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風華──台灣中小型博物館

現年三十四歲的李金華，應邀參與小學一年級女兒班上的校外教學，目的地是為紀念長春棉紙廠創辦人陳樹火而成立的「樹火紀念紙博物館」。

她懷著虔敬的心情出發，沒想到竟然來到一棟位在台北長安東路鬧街、類似商號的四層樓透天建築。館內展品既不稀奇昂貴，氣氛也毫無寧靜肅穆的意味，與她印象中的博物館實在出入太大。

可是，當年輕的解說員領著四十幾位嘰嘰喳喳的小朋友和家長上到頂樓，詳細解說、引導她們親自動手抄出一張利用廢紙製作的再生紙，讓她們了解紙張的來源、製作過程和再生利用的環保意義，趣味之餘，也觸動她的心。

「我對博物館的第一印象，是小學六年級學校畢業旅行時，到故宮博物院參觀，只記得館內大得像迷宮，展品都嚴密的鎖在玻璃櫥櫃裡，」李金華說，這固然讓她肅然起敬，卻也使她不曾期待博物館可以和觀賞者有更多的互動。近年，除了出國旅遊行程中安排的知名博物館，她幾乎不曾主動蒐尋國內的博物館。「原來博物館也可以非常迷你、可親，」她說。

奇美博物館收藏的古燈。（薛繼光）

博物館就在你身邊

其實，近年來台灣南北各角落，越來越多像「樹火紀念紙博物館」這類的中小型博物館誕生，它們沒有富如大型博物館的收藏和名氣，卻用心經營出不同的面貌。

中國文化大學華岡博物館館長陳國寧曾長期針對台灣地區博物館進行調查，在民國八十五年的統計結果顯示，國內大小博物館總數已超過一百三十所，它們北自基隆、南到恆春，遠及澎湖群島，遍佈台灣各角落。

她指出，台灣地區成立博物館的歷史始自日據時期，至今已逾七十年。然而，早年資源有限，除了大型、公立的博物館，如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省立博物館、台灣科學教育館等外，其餘為數較多的，是學術研究機構將在研究過程中累積的文物闢室展示，像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的「凌純聲先生紀念標本館」，和各大學動植物科系的標本室。

台灣雖然在民國四十三年就立法通過「社會教育法」，明定博物館為社會教育機構，中央、各級地方政府和私人都可以設立。教育部還訂有獎勵辦法，以鼓勵民間興建博物館。但根據陳國寧查訪，台灣早期較具規模的私人博物館，只有埔里的昆蟲研究工作者余木生，開放自己的工作室成立「木生昆蟲館」；企業家辜振甫捐出鹿港祖宅設置的「私立鹿港民俗文物館」；以及現已關閉、由國泰企業經營的「國泰美術館」。

樹火紀念紙博物館的紙藝展品。（薛繼光）

發掘地方文化

直到民國六十年代，政府為了加強文化建設，積極在各地方縣市成立文化中心及專題博物館，使得博物館數量逐漸提升，其中規模較大的如台北市立美術館、位於台中的台灣省立美術館和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因此陸續開館。

規模較小的，就以當地原有的文化古物、產業特色和民間藝術等為主題，它們還往往負有振興地方產業和民俗文化的使命。

像以生產陶瓷聞名的鶯歌，期間曾遭遇產業沒落的危機，台北縣立文化中心為了振興產業而籌設了陶瓷博物館，一方面保存產業發展記錄，另方面也藉此吸引休閒人潮，提高當地觀光資源與價值。近年來，它們還與地方業者頻頻舉辦假日市集活動，為鶯歌鎮贏回了不少掌聲。

其他如坪林的茶業、埔里的製酒工業，台東的史前文化、美濃的客家村等，也都成立了文物館，都是了解當地產業和文化的重要管道。

鴻禧博物館的藏品紫檀手串。（鴻禧博物館提供）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進入民國八十年代，民間財富增加，蒐藏文物的風氣日盛，企業、團體或個人，也相繼設立博物館，於是吹起一股私立博物館風潮。陳國寧的調查顯示，從八十年到八十四年十月間，台灣地區就新增了三十餘所博物館，其中一半以上為民間經營。

例如鴻禧美術館、奇美博物館、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都是企業利用盈餘蒐藏文物，成立文教基金會經營、管理的博物館。財力雄厚的企業，其博物館的藏品與規模還超過公立博物館。像奇美博物館豐碩的西洋藝術、雕塑藏品，屢屢為高雄市立美術館、故宮博物院借展。

也有許多出於特殊興趣而投入蒐集行列的藏家，在藏品日漸豐富後，獨樂樂不若與眾樂樂的心情使然，開放出自己的收藏讓大眾分享。雖然規模大小不一，它們的收藏品卻從各類書畫、藝品，到化石、標本，無奇不有。

最近在宜蘭成立的「河東堂獅子博物館」，展示的就是建築家高建文耗費三十餘年時間，收藏的各種獅子造型藝術品。

中小型私人博物館的特色之一，是更密切地與觀眾互動。圖為樹火紀念紙博物館教觀眾製作再生紙。（薛繼光）

喧囂中的淨土

另一方面，民間藝術創作風氣經過長期發展，許多藝術家累積下豐碩的成果，他們或由本人，或是家人、學生、當地文化中心將個人作品集結起來，成立美術館或藝術館，以保存、紀念其生平成就，如雕刻家楊英風、畫家楊三郎、李梅樹、李澤藩、趙二呆等人的紀念美術館。

這些藝術家的博物館，往往以個人風格取勝，像新竹的畫家李澤藩，他雖有個比他更知名的兒子──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李遠哲，但他一生奉獻於美術教育，創作不輟。

