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在他鄉——阿美族的「山光社區」

走進「山光社區」，舉目所及皆是興建中與甫峻工的高樓，若非經當地人指引，這四排由兩層樓加蓋的「平房」，極易流失在四周的高樓叢林與滾滾風沙中。

十五年前，汐止樟樹二路一帶，滿是一片綠意與田野香。遠離部落至都市發展的阿美族人，在那兒建立起族裔色彩鮮明的阿美族聚居社區。在遍地稻田中，「山光社區」的兩層樓建築顯得格外醒目。

十五年後的今天，附近高樓環伺，幾乎要淹沒了這座由許多阿美族人胼手胝足所建立的家園。

曾對「山光社區」做過研究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許木柱，在看到社區外在環境的改變後，不禁慨嘆：「『山光』快要垮了！」

他擔心，「山光社區」阿美族居民的經濟能力有限，周遭高樓頻建，大量漢人遷入後，阿美族在當地絕對多數的優勢將逐漸減弱；再加上「山光社區」每戶僅廿坪左右，第二代成家後，勢必因不敷居住而遷出社區，將形成對文化存續的威脅。

平日壓在箱底的傳統阿美族服飾，只有在一年一度的豐年祭及運動大會才派得上用場。（邱瑞金）

聚居形態其來有自

基於這樣的擔心，我們走訪當地，卻發現社區阿美族居民與領袖有著令人意外的樂觀。原因是「山光社區」原有的四排建築已有一排拆遷改建為十二層的高樓，部分族人在高樓完工後還會重返社區。而附近新蓋大樓中，亦有多戶自外地遷入的阿美族；況且阿美族人在部落的團結與集體主義特質，不因轉戰了奮鬥空間而有所淡化。或許這樣大型聚居社區本身就是最好的證明。

台灣九族中，為何只有阿美族得以形成大型聚居社區呢？

許木柱指出，一則阿美族人口佔山地住民總數將近四成，而人口分佈從花蓮到恆春，皆位在海拔五百公尺以下的部落，較接近平地，漢化程度較深，當都市勞動人口需求不足時，首先吸收的即是平地山胞。

再則阿美族同一年齡階層的未婚男子，在傳統部落中，必須集體工作，諸如蓋「集會所」（taluan，現名為活動中心），集體被處罰，甚至吃、玩在一起，也一起睡在集會所裡。且若不到會所去，會被同伴譏笑說，「長大了還和媽媽一起睡」。

年齡階層組織的運作，培育了阿美族人休戚與共的凝聚力。當某人到都市謀得工作，便會告知同一年齡階層的同伴，一起到都市就業。這樣一個帶一個，再加上原居地工作機會與工資所得難以維生，締造了阿美族移居都市的熱潮。來到異鄉的阿美族，選擇聚居生活，集體工作、集體玩耍，對他們而言，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自高樓俯瞰「山光社區」，低矮的房舍與周遭興建中的高樓形成對比。社區裏停放著多輛計程車，是居民們賴以維生的工具。（邱瑞金）

勞力工作佔多數

「山光社區」的居民大多從事營造業與製造業，比例高達卅五％以上，其中又以建築工地的板模工人、鷹架木工、水泥工與工廠工人最多。

部分改建中的「山光社區」，即是由當地的阿美族居民承包興建工程。由自己族人建設家園，工程品質讓他們格外放心，原有住宅的屋頂漏水、油漆脫落等問題也能改善。

除了建築工作外，亦有不少居民以開計程車謀生。在我們前後三次探訪當地，不論是早晨或午後、晴朗或陰雨，都可看到十餘輛計程車停放在社區的角落。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傅仰止對都市山胞的研究發現，阿美族在遠離部落後，除了希望退休後能在老家安享晚年外，大多抱持定居都市的心態，這直接影響他們在都市投資、購屋置產的意願。

社區裏的阿美族居民，多從事勞力工作。部分改建中的「山光社區」，將是社區成員的心血結晶。（邱瑞金）

儲蓄互助社是經濟支持

據一位社區創始人回憶，社區成立之初，透過教會體制所設立的「玉成儲蓄互助社」，在資金借貸上，對當時經濟能力並不寬裕的阿美族而言，發揮了雪中送炭的功能。當時，互助社的社員在「山光」購屋的有六十多戶。

也因為互助社社員貸款無須抵押品，並鼓勵社員儲蓄，自六十五年創辦以來，已有七百多位社員，其中逾四成的社員來自「山光社區」附近。而玉成儲蓄互助社的總放款金額，高達一億八千萬元。

