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事佬－－民眾調解委員會為促進社會和諧而努力

責無旁貸，清官試斷家務事

民國六十九年十月，一個悶熱的下午。雖然冷氣機呼呼地響著，卻仍驅不走一室的燥熱，王福民取出袋中的手帕，不斷擦拭額上的汗珠，就在這當兒，他看到門口氣急敗壞地走進來一對男女，年紀大概都只有廿多歲，女的還挺著大肚子，看他倆的表情，他直覺的推測：是來找我的。

果然，他們很快穿過其他的辦公桌，走到王福民面前，「請問有什麼需要我服務的嗎？」，他從椅子上站起來，客氣地問。

沒有回答，只見這一對男女激動地不停比手劃腳，口中還不時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音，原來是一對啞人。

王福民很快的從抽屜中拿出一疊便條紙，在紙上寫著：「你們識字嗎？」男的接過紙筆，在紙上寫了幾個字，接過來一看：「我們要離婚！」

又是這種小夫妻間的爭執，為什麼動不動就要鬧離婚呢？何況那女的又已經有了身孕。藉著筆談，王福民瞭解了他們爭執的要點：丈夫嫌太太老愛無理取鬧，而太太則埋怨丈夫成天只曉得下棋、喝酒，不務正業。

藉著紙和筆，王福民再三勸解這對聾啞夫婦，當然，無非是勉勵做先生的要勤奮工作，負起一家之主的責任；又安慰做妻子的，要體諒丈夫的一時不得志，要以柔情相勸，不要常常惡目相向。

化紛爭為祥和

三個多鐘頭的時間，就在他的苦勸，和這對夫婦的交相指責下悄悄溜走了，慢慢地，這一對年輕人的氣也消了，他終於「說服」了這對夫妻打消了離婚的念頭，望著他們雙雙離去的背影，他鬆了一口氣，雖然花了這麼多時間，雖然右手因為寫了三個多鐘頭的字而有些痠疼，可是，他挽救了一個瀕臨破裂的婚姻，更為一個尚未出世的小生命維持了一個完整的家庭，他感覺是很值得的。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故事發生的地點在台北市建成區區公所調解委員會，王福民是調解會秘書。

目前，在台灣省的各鄉鎮公所和台北市十六個區的區公所裡，都有一個像這樣的調解委員會。

單就台北市來說，目前各區公所的調解委員會由九位調解委員組成，會中設主席一人，由委員互選，委員會每月不定期召開數次調解會議，調解市民聲請調解的各種糾紛。委員人選的遴聘，是由各區加倍推薦人選，報請市政府核定，再送交市議會同意後，由各區區長聘任的，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只支領少額的誤餐費和出席費，是一種義務性的工作。

委員會並設有一名專任秘書，除了負責處理一般例行事務以外，主要工作是受理民眾調解申請，通知委員召開會議，和擔任調解會議的記錄工作。

調停制度，自古就有

調解委員會的成立，最早是在民國卅二年，當時內政部、司法部（即今法務部）會同公佈了「鄉鎮調解委員會組織規程」，但在戰亂中未及推廣施行。後來，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以後，司法部為了加強發揮調解會的調解功能，在民國四十四年擬訂了「鄉鎮調解條例」，經立法院審議通過，由總統公佈實施，從此鄉鎮調解業務有了立法的依據。

其實，早在周朝就有「調人」的設置，屬於地官，掌管調和萬民仇怨，以居間調停的方式左右斡旋，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當事者捐棄成見、握手言歡，可見在古時候，調解工作就已形成制度，其存在且遠較司法制度為早。

台北市在改制之初，曾經一度延用「鄉鎮調解條例」處理調解業務，直到民國五十九年，台北市政府頒佈實施「台北市各區調解委員會組織規程」以後，台北市各區的調解工作，才進一步步上軌道。

