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過後──兩岸看「五四」

六月一日，中共公安部實施為期一周的「嚴打」，除緊抓治安，目的更在致力防範大陸境內藉六四「鬧事」。解放軍更早在四月就進入學生運動的發起地、彷如地震震央的北京大學。市區，天安門四周工程震天價響，工程車穿梭、塵土飛揚，為了十月慶典而進行的翻修正加緊趕工。空氣中已不復聞十年前學子澎湃的激情。

李大釗（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社科院提供）

高舉「五四」大旗

十年前，甚至更早之前，中國一波波運動，都曾經以此為出發點，廣場上，一代代學子生命躁動、眾聲喧嘩，一樣的情感強烈，不惜流血。但所有的運動，都沒有八十年前在此的五四運動來得影響深遠。

六四，又何嘗不是五四的靈魂隱約在召喚？

猶記六四之前，當時北京大學副校長李鐵映在學校演講，強調民族精神、愛國主義，惹來學生噓聲四起、跺腳抗議，直到學生朗讀自己的宣言「以科學為精神，以民主為目標」後，全場歡聲雷動，情緒沸騰。

歷史與現實如此緊密，五四最激昂人心的口號，德先生與賽先生，八十年後仍是神州大地許許多多人的嚮往。北京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員楊天石不諱言，五四時期很多合理性的標的，自由、民主、科學精神與個性解放等，大陸仍需努力學習。特別中國民主問題尚未解決，需要五四作為奮鬥目標。「關於民主，必須高舉五四這面旗子。」

因此六四十周年，大陸雖因官方刻意防範，難有實質活動衝擊當局，但五月初在北京大學舉行的「五四與二十世紀中國」研討會上，參與者很難不借題發揮，總是碰觸到六四背後的民主、人權、自由等當下最敏感的話題，讓五四研討會充滿了「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的氣氛。

當代表官方意識型態的報告人強調五四的愛國精神，學界紛紛以「愛國不是愛黨、愛政府」作為反駁。會中除了學界與官方暗中角力，大陸學者因為內心的投射，對五四人物有著更深的認同，因此當海外學者認為五四主流人物激烈反傳統、對西方思想的引介充滿功利目的，對民主、科學的認識淺薄；大陸學者也以「應同情五四人物在救亡壓力下出現的激烈言論與作為」、「五四人物不是只有激烈反傳統的一面」等加以回應。

胡適（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社科院提供）

台灣看五四： 婦女時尚與權利變遷

六四陰影下的大陸知識份子高談五四精神；四月底，台灣也回眸五四，卻顯得溫和許多。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開的「五四八十周年」研討會上，學界對五四提倡的民主、科學與自由，顯然並不熱衷。「五四前後婦女時尚的轉變」、「現代婦女爭取財產繼承權的過程」、「五四運動與社會風俗變遷」等幾篇論文，反映了今天社會的關注點已非嚴肅的要為中國尋找出路。

「為現代化所苦的台灣，與爭取現代化的大陸學者們，對問題的關心點與興趣自然不同，」中研院院士張玉法在台灣五四研討會上表示。

事實上，不僅兩岸學界的五四研究方向歧異，兩地社會、媒體對五四的熱情也冷熱分明。

放寬歷史視野，「五四」不只是一次單純的學生運動。

蔡元培（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社科院提供）

中國就要亡了！

第一次大戰後，戰勝國在「巴黎和會」接受日本對山東的二十一條要求，引爆了五四學生與一連串全國性「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愛國運動；但積壓在五四背後的，卻是清末甲午戰爭以來，中國最優秀的所謂仁人志士在救亡圖存壓力下，被迫深刻反省而掀起的一波波自覺運動。

從清末洋務運動高喊「師夷之技以制夷」，寄望堅甲利兵、聲光化電以富國強兵，進而孫中山帶領「辛亥革命」推翻前朝，力圖從政治制度改革，卻都無法有效救中國；知識份子遂認為只有更徹底的改變傳統思想文化，加上留學生人數大增，大量接收外來思潮，從陳獨秀一九一五年自日本回國創辦「新青年」雜誌，鼓吹「科學與人權並重」，一九一七年胡適由美返國，與李大釗、周作人等在當時論壇發揮極大影響，也鼓勵了年輕學子，北大學生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等三十幾位成員就組成了新潮社。

