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悲憫撫平傷口──228事件60週年

民國36年，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不久，光復之初原本對「祖國」殷殷期盼的台灣人民，發現祖國的統治較之前的日本殖民政府來得更為腐敗蠻橫，百業蕭條，民心激憤。在這種動盪的氛圍下，2月27日，一件查緝私煙的事件，竟因查緝員執法過當，誤傷民眾致死而引發軒然大波，在有心人士鼓動下，暴亂迅速遍及全台。其後中央政府派軍來台鎮壓，報復株連，死傷更為慘烈，估計傷亡高達1萬8千餘人，史稱「228事件」。

「228」動亂驟起，留下的影像資料非常稀少，這幅木刻版畫《恐怖的檢查》，是唯一描繪事發現場的美術作品。作者黃榮燦為外省籍，當時來台擔任報社主編，1952年因白色恐怖被槍決身亡，這幅作品則幾經轉手，目前存放於日本神奈川美術館的庫房中。斯人斯畫，令人欷噓！

一個「228」，各自解讀

在民國76年7月蔣經國總統宣佈解除戒嚴之前，「228」是台灣社會的禁忌，年輕一代幾乎無人知曉，反倒在海外廣受重視。

早年海外的228紀念活動主要分為兩支：一是以「反抗國民黨殖民統治」為訴求的獨派運動；二是中共支持的「反抗國民黨暴政」的統派運動；一獨一統，涇渭分明。但不管稱之為「革命」或「起義」，當時「228」只能在政治篇章中輕輕帶過，那些倖存者及受難者家屬的親身經歷無人聞問，甚至還被標上謀逆、叛亂等標籤，一輩子抬不起頭。他們心理創傷之大，實非外人可以親感實受的。

尤其在228遺緒牽引下，整個1950年代台灣都籠罩在白色恐怖下，慘烈的肅殺氣氛與寒蟬效應，讓受害者、社團及學界長期恐懼噤聲。在無從公開查證討論、怨憤也無處抒解的情形下，「228」逐漸變成暗中割裂台灣社會的伏流，「外省人」「外來政權」，與「台灣本土」截然對立，省籍情結的魔咒迄今難解。

探究其本質，「228」其實是一樁偶發性的群眾事件，因當時領台的行政長官陳儀處理失當而釀成大禍，但事發後，國民黨當局卻一直將責任歸咎於中共的煽動。直到民國78年政府首度在立法院提出「228事件經過報告」時，仍將事件主因歸咎於「共黨份子鼓煽利用」，並將責任都推給「幕後策劃、操縱之主謀共黨份子謝雪紅」。

諷刺的是，這份「228」的台灣官方報告，不久後竟成為中共鎮壓六四天安門事件報告的抄襲原版。中共當局幾乎全文照抄，只稍改關鍵詞：「共黨份子鼓煽利用」被竄改成「反黨份子鼓煽利用」；「幕後策劃、操縱之主謀」，則從「台共」謝雪紅改為「反黨份子方勵之」！

政治雖然對立，時空可以錯亂，但極權政權的思維和統治手法，並不因重重相隔而有橘枳之別，真教人感慨萬千。

民間主動爭取平反

國內有關「228」事件處理正常化的火苗，是從民間開始點燃的。

民國76年，「台灣人權促進會」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等本土社運和宗教團體組成「228和平日促進會」，展開爭取事件平反之端。該年，一連串的民間紀念性活動在全國串連，其中以2月28日在宜蘭舉行的「『228』40週年紀念」最受矚目。當天也正是高雄「美麗島事件」受難的林義雄之母及一雙幼齡女兒在家中被謀殺慘死的7週年紀念日。

民國77年初，蔣經國總統過世，時任副總統、本省籍的李登輝依法繼任。2月22日，李總統藉舉行第一次總統記者會的機會，提出個人對「228事件」看法，隨即命其次女李安妮前往中央研究院，聽取研究員賴澤涵有關「228」的研究及政府處理方式的建議。

從此，在民間，包含政治、學術、社運團體甚至藝文界，「228」議題正式解禁，不論議會質詢、遊行集會、悼念追懷、學術研究、建碑紀念……，各種活動熱烈進行，強忍壓抑了四十多年的冤屈悲憤，傾洩而出。

其中，侯孝賢導演、榮獲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悲情城市》在民國78年上映，片中直接描寫「228」歷史現場，可視為民間跳脫官方框架、重新認識「228」的新里程碑。

民國79年，立法院於2月27日的院會中集體為「228」死難者默哀一分鐘。這是國民黨主政以來，首度對「228」表達善意，象徵將其確立為台灣歷史悲劇。當年5月20日，李登輝正式就任中華民國第8任總統，旋即指示總統府資政邱創煥組成「228事件專案小組」撰寫報告，以提出對策建議，供政府參考。李總統的積極正面作為，啟動了由官方主導的「228」心靈創傷重建工程。

該年，「228」被寫進高中歷史課本；其後內政部修訂「忠烈祠祀辦法」，決定興建「228和平紀念碑」；郝柏村任內的行政院也成立了「228專案小組」，邀請學者專家蒐集國內外有關檔案及資料。民國81年，「228事件調查報告」正式公佈。

民國82年，具蔣家第三代身分的已故東吳大學校長章孝慈，在東吳校內舉辦「228追思音樂會」，李前總統蒞會時表示，「228事件建碑委員會」將由政府及民間共同組成。該年2月28日，行政院長郝柏村率全體閣員為受難者默哀一分鐘。

民國84年，「228紀念碑」在台北新公園落成。李登輝總統代表政府，為當年處理「228」時的錯誤與暴行，向全國人民道歉。這不僅是對「228」的正式平反，政府的認錯道歉，也彰顯了民主和人權的價值不容被政治凌駕踐踏的深意。次年，台北新公園正式改名為「228和平公園」。

化悲情為悲憫

在實際的補償行動上，李前總統於民國84年4月7日明令公布「228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行政院依法成立基金會，處理受難者申請補償事宜。截至去年12月止，總計基金會收到2,756件補償申請案，案件成立者2,264件；計已發放新台幣71億6,834萬元補償金，實際領取的家屬及受難者，共計9,420名。

在228事件60週年紀念前夕，由於政府多年來積極性的作為，「228」對台灣的意義，已經由悲情與恐懼，漸漸轉化為悲憫與勇氣。

現任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對從去年起的「228紀念日」當天全國降半旗措施，下了「國殤」的註腳。「國殤」何其沉重，我們多難的國家差點因「228」而分崩離析，其後顛顛簸簸經過60年，終於進入一甲子壽齡。當年因「228」犧牲的英靈多半早夭，如畫家陳澄波得年52歲、前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則時年正值60，壽宴還來不及辦理，便悲壯赴難了。

相對於生不逢時的台灣先賢，我們這些後來的幸運受惠者，更不應苟且。「228」警惕著台灣人正視過往教訓，歷史不可反覆，覆轍不能重蹈。在仰望民主與人權的無上價值之際，台灣人不僅應該珍惜，也要更加謙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