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暗夜中的恆星──日據時代民族鬥士蔣渭水

文‧李珊

2003 12月

為鼓舞民心，積極爭取台灣人的平等待遇，台灣文化協會的幹部在東京創刊「台灣民報」，這批成員也是一九二○年代台灣知識菁英的代表。左起蔣渭水、蔡培火、蔡式榖、陳逢源、林呈祿、黃呈聰、黃朝勤、蔡惠如。（莊永明提供）

一九二○到三○年間的台灣不少人稱之為「蔣渭水時代」。在日本總督府眼中，蔣渭水是亟欲除之而後快的黑名單頭號人物；在台灣知識菁英間，他是公認的先知先覺者，同時也是普羅百姓景仰的文化啟蒙導師、對抗不平等殖民政權中最具號召力的領袖。

一段風起雲湧的時代史詩，一位熱情澎湃的民族鬥士，數十年間在他盡心竭力奮鬥的土地上，曾經被完全湮沒，直到一九七○年代後期，這段歷史才逐漸浮現。

然而，今日台灣，一般民眾仍對蔣渭水十分陌生。最近在北、高兩地展出的《自覺的年代──台灣民眾黨紀念特展》，才又勾起世人的回憶。

秋涼時分，台北六張犁芳蘭山上，先烈英靈孤寂地躺在荒煙蔓草的群墓之間。

山下，二二八紀念館正忙著將《自覺的年代──台灣民眾黨紀念特展》移師到高雄展覽。台北市文化局將爭取在民眾黨舊址設立「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當年被日本總督府沒收的《蔣渭水全集》，也可能在台北市文化局贊助下重新面世。這一波波與台灣民眾黨和其創辦人蔣渭水有關的事件、新聞陸續見諸報端，使得這位日據時代的重要歷史人物，踏出塵封史冊，重新讓台灣廿一世紀的子孫認識。

說起蔣渭水投身政治社會改革十年的故事，幾乎就是一部台灣近代非武裝抗日的精彩歷史。

一八九五年，清廷簽下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日本，日本以武裝入據台灣，總督被賦予發布律令的特權，實行專制、壓榨的殖民地政策。台灣人不甘受異族統治，紛紛起而反抗，興起一波又一波的武裝對抗，台灣人手持竹竿、菜刀和日本軍隊的現代武器戰鬥，犧牲慘重。

日本據台二十年後，「西來庵事件」爆發，傷亡極為慘烈，戰死、被判死刑和株連者高達一萬多人。「由於這類草莽式的抗日活動，既無政治信念，又缺乏軍事訓練，多年奮戰終歸失敗，」《台灣民眾黨》一書作者、靜宜大學人文科教授簡炯仁表示，這些血的教訓，也促使台灣士紳自覺到，如果再執拗於武裝抗暴，前途渺茫，進而形成了一九二○年代非武裝抗日的方式。

溫文儒雅的蔣渭水有一回在文化協會演講後，遭人丟泥巴羞辱卻留影紀念，透露出他能辦大事又不失赤子之心的性格。（蔣松輝提供）

風起雲湧的時代

一九一○年中期，世界局勢波瀾壯闊的發展也是一個重要觸媒。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主張席捲全球，歐洲、亞洲紛紛出現民族國家及獨立運動，以掙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綑綁。

另一方面，日本因自由主義、民本主義思潮抬頭，進入「大正民主」時代。台灣的留日學生目睹日本國內厲行法治，人權受到保障，經濟繁榮、政治民主；而反觀台灣，人民飽受歧視、經濟遭受榨取，悲憤之情油然而生。東京留學生遂於一九二○年成立「新民會」，展開實際行動，並與台灣士紳合作「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揭開了新一波非武裝抗日運動的序幕。

此時台灣島內，接受現代教育的新一代已經成長，台北醫學校、國語學校師範部的青年學生，在台灣本島與日本留學生遙相呼應，常秘密集會。「我們台灣青年雖受日本統治，但我們的漢民族意識很旺盛，每朝起床就閱讀報紙，看中國革命如何進展，」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在其回憶錄中表示。

蔣渭水開設的大安醫院是台灣文化協會本部、「台灣民報」總批發處，也是台灣民眾黨的重要據點，在台灣非武裝抗日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第二排左一為蔣渭水。（莊永明提供）

