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記文學，史料知多少？

「不容青史盡成灰」是前「傳記文學」社社長劉紹唐生前最喜歡引用的一句話，用以表達他編輯「傳記文學」的理念。此詩源於前監察院院長于右任的憤慨之詞。「從民國初年的孫黃之爭、軍閥混戰、南北對峙、國共分合，他（于右任）不知經過與看過多少黨爭與政爭，他親見許多史料被扭曲、銷毀，積非成是與黑白顛倒，誰贏得戰爭，誰就贏得歷史。他將心中的憤慨發之為詩『不容青史盡成灰』，希望許多歷史真相不會長久被埋沒，終有大白於天下的一天！」在六十四卷第二期的「傳記」上，劉紹唐指出此詩緣由。

于右任的感慨令人欷噓，一部多災多難的民國史，相對來說也是一部「民國扭曲史」。就像「抗戰是誰打的？」這樣的議題來說，過去在兩岸就有「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打的？」完全對立的看法，在各有論證下，不諳史實者還真有「盲人摸象」之感。

一屋子民國史的參考資料，一把坐出裂縫的皮沙發，多少個清晨夜晚，「傳記」的社長、總編輯劉紹唐就在書桌前俯案，然後交出對讀者負責的雜誌。（卜華志）

史學與文學之間

廿一世紀的史觀強調多元解構，因而更需要有集合各家說法的「片面之辭」做為材料，從民國五十一年六月發刊至今已發行四百五十四期、總字數以億計的「傳記文學」就是「集片面之辭，以拼湊歷史全貌」的一本刊物。

「近二十年來有關民國史的論文，幾乎沒有一篇文章的註釋未引用『傳記文學』的資料，」中國時報副總編輯、目前也在文化大學史學系任教的蘇墱基說。

「傳記文學已是民國史資料庫的一部份了。通常我們寫民國史論文，一定得參考的資料包括：相關單位的檔案文獻、中國大陸發行的『文史資料選輯』，再加上『傳記文學』，如此才能寫出一部有骨有肉的歷史，」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劉維開說。

三十八年來，每一期以三十萬字準時出刊的「傳記文學」，在許多歷史學者的眼中是可以與國史、官史三足鼎立的「野史」（民史）。儘管不少研究者一再強調，傳記文學的文章雖「不等於史學，也不等於文學，而是介於史學與文學之間，以傳記為骨架，加上文學型式的表現技巧，所呈現的史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前所長陳三井表示，「傳記文學」的確能補充靜態文獻資料的不足，在這些材料中史家亦可找到歷史線索，甚或為難解的問題指點迷津。而率先搶救近代人事與歷史記憶更是「傳記文學」最重要的價值之一。

到哪兒都帶著「傳記文學」的劉紹唐，靈堂上排列出近八十本的「傳記」合訂本，才讓人驚覺，他用一生打造了一部民國史長城。（卜華志）

開歷史新路

還記得那個兵馬倥傯的年代嗎？民國三十八年大陸失守，兩百萬軍民同胞隨著國民政府播遷來台，來台的大陸籍人士對著家鄉有強烈思念，對動亂時代的變化也有著太多的不解與惶惑，因此講述那個時代人物、事件的「傳記文學」能異軍突起，打破當時台灣「文化沙漠」的枯槁，一上市就大受歡迎。

「傳記文學能辦起來，與劉社長個人的經歷、性格息息相關，」與劉紹唐相熟的劉維開表示，劉先生以他豪爽的性格及豐富的人脈關係──曾是西南聯大、北大的畢業生，跟過黨政關係極好的台大歷史系教授崔書琴，崔並為劉介紹到國民黨中央黨部做事，結識不少政府要員──因而「傳記文學」能邀到許多扣人心弦的一手資料。而當時幾位民國史的研究者沈雲龍、王禹廷、李雲漢，及任職於國民黨史會的蔣永敬，旅美史學家唐德剛、吳相湘等人，也都在劉紹唐的邀約下，成為「傳記」的長期供稿者。