目前，台北市各區調解會接受民眾聲請的調解案件，可以分為民事、刑事兩大類。在民事案件方面，從債務、租賃、物權、親屬關係，到繼承、商事糾紛，只要不違背法律特殊規定，不違反公共秩序和社會善良風俗的，都可以聲請調解。

至於刑事案件方面，則限制必須是最高本刑在三年以下的告訴乃論案件，譬如像傷害、毀棄損壞、詐欺、侵佔、竊盜、妨害家庭、妨害婚姻、妨害風化、妨害自由、妨害名譽、信用、秘密等等。

訴訟之前，試行調解

同時，不論是民事或刑事案件，如果已經送交法院進行司法程序的，就必須在第一審法院辯論終結以前提出調解聲請，否則調解會將不予受理。

為了方便市民聲請調解，各區公所通常會在最明顯的位置設立「調解案件受理處」，發生糾紛的雙方當事人中，任何一方都可以在這堨H書面或口頭方式，提出聲請。除了受理聲請外，調解秘書平常還為一般民眾提供法律常識諮詢的服務。

市民向調解委員會提出聲請時，要先填寫一份「聲請調解書」，說明雙方當事人姓名、爭端事件的概要經過和願意接受的調解條件，如果不會填寫，也可以口述，由秘書作成筆錄。

調解秘書在接受聲請後，通常會立即決定調解時間，除了當面告訴聲請人以外，並且分別以書面通知調解委員和另一方當事人，舉行調解會議。

關於調解會議召開的時間，根據規定，民事案件必須在接受聲請後，十天內召開；而刑事案件，則在五天內召開，以免因為曠日持久，夜長夢多，而使紛爭擴大，誤解加深。

十萬火急，調解成功

不過，有時為了聲請人的特殊需要，調解會議也會儘量在更短的時間內召開，今年三月，在台北市景美區就有一個這樣的實例：

一位蕭姓青年在台北市羅斯福路五段，不慎駕車撞傷了一位林姓青年，後來林姓青年傷重不治。有關車禍過失致人於死的刑事部份，已由法院受理，並決定在三月十日上午十一時廿分開庭審理。至於民事賠償部份，在徵得死者家人同意後，雙方同意私下和解，但是，關於賠償的金額一直無法達成協議。

三月九日下午二點多鐘，蕭姓青年只好和死者的家人共同到景美區調解會請求調解，由於民事賠償的達成有助於減輕刑事責任，因此，蕭姓青年希望能在第二天上午開庭之前完成調解。景美區調解秘書林楊彬一看時間急迫，立即決定，當天下午就召開會議。

調解會議在下午五點鐘召開，會議一共進行了兩個多小時，卻仍然無法得到結論。由於時間已經不早了，主席只好宣佈暫時休會，第二天早上九點鐘再繼續調解。

終於，在第二天的調解會中，雙方達成了協議，由蕭姓青年賠償新台幣廿五萬元，調解成立的時間是三月十日上午十一時，距開庭時間還有廿分鐘。

熱心人士，願為「調人」

像這種緊急的特殊狀況，特別需要調解委員們的充分配合，目前台北市各區的委員都是當地熱心公益、素孚眾望的人士，除了擔任委員以外，他們還有一份正當的工作，或農、商、公、教，或為律師，或為民意代表，或為服務地方多年的鄰、里長，平時私人事務固然繁忙，但是，由於有高度服務社會的熱忱，因此，只要能為市民排難解紛，往往毫不考慮地放下手頭上的工作，奉獻一己的心力。

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他們願意為調解業務貢獻個人的時間與心血呢？目前擔任大安區調解會主席的林惠南女士表示，只要能看到原本爭吵不已的兩個人，能夠漸漸平靜下來，盡釋前嫌，就會為自己能化解掉一項糾紛而產生一種價值感。因此，雖然擔任調解委員得不到什麼物質上的收益，但是，在精神上的收穫卻鼓舞她當了十八年的調解委員。