壯志凌雲的熱血男兒

這群成績優秀的熱血青年中，最具領導能力的佼佼者便是蔣渭水。由於幼年受教於宜蘭宿儒張茂才的漢文教育，被老師國學素養的薰陶所致，蔣渭水有著濃厚的漢民族情感和文化認同。在醫學校時代就已和杜聰明、翁俊明策劃以細菌暗殺袁世凱，又在學生中暗中募款，支援孫中山的革命軍餉，並與同學秘密參加中華革命黨，還聯合校外學生舉行學生大會，批判當局的壓迫，鼓吹革命精神。

「這段時間可說是養成蔣渭水革命性格的重要時期，」一九七六年為蔣渭水立傳、完成《蔣渭水傳：台灣的先知先覺》的民進黨籍監察委員黃煌雄說。

一九一五年醫學校畢業後，蔣渭水為結交各路豪傑，在大稻埕開設大安醫院，又經營春風得意樓餐館，約有五年時間，忙於事業和商場，但是潛藏在血液的政治關懷，使得他感嘆「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當年同窗們有的不願受日本統治，遠渡廈門執業，有的留學日本，但仍不時帶來日本或中國方面的政經發展訊息。

一九二一年，「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第一次在東京展開，台灣士紳林獻堂、蔡惠如等人呼籲日本政府依台灣特性設置民選的特別議會，希望透過和日本中央權要結識，以獲得日本朝野的同情，進而牽制總督府的施政。蔣渭水深獲啟發，認為這是「台灣人唯一的活路」，加上當年又會晤了林獻堂，他重新燃起了冷卻多年的政治熱情，於是在醫學校多位校友的促擁、林獻堂的經濟支援下，於一九二一年成立台灣文化協會，本部設在大安醫院。

「所以天降大使命，囑咱緊實行，發達文化振道德，造就此才能，...」：田蔣渭水作詞的台灣文化協會會歌，揭櫫了文協負有日華親善的使命，而唯有透過文化運動，才能達成此一使命。（秋江紀念博物館提供）

台灣精神起飛

文化協會成立的宗旨，在以文化、教育的方式啟蒙台灣民智，並反制日本對台灣文化的消滅及同化。為凸顯此一目標，蔣渭水發表了著名的〈臨床講義〉一文。文中，他把台灣比喻為患者，「患者在明鄭時代的幼年身手矯健、品性高尚，但自清代以來卻受政策毒害，變得身體衰弱、意志薄弱，成為『世界文化的低能兒』。」蔣渭水認為，台灣的病因是「智識的營養不良」，因此他給台灣開出正規學校教育、圖書館、讀報社等五種「處方」。

此後文化協會的工作，就以蔣渭水開出的處方為主軸，在全台各地設置讀報社，並舉辦各種講習會，題目從歷史、法律、衛生、經濟、科學，到中國文化、明治維新等，十分廣泛。

此時蔣渭水仍積極參與議會請願運動，一九二三年日本裕仁皇太子代父出巡台灣，當時的台灣總督發動全島「奉迎」，除搭牌樓外，並命民眾白天執歡迎旗，晚上提燈放煙火，「台灣日日新報」刊登頌讚詩賦，大獻殷勤。

「當皇太子由駿馬騎兵開道前往大稻埕參觀時，途經大安醫院，蔣渭水高舉『歡迎鶴駕台灣議會請願團』的斗大標語，表達假歡迎真請願，完全不給總督府面子，」蔣渭水的孫子、文史工作者蔣朝根為文指出，此舉自然使蔣渭水惹禍上身，隨後他便被拘押查辦。同年底，蔣渭水等議會請願同志突然被總督府以違反「治安警察法」為由，對會員展開全島性檢舉，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治警事件」。

文協舉辦的文化演講深入民間，大眾參與熱烈。（溫文卿提供）

治警事件因禍得福

「治警事件雖然使蔣渭水等人被判有罪，但間接結果卻因禍得福，匯聚成政治社會運動推展的浪潮，」黃煌雄在蔣渭水傳記中分析，由於議會請願是溫和合法的政治要求，文化協會只是文化的啟蒙運動，但是總督府的小題大作及迫害行為，不僅強化了民氣，也強化了政治社會運動者的同仇敵愾。