新青年、新潮社代表的五四主流人物積極推展「新文化」，除強調科學、民主觀念，更抨擊中國傳統倫理、風俗與歷史、文學。他們反對八股、提倡白話文，高喊打倒吃人禮教、孔家店，要求婦女權利、個人從家庭中解放……。在打倒舊思想同時，也代之以外來的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功利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形形色色理論做為精神依歸。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新潮成員更一呼百應，成為五四運動的帶頭人。五四學生運動與尋找國家出路的新文化運動合而為一，成為今天海內外華人談論不完的五四。特別新文化運動追求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幾乎等同於五四精神。

陳獨秀（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社科院提供）

打著五四反五四

新文化運動改變了近代中國文化走勢，對軍閥割據、北洋政府喪權辱國的局面卻無力回天，新青年也為中國往那裡去爭論不休，五四領導人物因此分裂。一方面有胡適希望學生避談政治，勿走入極端；另一方面，受俄國十月革命激勵，陳獨秀大力鼓吹只有馬克斯主義可以救中國，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更吸引了無數熱血激情的知識份子，寄望透過更激烈的社會運動徹底改革中國、找尋中國出路。

至於民主、科學，直到四九年兩岸分治，顯然並無太多進展。五四在大陸反遭曲解成共產黨運動。時至今日，「北京電台記者還問：五四是在馬克斯主義指導下進行的嗎？」北京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耿雲志仍須澄清史實。

四九年後，中國共產黨以土法煉鋼的反科學、獨裁集權的反民主與打擊知識份子、誅除異議的反知識，將五四化約為共黨圖騰，卻失去了五四的內涵。

長期來大陸談論五四人物，則獨鍾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忽視胡適等不認為共產主義可以救中國的人士。五○年代，在批胡適胡風運動中，胡適成為「美帝走狗」，甚至戲劇裡的反派角色都被冠上胡姓。「批胡適也說是闡發五四精神，」在北京大學的研討會上，大陸學者不客氣指責官方濫用五四精神進行各種運動。

大陸官方將五月四日訂為青年節，年年高舉青年革命、愛國主義加以慶祝。在被視為改革開放最後一塊禁地的媒體上，年輕毛澤東救國愛民的事蹟仍是今年五四新聞的頭版頭條。

魯迅（中國歷史博物館／北京社科院提供）

五四人物在台灣

當中共利用五四激情不斷掀起運動，隨著國民政府來台，五四倡導的德先生與賽先生在台灣同樣步履維艱。

中研院院士李亦園記得，一九五八年胡適就任院長，當時的總統蔣介石特地到院內來講話：五四是使我們撤離大陸的重要原因。胡適立刻回答：「總統您錯了。」自此胡適任內，蔣介石再未來過。

張玉法在《中國現代史》中寫道：有人把大陸的淪陷追溯到中共的誕生，而中共誕生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因而把整個五四攻擊得體無完膚，實是一種遷怒的心態。五四在台灣，只是近代史上的愛國運動，社會也僅將重心放在白話文改革與文學發展上進行討論。直到一九七九年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台灣聲援大陸民主之春運動，政大學生才自發性的紀念五四。成功大學歷史系副教授林德政為之感嘆，七○年代之前，台灣學生所讀的現代史，五四一章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在他看來，「五四如同二二八，在過去的歷史課本中是缺席的。」

但不論國民政府在政治上如何壓低五四，隨著胡適、傅斯年等人到了台灣，遷台後國民政府的教育、農業等政策，實際卻是由五四人物主導。蔣夢麟擔任農復會主委，胡適主持中研院，傅斯年擔任史語所所長、台大校長，提倡科學精神、自由學風，至今仍膾炙人口。他們也清楚瞭解到，推動科學需要的是一套教育制度，而非革命。胡適曾建議蔣介石，再怎麼困難，也不能放棄長期科學發展，因此有國科會前身「科學發展委員會」的設立。五十年來，不論經濟處在如何劣勢、政治如何禁錮，台灣重視科學教育、培養人才也是事實。