在調解會議進行的過程中，調解委員們所擔任的，是一個居中調停的角色，因此，除非雙方當事人同意，否則，沒有任何人可以強迫任何一方接受和解條件。為了尊重當事人的自由意志，如果當事人不願意循和解的方式解決爭端，也可以拒不出席調解會。

協調結果，具備法律效力

除此以外，如果當事人覺得有其他人是自己可以信任的，或者是瞭解事件的內容又能做公正調解的。那麼，當事人也可以推舉一到三個人，列席會議協同調解。當事人要是因為有事，不能參加調解會，也可以填寫委託書，委託他人代表出席。

所有的調解工作，從接受調解聲請，到舉行調解會議，完全是義務性的服務，因此，民眾聲請調解，不需要負擔任何費用。而一旦調解成立，除了由調解會作成調解書在七天內寄發給當事人以外，調解書還必須呈報法院備案，經法院審核通過後的調解書具有執行名義的法律效果，雙方當事人不但需要履行調解中所達成的協議，更不能再就這一次糾紛向法院提起訴訟。

至於調解不成立的案件，如果原聲請人仍然希望以協調的方法解決，可以再度提出聲請，調解會也可以主動地在不經原聲請人再聲請的情況下，通知雙方再度調解。事實上，很多原本不成功的案件，往往就是在聲請人或調解會鍥而不捨的努力之下，終於調解成功。

由於調停的工作必須要使雙方心悅誠服才算成立，因此，調解技巧直接影響了結果。建成區是近幾年來台北市調解成功率最高的一個區，從民國六十七年到六十九年，三年中建成區一共受理了六十一件聲請，調解成功的有六十件，為此，台北地方法院還特地在去年頒發獎狀，表揚建成區的調解委員。

實地探訪，掌握事實真相

建成區調解秘書王福民指出，在受理聲請後，建成區調解委員通常會親自拜訪雙方當事人，以深入了解事實，在掌握了衝突爭執的關鍵所在之後，調解時自然容易收到效果。調解會議進行中，委員們也儘量以閒聊的方式保持會場氣氛的輕鬆，消除雙方當事人的成見和意氣，這樣也能促使調解工作的成功。

調解成立以後，委員們還要主動進行追蹤調查，確定當事人確實履行了調解時的條件，一件調解的案件才算正式結束。從會前、會中到會後都顧及，自然能使民眾產生信心，而自動替調解會廣為宣傳、多加利用。

台北市李登輝市長自就任以來，除了積極推動各項市政建設以外，對於台北市民的文化活動，心理建設也極為重視，為了加強調解委員會的功能，李市長特地在去年七月舉行的一次調解業務會報中指示，要把強化調解業務、擴大為民服務範圍，作為台北市政府本年度的重點工作之一。

協調民眾紛爭，促進社會和諧

為什麼李市長會特別重視調解會的服務工作呢？李市長說：「因為這是一份向下紮根的工作，對促進市民生活的和諧美滿有直接的幫助，還可以讓市民感受到政府關心大家生活的每一個層面」。

李市長指出，中國人一向講究情、理、法三者兼顧，又喜歡說「法理不外乎人情」，而調解會的調解工作，一方面是以情理為主，另一方面，調解結果又具有法律的效力，若是能充分發揮調解業務的功能，法院所受理的爭訟案件一定能減至最少。

在李市長的推動下，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於去年十二月擬訂了一項改進方案，方案中除了將加強對於調解業務的宣傳，以使民眾瞭解調解會的效力與功能之外，並決定使所有的調解秘書停止一切兼辦的業務，俾集中全力，辦好調解工作。

此外，還將加強調解秘書的在職訓練，以提高其法律素養；慎重聘請學歷較高且具有法律知識的地方人士擔任委員；調解業務的經費也將大幅提高，以方便調解業務的推行。

目前，調解業務的改進方案正在全市各區積極進行，台北市的調解業務將更進一步發揮它的功能，台北市也將成為一個更安定、更和諧的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