同時，蔣渭水因治警事件而兩度入獄的一百四十四天，更提供了他靜心讀書的機會，期間他深入研究政治社會運動理論，使「思想得到武裝」，為日後洶湧澎湃的運動推展奠立紮實基礎。在獄中朝夕與流氓、妓女、「鴉片仙」等人相處，還激發他研究社會問題的興趣。

隨著蔣氏等人出獄及民氣的推移，文化講座更加活潑、深入民間，大眾熱烈參與，「鄉村的反應十分瘋狂，辯士（演講名嘴）乘轎遊街，宛如媽祖遶境，村民以竹篙炮相迎，」蔣朝根指出，日本總督府懼於民氣，頒布「學術講習會取締規則」對付，演講會中只要講到政治敏感問題，監視的警察就會祭出「三大武器」，高喊「注意」、「中止」、「解散」。

民眾黨第二次黨員代表大會確立了民眾黨的指導原則。圖為會議實況，講台上有記者席、書記席、高等特務及通譯的臨監席，還有商家行號的支持旗幟。（蔣松輝提供）

台灣人唯一喉舌

演講、辦學之外，出版傳播也是文化協會重點工作。由於總督府不准台灣人在台辦報，一九二三年，「台灣民報」在東京創刊，台灣的總批發處及支局就設在大安醫院隔壁，蔣渭水積極鼓勵民眾訂閱該報，二年後發行量達一萬多份，直逼日人的三大報。

一九二六年開辦的文化書局，則以新文化介紹的使命自期，進口漢文及日文書籍，漢文以引介孫文、胡適、梁漱溟、王陽明等政治思想著作為主，日文以社會問題的相關著作為主。黃煌雄指出，透過文化書局的窗口，蔣渭水努力為台灣政治社會運動找尋出路，對他日後領導民眾黨的影響更形重要。

文化協會的啟蒙運動深入民間，使得由知識菁英主導的啟蒙運動逐漸轉化為平民化、大眾化的實際運動，無形中造成日後台灣農運、工運、學運的興起，但卻也埋下了文化協會分裂的種子。

一九二五年台灣內外政治社會情勢發生急遽變化，也影響了文協的走向。在中國，孫中山受到列寧「第三國際」影響，以「聯俄容共、扶助工農」改組國民黨，而後基礎穩固，舉國掀起打倒軍閥、帝國主義的浪潮。日本則在當年正式實行普選，農民黨等社會主義政黨紛紛出現。

此時台灣島內發生蔗農因與會社協商收購價格不成而形成衝突的「二林事件」，各地紛紛成立「農民組合」，並串聯成全島性的「台灣農民組合」。隨後台灣農民組合更因與日本農民組合互動頻繁，更加傾向階級鬥爭路線，從而脫離民族運動陣容。

台灣內外情勢的推演，使得文化協會內產生思想、路線的對立，形成「民族運動」與「階級運動」之爭。面對路線之爭，蔣渭水苦心孤詣的從中國革命經驗和日本勞動、農民問題中找尋出路。一九二六年底他發表〈左右傾辯〉一文，主張「反對一切無視傳統，無視國情的改造主義；然而我們斷不可沒卻將來的理想，而墮入妥協主義。」一九二七年初，他更大聲呼籲「同胞需團結，團結真有力」。

一九二七年民眾黨在內憂外患中誕生，成立後發展迅速，各地支部陸續成立。圖為竹南支部在媽祖宮前成立，蔣渭水在前排右四。（廖德雄提供）

民族運動路線

可惜蔣渭水的疾呼並未挽回狂瀾，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召開臨時總會，連溫卿主導的「無產青年」取得領導權，蔣渭水、蔡培火等舊幹部退出，「左」、「右」正式分裂。

蔣渭水在〈左右傾辯〉後，進一步提出「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路線。他為文論述：帝國主義內被壓迫階級的解放運動，應採取階級鬥爭；但是在帝國主義殖民地的被壓迫族群，卻應採取以農工階級為基礎的民族運動。

台大哲學系教授王曉波在〈蔣渭水的思想與實踐〉一文中，評論蔣渭水的見解充滿了先見的智慧，因為失去民族立場的解放運動，將只是從資產階級的殖民地變成無產階級的殖民地而已。他指出，二次大戰後的東歐各國成為蘇聯附庸就是見證，中共在六○年代和蘇共翻臉，指責蘇聯為「社會帝國主義」，也是一例。

