂鬱症,即所謂發病與外界環境因素有關,如壓力和性格就屬此類,只佔少數;百分之八十五的憂鬱症是體質問題,即所謂的「內因性憂鬱症」。「家族中有憂鬱症遺傳因子的,會出現許多症狀,像偏頭痛、喝酒、經前症候群、產前後的憂鬱症,這些都是一系列與憂鬱症有關的遺傳症狀,」陸汝斌表示。也有許多患者在探討病因時,可以追溯到童年重大的創傷(包括心理和生理),可能造成腦部受損。當然,有些病人是兩者合併的,他們本來就有體質的問題,加上性格和壓力上的影響,就容易發病。
神奇百憂解?
近年來醫界也慢慢解開憂鬱症發作的機轉與腦中的神經傳導物質,如多巴胺、血清素、正腎上腺素等分泌的多寡有關。
因此,憂鬱症雖然難纏,在近幾十年來醫學界的努力下,卻有了相當明顯的治療成效。
陸汝斌指出,從一九五○年代就逐漸出現治療憂鬱症的藥物,目前,抗憂鬱症藥物的副作用已可降到非常低,像「百憂解」就被視為正常人都可以吃的「精神維他命」。所以,在醫藥上,抗憂鬱症至今已有非常正規適當的治療,病患實在不需要躲在家中默默忍受痛苦。
只不過,根據追蹤憂鬱症的病人,發現病患如果因為憂鬱症狀消失後,就把藥物減量或斷掉,三年內有百分之七十五會復發。所以對憂鬱症,應該跟高血壓和糖尿病一樣,是一輩子都要注意、治療的慢性病。
團隊治療與支援
除了藥物治療外,心理治療也被認為是憂鬱症的有效治療方式。「憂鬱症患者普遍有負面思考的習慣,凡事都往壞處想,心理治療可以扭轉憂鬱症患者的這些症狀,」台安醫院精神科主治醫師陳俊光表示,而且,病患在專業心理師的陪伴與支持下,可以得到治療過程中所需要的資訊,幫助他們堅持完成療程。
可惜的是,「國內對心理治療的健保給付比較低,影響醫院聘僱心理師、提供心理治療服務的意願,」陳俊光指出。再者,為了能重返社會,憂鬱症患者也很需要社會工作人員和職能治療師的協助,「而這方面更是供給不足。」
不過,國內已有少數醫療院所專門針對憂鬱症患者及其他精神官能症患者,設計整套的服務,像由精神科醫師、心理師、社工師、職能治療師和護理人員組成的醫療團隊服務。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即專設「壓力病房」,讓病患能遠離壓力源,專心住院療養,每天接受氣功、禪坐等中國式的靜心療養等課程。國內也有相關的病友互助團體如「愛心會」、「安心會」,大家彼此打氣、相互扶持。
此外,胡海國醫師強調,不管患者或一般人,平日都要注重腦部的保健,例如避免過重的工作壓力、追求身心平衡的生活方式、培養能讓腦部放鬆的休閒活動或興趣,學習適當的表達與調節情緒……等等。「近年的醫學越來越發現腦部的重要,它是人體一切功能的主導,任何人都要懂得好好保養它,這也是精神疾病的預防之道。」
再創生命第二春
對憂鬱症患者而言,重建生活、回歸社會,才是他們最終的目標。「我們都被當成精神病患,既不容易找到工作,也很難結交異性伴侶,」現年二十八歲的林志浩,從十九歲就發現自己嚴重失眠,上課時會無來由的緊張恐慌等憂鬱症狀,但是,他仍憑藉堅強的意志與努力,考上大學、取得優異的成績,如今在持續的治療下,病情也控制得相當穩定。可是工作生涯發展卻令他屢屢挫敗,情感方面也很難如願。「每次交女朋友,一旦向她們坦承自己的病史後,她們就退縮了,」這令林志浩至今仍很忌諱坦露過往、病情。
藉助醫療奮力浮出黑暗的河流,攀上岸後的作家李渝,也藉慢慢拾回習慣作的事,把擊碎了的生活收拾起來,努力地再走進生活。「我希望在一切動亂以後,畢竟能安然坐落,用所有給的條件,再生活下去。」
「過程會很辛苦,可是只要自己有信心、肯堅持,還是能夠走出陰霾,活出自己,」曾經接受五年的憂鬱症藥物治療的鄭聖芬,非常樂意和人分享自己的經驗,她也經歷過生不如死的患病過程,遭遇婚姻破裂、經濟困頓……等等挫折,所幸在長期的藥物治療,以及接受宗教信仰和參加台北馬偕醫院的諮商志工工作,找回了自信和自我。如今她不但勇於開創職場生涯,還加入慈濟功德會,在台北分會擔任志工,輔導憂鬱症個案。
「我以前也幾次想自殺,了結這種痛不欲生的感覺;現在,我很慶幸當時沒做傻事,否則我就享受不到現在這種走出黑暗,活在陽光下的喜悅,以及重建自我的成就感與驕傲!」鄭聖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