大陸學界與媒體對五四的熱中比台灣明顯高出許多。圖為大陸「五四」八十周年研討會閉幕典禮。

遲來的德先生

在五四人物庇蔭下成長的台大中文系教授柯慶明認為，某一程度而言，台灣繼承了五四精神。他以中正紀念堂標示的「倫理、民主、科學」為例，兩蔣雖以戡亂、戒嚴為藉口延緩民主進程，但基於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的信仰，與依據孫中山從軍政、訓政推展到憲政時期的設計，大家瞭解到國家最終要還政於民，今天中生代對民主的認識，也是正統教育下得來的。

台灣孩子讀的「公民」教育課本，正是五四新潮社成員、曾經走在時代最前端的毛子水所寫。柯慶明記得，四十年前小學四年級的他，在鄉下小學還當選過自治鎮副鎮長，發表政見，「中央政權遲遲交棒，地方民主觀念卻早開始了，加上日據時代也有形式上的民意代表，對今天中年一代，選舉意識、參政觀念在當時已是家常便飯，」柯慶明回想。

五四人物的思想也耳濡目染著年輕人。作家龍應台說自己年輕時讀的是蔣夢麟的《西潮》、蔣廷黼的《青年的力量》、胡適的《丁在君這個人》，大學裡所有知識的累積與人格鍛鍊則是為有一天能為民族付出，為國家奉獻作準備。不管瞭不瞭解胡適因何發出「做了過河卒子，只有奮力向前」的鳴聲，它卻在許多年輕人腦海烙下深刻印痕。

五四是大陸的「青年節」，官方年年高舉青年愛國精神大加慶祝。（張良綱）

六四要「奪回五四詮釋權」

當台灣不覺中繼承五四，試圖走出自己道路，八○年代，大陸在歷經反右、文革等大小運動、四人幫垮台之後，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明令改革開放，各種思潮再度吹進大陸，人人引頸期望啟蒙。除經濟上提倡「四個現代化」，政治上，知識界也力圖回歸五四，爭取自由、民主。

五四因此成為知識界批判政府的利器。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夕，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曾說，大陸學生自發的要求民主，是在「奪回」五四的詮釋權。

但借五四還魂的六四，在共黨「槍桿子出政權」的一貫思想下潰散，民運份子逃的逃、入獄的入獄。大陸學界也從夢中驚醒般，對八○年代的革命激情進行反省，知識份子看五四也有了新的視焦。

改革開放後大陸肯定五四，「整體而言比較在評價上的意義，而非學術上的意義，」北京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葛兆光認為，中國近代史很多問題至今牽扯不清，環環相扣，研究者很容易站在現在的立場看事情，八○年代大陸學人看五四，是帶著「實用主義」眼光的。

北京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王守常也指出，每代學者對五四的想像不同，若非客觀研究五四，一般人會帶著當下問題意識，根據現實所需來表達自己立場、期待。但過度崇揚與貶抑，對五四精神都是傷害。「五四是複雜的，過去沒弄清楚事情原委就要建立解釋、發表批評，如今應該重新估價五四。」在大陸三天的研討會上，第一位以五四為博士論文主題、已八十二歲的周策縱再三強調。

大陸改革開放之初，社會期待五四時代的「啟蒙」精神重現。北京大學校外的「萬聖書坊」，外圍僻靜，內裡古今中外圖書俱全。（張良綱）

重新估價五四

正如台灣年輕人一九八○年代後才有機會閱讀巴金、魯迅小說，五四在大陸學術界是熱點，「因為它還有恢復本來面目的問題，」北京社科院研究員耿雲志在四人幫垮台後，於近史所閱讀胡適遺留大陸的大批書信、遺稿與日記，瞭解胡適與過去中共所批評的崇洋媚外、痛恨共產主義不同。「他在學理上不主張共產，還是有很多共產黨朋友。」