因此，即使玉成儲蓄互助社的薪資微薄，互助社裏唯一的阿美族專職工作人員黃惠美依然甘之如飴，因為「在第一線看到社員的需求得到協助的喜悅，很難形容的」。

周日午後，高來義夫婦作完禮拜，為兒子的婚事至互助社辦理十萬元貸款，和黃惠美以國語穿插著阿美族語溝通，有說有笑，這樣的氣氛讓他們覺得「很親切」。

台北居大不易，先生在桃園工廠上班，張太太還得接些家庭裁縫代工，才能平衡收支。（邱瑞金）

聚居生活有好有壞

像「山光社區」這樣的聚居方式，對部分較無能力在大社會謀生的阿美族而言，確實提供了社會支持與庇護的溫床。社區教會即是一例。

信仰對阿美族居民的影響力，在走進他們家時，便可立即感受那分強烈。和宗教有關的符號，如：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聖母瑪莉亞的海報與雕塑品，總是放在最醒目的地方。

阿美族人嚴玉妹指出，教會對山地住民選擇居住地的吸引力最大。附近的基督教會及天主教堂，是族人每週傾吐心情與祈願的地方。一聲聲阿美族語的祈禱與讚美神的樂音拂過耳際，撇開語言的隔閡，看著信徒的專注，很難不被他們的虔誠感動。

從社區天主教堂牆上的信徒奉獻名冊，都可看出信徒對教堂的向心力；尤其是他們的收入並不優渥。

這樣的聚居生活形態，除了提供族人心理的慰藉，與雞犬相聞式的便利（大人不在家僅留下孩童，而由鄰居供給餐點），也發揮無形的規範與社會控制作用。

例如某戶先生晚歸，夫妻爭執的內容，可能在第二天就隨著耳語，傳遍社區。都市環境所提供的「匿名性」與隱私權，在「山光社區」這樣的情境下，幾乎蕩然無存。傅仰止認為，「這與部落中，因大家都認識所產生的規範效果極為類似。」

雙十佳節，陽光普照，抱著心愛的狗狗和新買的玩具，和媽咪騎著腳踏車在社區裏兜風，好不快活。（邱瑞金）

族群相處大致和諧

社區內原有約七百八十五戶居民，漢人僅佔三十％。日後因高樓完工後的遷入人潮，漢人比例將逐年上升。大體說來，社區內的漢人，不論是閩南、客家或外省人，和阿美族鄰居多能和平共處。

當我們向頭目江朝榮提出希望走訪社區中的漢人家庭時，他欣然允諾，並且相當「科學」地以自家為中心，做約略的「等距抽樣」。

住在頭目家對門的梁坤木，是來自苗栗的客家人，搬來「山光」之前，並不知道這裡「有很多『山地人』」。他說：「當初因為語言隔閡而有界限，但相處久了，就不會了。」

江太太在社區內經營一家雜貨店，在搬進社區之前，就知道「山光」內的族群特徵，「什麼人都可以相處，何必去排除他呢？」，這正是她的待人之道。說起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她也立即反應：「他們在聚會時，一喝酒便唱歌跳舞，這房子結構又不好，難免產生干擾」，她隨即反問頭目：「有沒有人跟你這麼說？」

生長在台北的陳家兄弟，一放學，就跟媽媽撒嬌：「我想玩電動玩具。」他們的生活，和一般都市孩子沒什麼兩樣。（邱瑞金）

漢人的「反歧視」情結

但根據傅仰止所作的田野觀察中，還是漢人跟漢人、阿美族人與阿美族人比較接近，生活習慣的差異，或多或少會影響彼此的來往。

例如立冬時，漢人家庭家家戶戶談補冬的事，阿美族家庭則不明顯；而有位阿美族居民常上山採野菜回社區賣，會買來吃的也都只有阿美族。我們就曾遇到賣菜的阿美族人，那菜從外觀上看來與豆苗有幾分相似，但卻是道道地地的苦瓜葉，要怎麼吃它，漢人家庭主婦可能不知道。

除了生活習慣上的差異外，傅仰止的研究亦發現，社區內仍存在族群間的緊張。就有位漢人表示：「住在這種地方，我們都成了少數民族。所有的活動，名字上看來都是社區活動，可是其實都是為山胞舉行的。去旅行，他們山胞只要兩百塊錢，我們去就要一千兩百元。」

換言之，身為社區內的「少數民族」，漢人反而覺得自己被「歧視」。

樟樹教會是社區居民的信仰中心之一。甫進門的這面大鏡子，像是提醒教徒，不忘時時反省自己。

豐年祭是「唱歌、跳舞、喝酒」？

社區生活雖讓第一代的阿美族重現了家鄉生活，卻無法對第二代產生同樣的影響力。這個沒有圍籬的阿美族社區，早就關不住第二代的都市之夢了。

只要稍加留意，不難發現參與教會活動的阿美族人，絕大多數是移民第一代。在教堂擔任司琴的胡芳美，十數年如一日，每週日早晨固定把時間奉獻給主，但她也不諱言，自己的子女從不進教堂。