從早期的「傳記文學」來看，「一開始是從遺老們的回憶開始，」劉維開表示，等到相關的文章刊出之後，則像滾雪球一樣，帶出更多人的記憶。例如「傳記」在第一期率先登出抗戰時西北軍將領秦德純的戰時回憶，這位曾是馮玉祥手下、後來加入宋哲元將軍的二十九軍、一路晉升到國防部長的將領，他的回憶對抗戰前後的中日關係及西北軍人事有清楚回顧。〈秦〉文刊載後，激發了許多同期軍界要人的回憶，像同是西北軍將領的劉汝明即是其中之一。如此一路下來，便添補了戰亂時大量佚失的抗戰史料，對於國府在歷史功過的爭執──抗日究竟是誰打的，明眼人一看便知道了。

又如曾任立法院院長的劉健群，曾將他在黨政工作經歷集成〈銀河憶往〉在「傳記」上連載，為貴州政壇、西北軍及三民主義力行社，即俗稱的藍衣社留下重要陳述。「在過去官方的史學研究中，像西北軍或藍衣社都是比較冷門的一環，也不大容易找到相關的資料，『傳記』的文章等於開了頭，也撞擊出更多的火花，」劉維開說。

再如曾與老蔣總統結拜兄弟的黃膺白，他的夫人沈亦雲的回憶錄，對抗戰前的對日交涉有很多陳述，可供研究抗戰前後的中日外交史參考。同樣，曾在「傳記」連載的民國外交官蔣廷黼、顏惠慶、顧維鈞的回憶錄，也是研究民國外交史不可不看的資料。

這是劉紹唐過世後，由夫人王愛生編出的第一本雜誌，除了悼念社長的文章，所有的稿件都是病榻上的劉社長選好的。（卜華志）

讓敗兵言勇，給遺臣表功

「擴大來看，三十幾年的『傳記』還不僅留下北伐、抗戰、國共內戰等大歷史，對民初新舊文化衝突、婦女生活，以及休閒娛樂等範疇也都有所觸及，」劉維開說。

例如目前討論正熱的《人間四月天》中的幾個人物徐志摩、陸小曼、林徽因、王賡等人的回憶文章，早在一九六○年代就已陸續在傳記刊載。由徐志摩表親蔣復璁、民初文人梁實秋合編的《徐志摩全集》在一九六九年就已刊登並結集出版；曾任國防部長的俞大維所寫的《讀陳寅恪》，比諸幾年前大陸的《陳寅恪最後二十年》引起的研究風潮早了二十年。

又如「傳記」曾連載民初上海幫派人物杜月笙，京劇名角齊如山與梅蘭芳、大鼓名伶章翠鳳的回憶錄，從這些傳記中，民初仕紳階級的娛樂生活活靈活現。而從婦女史的角度來說，諸如語言學者趙元任夫人楊步偉、黃膺白夫人沈亦雲等，社交名媛陸小曼、賽金花等的回憶中，對民初的婦女生活、教育、思想、社會地位都有詳盡描述，是中國婦女史的一手資料。

「傳記」資料之豐、蒐羅之廣，由讀者而作者郭冠英的一首打油詩中形容得頗為傳神：「讓敗兵言勇，給遺臣表功；任才子抒情，由佳人懷舊；令英雄垂淚，叫文人三嘆；請作者直言，交讀者公評。」而郭冠英也因「傳記」而迷上民國史，還成為研究張學良的業餘史家。

兵馬倥傯、離亂不歇的民國史事是傳記文學的重點內容。圖翻拍自「傳記文學」社為紀念「七七事變」六十週年所製作的紀念影集。（傳記文學社提供） 

半截英雄與兩面忠臣

「傳記」蒐羅的史料到底有多少？「傳記文章取材的範疇之廣叫人咋舌，」劉維開認為，帝王將相也罷，常民百姓也好，只要在某一個範疇有過貢獻的人物全都收攏在雜誌裡了。以戰爭史來說，從二次革命、北洋大戰、抗日到徐蚌、舟山戰役、古寧頭、八二三戰役，「中國現代史的戰爭簡直無役不包，」劉維開說。