確立改革路線以後，文協舊幹部進一步以建立政黨為奮鬥目標。政黨創立歷經波折，幾經提出結社申請，都因黨綱中的自治主義、民族自決主義與殖民政策牴觸而遭封殺，經多次修改，最後雖成立，但總督府卻以蔣渭水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為由，提出「蔣君不參加」或「蔣君若參加，但不能支配大勢」的條件。

民眾黨特刊上的黨旗及三大目標，旗幟鮮明地表現出改革體制的意圖和魄力。（莊永明提供）

台灣第一個政黨

儘管經歷波折，台灣有史以來的第一個政黨──台灣民眾黨，仍在當局刁難，及內部意見分歧的危機中，於一九二七年誕生，並迅速發展，半年內在全台各地成立了十六個支部。

標榜「民眾第一、全民政黨」的台灣民眾黨揭櫫三大綱領：一為確立民本政治，要求制定台灣憲法、反對總督專制、三權分立並使台灣人有參政權；二為建立合理的經濟組織，包括提高農工階級的生活水準，使貧富趨於平等；三為改除社會制度缺陷，包括改革社會陋習、實行男女平權等。

蔣渭水對民眾黨的期許，是一個結合農工商學界與青年、婦女的全民運動。他認為以農工階級為中心，可預防保守妥協的「老衰症」（意謂保守派主張），而聯絡農、工、學、商，則是要防止盲動躁進的「小兒病」（意指無產青年主張）。

一九二八年，台灣工友總聯盟成立，揭開了日據時代工運的序幕。蔣渭水喊出的「同胞需團結，團結真有力」，也成為此後勞工運動的醒目標語。（蔣松輝提供）

把持理想、凝視現實

「當面對動盪變局的關口，領導者如何掌握方向，就是檢驗領導能力的時候，」黃煌雄說，以這種角度檢視二○年代幾位領導人，蔣渭水是最具有實踐性和理想性的一位，因為當時台灣農民組合和台灣文化協會因遭受打壓相當沉潛，台灣共產黨則完全潛入地下，民眾黨卻在隨時可能被禁止的風聲鶴唳中，極力實踐理念。他認為蔣渭水「把持理想、凝視現實」的政治主張已具世界水準。

為了實踐「到民眾裡去」的理念，蔣渭水從一九二八年開始巡迴全島演講，演講的題目包括民眾黨的政策、農工運動、學制改革、改善警察制度、結社言論出版自由等。「此時期的演講內容較文協深刻得多，」黃煌雄指出。

教育民眾外，民眾黨還成立「台灣工友總聯盟」以推展工運，並提出地方自治、義務教育普及等訴求，做法上更進一步以電報、請願書，向國際單位表達民意，揭發惡政，以對當局施壓。

台灣民眾黨揭發「霧社事件」真相，致使日本總督下台。圖為日本殖民政府在「霧社事件」中企圖招降泰雅人的傳單。（莊永明提供）

震撼當局

在民眾黨推動的各項運動中，「反對鴉片新特許」及「揭發霧社事件」，最是刺痛總督府要害。

日本治台法令向來十分嚴格，惟獨對鴉片採自然消滅的「漸禁主義」，並發給吸食者特許證，早為社會運動人士極力反對。一九二九年，總督府又頒布新的鴉片特許令，取得新特許者達二萬五千多人。民眾黨要求當局停止製造、強制矯正，並發動一連串的控訴行動，導致世界各地報紙披露，國際聯盟派員來台調查。總督府迫於國際壓力，改變政策，民眾黨打了漂亮的一仗。

一九三○年十月，泰雅族原住民不滿總督府多年的強制勞役，挺身反抗，襲擊日本官警及住民，造成一百餘人死亡。總督府調動大批軍警、大砲圍攻，泰雅族人盤據天險，頑強抵抗，迫使總督府以毒瓦斯攻擊，頭目莫那魯道見大勢已去，和部下集體自殺，即是震撼一時的「霧社事件」。

霧社事件後總督府極力掩飾，民眾黨則對日本政府及反對黨發出電報，也措辭強烈地向國際披露，最後導致石塚英藏總督下台。

至此，民眾黨的革命姿態與總督府結怨已深，加上一九三○年民眾黨內部分裂，蔡培火、林獻堂等保守人士另組「台灣自治聯盟」，給予當局「民眾黨被激進份子掌握」之由，一九三一年就被新上任的總督下令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