「孩子們說『我去了有什麼意思？只是看到你們在那裡站起來、唱歌、坐下來、跪下，阿美族話我又聽不懂！』」她無奈地說。

胡芳美亦曾在樟樹國小擔任山地性社團的指導老師，在她的觀察中，阿美族文化在都市移民第二代，確實產生相當程度的斷層。她曾問過學童「豐年祭是什麼？」，得到的答案是「唱歌、跳舞、喝酒」，而所有慶典儀式背後的文化意涵，小阿美族們統統不明白。

管你是小漢人還是小阿美族，能玩在一起的，就是好兄弟。

都市豐年祭的危機

豐年祭對阿美族而言，是一年一度的大事。依各部落習俗而達一至兩週的活動，在都市的情境下，只有濃縮在一到兩天舉行。

在傳統習俗中，豐年祭前夕由最低年齡階層的成員，在凌晨三到五點挨家挨戶地「報信息」，告訴族人豐年祭即將登場的儀式。到了都市後，轉變成由卅五到四十歲的年齡階層成員，到汐止鎮公所請鎮長蒞臨參與。

往年「山光社區」獨立主辦社區內的都市豐年祭盛會，但今年卻邀請附近的北峰社區、六堵新茂社區的族人共同參與。原因在於「山光社區」內因地方選舉支持不同候選人的選舉恩怨，與來自不同部落的族人對自己習俗的堅持（如每一部落的參與成年禮成員之資格由十六自廿歲不等、各年齡階層間隔由三至五歲不等、及傳統服飾的差異……），導致今年的參加人數不足，只好邀其他社區一同參加。

這景象看在年年參與「山光社區」都市豐年祭的陳金龍眼裡，只能傷感地說：「不倫不類、看了很傷心。」

小阿美族的故鄉情

而這文化斷層也發生在年輕男子不願參與傳統年齡階層的組織。胡老師指出：「社區內原延續部落習俗，每五年產生一組新的年齡階層。成員肩負守望相助的義務，並在阿美族活動中各司其職，但自五年前招收了一年齡階層後，卻一直招不到成員，現在年輕人不太願意，可能因為他們對我們的文化不是很瞭解，沒有認同。」

致力於收集與整理阿美族語字典資料的陳金龍，亦是台北市山胞發展協會常務監事，對這方面即深有所感。

原本希望寒暑假時帶著子女回部落和爺爺奶奶多學些阿美族語，但回去後，卻反而變成爺爺奶奶比手劃腳地向小孫子學國語。且在回部落前，還要和子女們談條件——孩子們喜歡搭飛機，這就成了說服他們回部落最好的誘餌。

即使如此，回到老家後，小阿美族大概只有半天的安之若素，之後，就吵著問媽媽：「什麼時候回家？」，因為他們記掛著家裡的任天堂遊樂器。

而陳金龍雖對阿美族語的文化傳承有「捨我其誰」的使命感，但還是希望孩子們能早些和大社會的人們溝通。儘管夫妻間的慣用語言是阿美語，但孩子們對母語依舊是「鴨子聽雷」，不懂就是不懂。為此陳金龍不只一次的跟孩子們說：「爸爸在編阿美族語字典，如果連你們都不會說，這樣以後字典會賣不出去。」但孩子們卻依然故我，因為「阿美族話在學校又沒有用」。

現就讀於稻江護家夜間部的溫麗花，在移居都市的阿美族第二代而言，是較認同母文化的一位。黝黑的膚色、清亮的眼眸與深刻的輪廓，都印證人們對阿美族族群特徵的印象。雖不會講流利的母語，她卻「很喜歡聽」。生長在都市，只有在寒暑假和豐年祭時才有機會回鄉下外婆家。就像一般渴望回歸田園的都市人，返鄉令她有「度假」的輕鬆心情。而族人們在「山光」聚居，也讓她有相互照應的親切感。

為文化存續找個家

面對文化斷層的隱憂，台北縣議員林文治，與台北縣汐止鎮「都市山胞生活改進協進會」主席林明春表示，當前正積極爭取在社區附近蓋一座屬於阿美族人專用的文化中心。一方面肩負教育小阿美族明白傳統文化的可貴；再則提供阿美族居民育樂、休閒與籌辦活動的場所，為文化存續找一個家。只是，這個「家」能不能讓成員再凝聚，還不可知。

在我們與當地族人用餐之際，一位中年男子進門後和在座族人寒暄起來。經由介紹，方知他是住在「山光」附近的少數泰雅族居民陳進興，他拍著阿美族頭目江朝榮的肩跟我們說：「這是我們的大頭目。」陳進興在席間匆匆扒了兩口飯，就趕赴下午的工作。原在山地部落中少有往來的阿美族與泰雅族，此刻卻像哥兒們般地把酒言歡。這一幕，或許彼此都是「人在異鄉為異客」，而相互照應的人之常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