九○年代後，大陸對五四的評論更多元化，也開始反省五四的局限性。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員王中江與張寶明重新將六百萬字的「新青年雜誌」，依哲學思想、語言文字、社會思潮做了選編。看過許多文本，王中江發現其中充滿口號與論戰，「五四被簡化為民主科學自由等的形式、符號，卻缺乏實質對民主與科學的介紹與討論。」

「由五四到抗日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是民族主義的勝利，」葛兆光也指出，五四至今追求的那個所謂的民主國家，是「想像的共同體」。五○年代初期，許多知識份子是滿懷著強國夢在接受西方文化，非常民族主義情緒的看到什麼強來就說什麼好。

「五四主要人物對西方的推舉，不表示他的終極關懷是西方文化，」王守常以當時左派作家矛盾為例，矛盾曾說「進一步，退兩步」，意指咱們先進行西化，再退回來看傳統。

五四在大陸官方高舉下反遭扭曲，文革浩劫後，學界急於重新認識五四精神。七○年代，北京社科院研究員耿雲志開始在社科院閱讀、整理了胡適遺留大陸的許多書信與遺稿。（張良綱）

大破大立的迷思

大陸針對五四人物在文化建設上急功近利的看法，也是海外與台灣學界長期來不斷在思考的問題。

台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吳展良認為，清末民初知識界對過去徹底反省，與對新事物的嚮往，造成的是對舊社會的厭惡，與對西方的一知半解。「與其說他們是對新事物、對真知灼見的追求，不如說是對傳統的排斥。」吳展良以他研究過的傅斯年為例，認為「傅斯年研究中國學問的目的卻是要打掉傳統。」

中國面對外來文化與學習洋務並非始於五四，但甲午戰後，中國知識份子的「面朝西方」與歷代不同。過去並無強烈需要借外來文化以維新變法、治國救國，與同時激烈否定傳統的問題。

翻閱近代史，從清末戊戌變法，譚嗣同喊出「衝決網羅」，認為「變法、革命都要流血，中國就從譚某開始。」近代領袖人物往往未革命就準備從容赴義，手段異常激烈。

五四新青年在中西文化如何處理的問題上也拼命走極端。擔任北大文學院長的陳獨秀更是直線進行，要打倒孔家店，就說「萬惡孝為首，百善淫為先」；他相信馬克思主義，也就完全俯首稱臣，毫無保留的加以發揚。

長期從事中國文史教學的國立藝術學院教授辛意雲認為，五四時代從事所謂自覺運動的人都太年輕，胡適二十六歲、陳獨秀三十一歲，他們看不清清末的積弱不振，是時代的問題，還是傳統的問題，因此在激情中對文化採取一刀斬斷式的與之決裂，加上一九一九年五四學生抗議遊行的自覺運動與新文化運動「掛勾」結果，更讓人誤以為非革命不能改造中國。

文化大革命也因而可以說是五四的餘波，以破壞作為建設手段，將新、舊對立，視現代與傳統無法相容。五四以來在文化上與激進人物採取不同立場，對文化持寬廣態度的人，都被貶為「文化保守主義」。雖然一般認為清末社會暮氣太沈，加上國家民族長期處在敗亡的過度壓力下，新青年宣洩心中的激憤可以同情；但新文化運動與其後繼的影響，讓中國社會付出許多代價也是事實。

經過文革，「家裏只剩三、四張壓在書架下未被燒燬的父親舊照」，顧頡剛女兒顧潮整理父親的遺稿、書信與日記，即將在台灣出版。（張良綱）

全盤反傳統

九○年代大陸學界對五四的看法，與海外學者日益趨近。針對海外學者指出五四人物的激進思潮強烈反應在「全盤反傳統」上，八○年代，在改革開放後強調思想解放、器重五四啟蒙思想的大陸，知名學者王元化曾為文指出「五四所面臨的是在思想領域佔統治地位達數千年之久的封建主義……因此，五四對它的反叛就得使出加倍的力氣」。十年後，「急進對歷史只有壞，解放三十年，搞急進沒有不失敗，」今年五月，王元化在一次學者私下聚會中說，五四以來的思想狂熱與激情可以俱去矣。