李澤藩身故後，兒女將他生前的畫室改建成大樓，闢出三樓陳列他的畫作和文物。像曾做為靜物寫生用的花瓶、竹籃、舊桌椅，都對照出畫家樸素平實的畫風。

「像喧囂裡的一朵蓮花！」一位觀眾說，由於紀念館位於新竹最熱鬧的商業區中，她不時趁周末逛街之便，來這裡轉一圈，感覺這裡像一塊淨土，可以沈靜心靈。

台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大規模引進西方科博館的設計和展品，一度掀起國人參觀熱潮。（邱瑞金攝）

民俗萬花筒

有趣的是，看中民眾的好奇心與喜歡蒐奇獵異的休閒嗜好，許多遊樂園也在區內開設博物館或文物館，甚至以此為遊樂場的主題，以招徠遊客，性質從民俗、藝術到自然科學，使得博物館也成為國內休閒娛樂的重要資源，像「金氏世界記錄博物館」，開館以來，已吸引了上百萬觀眾。

這些形形色色、大小不一的博物館，不僅開拓、豐富了文物樣貌；它們普及地方、彈性經營，也拉近了民眾與博物館的距離，成為深入生活的教育與休閒資源。

博物館的教育與休閒功能早已被彰顯；它從上層階級普及到社會大眾，以及與地方密切結合的特性，則是世界普遍趨勢。

當小型博物館以活潑多樣的特色獲得矚目後，傳統大型博物館為贏回觀眾，也必須不斷推陳出新。圖為創建於日據時期的台灣省立博物館，曾舉辦的「昆蟲展」。（卜華志攝）

從上流到普羅

現任台南藝術學院校長的漢寶德在「文化觀光的時代」一文中即指出，歐洲最早的博物館產生於上流社會的需要。「在啟蒙時代，上流社會的知識份子對自然界發生極大的興趣，因此盛行各種自然、人文的研究與收藏。」

後來民眾發現除了開拓新知，通過博物館展示品以欣賞先人的創作，還可以得到愉快的感覺，而開始把參觀博物館也當成休閒活動。

然而一九六○年代以來，現代的傳播技術，把世界縮小了；知識爆炸，也令大部分的民眾失掉了好奇心和對知性欣賞的興趣，使博物館面臨嚴重的考驗，必須再做調整，以贏回觀眾。

加強娛樂性、展示效果、與觀眾互動，都是現今博物館的努力方向，其中強調地方特色與背景環境，成為最主要的改革方向。

譬如，大多數的博物館均根據其特性選擇永久性的藏品，卻往往把文物帶離它們的原產地，以致割斷了它們與環境的關係，和它在環境中的意義。

漢寶德表示，博物館是幫助人們了解他們所在地區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的一種手段，其重點是面對居民，而不只是其他的參觀者。這也是現今廣被提倡的「社區博物館」、「生態博物館」概念的來源。如野外博物館、原址博物館、史蹟紀念館等，是幫助當地居民了解自己，並掌握地區文化變遷的工具。

這類博物館的藏品不一定要具有傳統的永久性意義，但卻與當地歷史文化發展有關，或甚至是由當地人自行製作的物品，這些陳列品不僅使參觀者產生親切感，而且使他們感到這是屬於自己的東西，自己即是其中的一部分。

大型博物館享受較多的政府資源，它們如何與民間區隔角色、定位，引起各方討論。圖為台北市立美術館，現正舉辦以探討慾望、情色為主題的九八年雙年展。（薛繼光）

政府資源分配不均

但是民間中小型博物館在發展上卻也面臨共同的困境。

台南藝術學院博物館學研究所副教授張譽騰認為，博物館的經營主角是「人」，而不是「物」，也就是說，博物館不只是裝滿收藏品或標本的櫥櫃空間，而是一個激發參觀者思考與想像的學習場所。這方面，民間和地方的中小型博物館就因為比較缺乏研究工作的支持，無法提供給參觀者深厚、有系統的知識。「文物，應該是文史工作者在研究過程中，累積下來的成果，展示的目的，是讓民眾從『物』溯源，去探尋背後的意義與精神，」他說。

研究工作不足，主要是「物力及社會資源的分配和支持上，都有不足的問題，」陳國寧指出。

事實上，許多民間博物館首先要面對的困境，是能否有足夠的經費持續經營下去？

「政府雖曾立法獎勵私人博物館，卻沒有實際的經費補助，」鴻禧美術館副館長廖桂英表示，政府的資源大部分集中在少數的大型博物館上，一個天文博物館或海洋博物館，動輒耗資千億預算，民間博物館的營運經費卻都要靠自己籌措，除了少數由企業贊助，其他博物館多少靠門票補貼收入。但是，國人對民間博物館的消費保守，使一些想靠門票收入來維持營運的博物館難以如願。

由於共同位於台北市內，鴻禧美術館、樹火紀念紙博物館、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和北投文物館曾共組聯誼會，號稱「博物館四小龍」，希望擴大宣傳，吸引觀眾，他們也曾訂出以四合一的聯票方式促銷，可是成果不如預期。

「平均一天的參觀者大約五十到六十人，其中大多是利用免費優惠的團體；要購買門票的零散觀眾不到百分之一，」廖桂英說，北部的參觀風氣還算比較興盛，那些位於偏遠地區、又沒有基金會或團體支持的私人博物館更得自求多福了。

認識台灣的櫥窗

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這些民間博物館仍努力用心發掘、創造地方特殊性，保存下台灣人的共同記憶，展現過去曾被忽略、屬於台灣的特色。

要看中華文化，可以到故宮；要了解台灣，就得透過這些大大小小、散布民間的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