王守常也認為，五四以來學界對文化的論爭，往往都是迫於政治而發，缺乏認真的學理研究。因此今天學界看五四，應放回當時思潮與更著重時代背景的作用，只有回到歷史背景對當時人所提出、引介的每個學術、學說好好理解，再來解讀五四，才能說可以從歷史中汲取什麼樣的經驗、採取什麼樣的態度對應。

特別在全球化趨勢下，中國面臨如何不被甩在西方之後的問題，而中國認同的西方文化又出了危機，都讓五四民族主義的傳統很容易被強化。長期來中共官方利用五四的愛國主義，讓群眾保持對西方的仇恨，穩定自己作為強國的立場，五四對官方特別好用，「學界對五四的解釋就要更小心。」葛兆光指出。

一個社會具有成熟的自主性，就不需完全靠學生、學者扮演社會改革角色。台灣研究五四學者周陽山認為，今天中產階級成為台灣社會動員的力量，加上學生以網路等工具表達意見，社會運作其實比較正常。圖為十年前台灣中正紀念堂廣場上學生支持大陸天安門學運。（張良綱）

走出五四神話

二十世紀末，大陸重新估價五四；而民主、科學發展已超越五四人物認知的台灣，年輕一代卻有意無意在淡忘五四。四月三十日在政治大學舉辦的一場五四研討會上，就有學生問張玉法：過去學界研究五四，是以外國史或本國史來探討？

台灣遺忘五四，因為現代台灣沒有積弱問題，德先生與賽先生某一程度而言已經實現，文化生活上又高度西化，近年本土化的趨勢更對大陸逐漸疏離，「台灣對推動中國近代發展的根本性問題興趣不大，」吳展良說。此外，台灣漠視五四，還有著更根本自我認同的問題。

相對五四，今天台灣並未受東洋或西洋軍事上的威脅，反而同一血脈的中共政權給台灣帶來最迫切的生存危機，與五四愛國主義的口徑一致對外全然不同，談五四變得很不搭調。

「中共官方肯定它與五四的根源，是源於青年毛澤東的自我懷念，」柯慶明甚至認為，五四學生運動「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結果，只能把自己處理外交事務的代表打一頓出氣，能有什麼典範作用？五四何德何能要變成一個神話？又何需去紀念它？

五四研討會上，學界也指出，兩岸經過五十年的分隔、對日本殖民下的上一代人更是百年分隔，彼此的社會與文化已有很大差距。台灣慢慢在走到認知中、台是不同政權之外，文化也在「劃清界限」，但又難切斷與文化、民族的關連，使得台灣知識份子充滿了矛盾與猶豫。這樣的情況下，「五四對台灣還能有多少意義？」

柯慶明比喻五四對台灣人就像二八六電腦，可以在發思古之幽情時看一看，但誰還用的著它？研討會上出現台灣「超越五四」的說法也就不足為奇了。

「五四」八十周年，台灣也開了大型研討會，但並未引起社會大量迴響。（張良綱）

「後五四」問題

「台灣面對的不如說是後五四問題，」台大新聞所教授周陽山不同意台灣已超越五四，而認為台灣今天面對如何提昇民主品質、如何解決科學主義帶來的後遺症等等問題，與五四民主、科學精神在台灣的落實其實是同一病根，它致使台灣過度相信科學是真理，對西方思潮缺乏批判能力。

特別今天社會仍然將新與舊、現代與傳統視為對立，更是五四留下的迷思。余英時曾指出，中國現代化的困難之一，即源於價值觀念的混亂，把傳統文化和現代生活籠統地看做兩個不相容的對立體，尤其是亂源之所在。「價值系統問題如果長久地不獲澄清，會給中國文化招致毀滅性的後果，更不必說什麼現代化的空話了！」

不論繼承五四或超越五四，正如五四人物對傳統的反省，五四也留給了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兩岸許多反思。

前台大校長傅斯年是五四學運的總指揮，他為台灣學界留下了學術獨立自由的風範。台大校園裏紀念這位長者的傅園，時有學子流連。（張良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