「傳記」速度之快也讓公家史學單位汗顏。迄今為止，傳記已出版《中國現代小說史》、《民國人物列傳》等文學叢刊一百四十二種、《談聞一多》等文學叢書一百零四種、《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等民國史料叢刊二十二種以及如《徐志摩全集》、《蔣百里全集》等文學集刊四種，還有黎東方的《細說》（細說元、明、清、民國歷史）系列、迄今已收錄兩千八百多位傳主的《民國人物小傳》、《民國大事日誌》。相較之下，北京中國社科院近史所《民國人物小傳》迄今僅出八冊，傳主四百八十二人，因此旅美史家唐德剛盛讚劉紹唐是「以一人敵一國」。

蘇墱基認為，「傳記」的價值還不僅留下史料，「它讓人找回了歷史感，」他說。「讓枯燥的歷史研究從學術殿堂飛入尋常百姓家，」中國時報論壇也如此評論。

離亂多變的民國史並非硬梆梆教科書簡略的因果成敗可以盡述。在「傳記文學」裡，民國人物一一現身說法，充滿人性與命運的變數。由於民國建國以來政局幾度逆轉，劉紹唐曾以「半截英雄與兩面忠臣」妙喻好些個變節的民國人物，一部民國史也因此精彩無比。

例如「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作者汪精衛，曾以其不可一世的才情輔佐過國父孫中山先生，擔任過國府主席及國民黨黨魁等職，沒想到在抗戰中期，竟以國民黨副總裁之尊，寧與日人合作，建立南京偽政權，成為民國史上的大漢奸。

又如在北伐期間曾在南京擔任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教育長的張治中，在大陸行將失守的國共和談時，擔任和談代表，最後竟與首席代表邵力子集體變節投共，後獲頒中共一級「解放勳章」。在民國史上這種師事二主的兩面人物比比皆是，在兩岸隔絕的時代，甚至各不相知。「某些人一方面在台北入祀忠烈祠，一方面卻又安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劉紹唐曾為文指出，這些人物該怎麼看，提供了治史者最佳的題材。

抗戰，究竟是誰打的？國共兩黨有完全對立的說法。打破「誰贏得戰爭，誰就贏得歷史」的謬誤，正是「傳記文學」編輯的精神之一。圖為民國二十六年日本人發動「七七事變」之地盧溝橋。（傳記文學社提供） 

將神變為人

「民族罪人，還是一代功臣？」翻閱「傳記」文章，成王敗寇的「二分法」史觀從來不是評價歷史人物的唯一標準。以西安事變主角張學良的歷史功過來看，從一九七○到九八年六月，「傳記」一共刊載了七十六篇與張學良有關的文章，從張學良尚是個敏感名詞的一九七○年，就有關於「西安事變」前後張學良所扮演的角色的分析，當時曾經「起義來歸完成中國統一」的張學良為何要發動西安事變是探討重點。

八○年代前後，兩岸逐漸開放交流，劉紹唐又率先轉載從大陸發掘的民國史檔案史料〈九一八事變後顧維鈞與張學良往來密電〉，清楚列舉張學良與蔣中正對東北問題的異見。八七年在台出土的〈張學良進關秘錄〉，補充了史料甚少的中原大戰資料。九○年代兩位老蔣總統均已不在人世，張學良解禁，過去看管張學良的人陸續說話，隨之而來的大陸檔案也陸續出土，〈給張學良自由的人〉、〈西安事變前的張學良與共產黨〉則對少帥有了多面向的描述。

「我後來才發現對張學良的好感，原來是從讀『傳記』得來的，」郭冠英指出，在提到張學良還是個忌諱的年代，傳記能以「悲劇英雄」而不以叛國者的角度讓張學良說話，九○年代後又「不為賢者諱」，就事論事地談論他與共產黨的關係，由此可見「傳記」忠於歷史的面向。

同樣由於讀「傳記」、念大學歷史系時在「傳記」打工而專研國共戰史的蘇墱基，卻在近年出版的《張學良生平年表》以史料指陳，張少帥被共黨說服與之合作，綁架蔣委員長，毀棄有關中共的情報檔案，以致讓共黨休養生息而壯大，終至神州淪陷、百姓塗炭。一部「傳記」造就兩位史學研究者，卻有完全相反的結論，更可見「傳記」的治史面向並非定於一尊，難怪前駐美代表沈履巡說，美國有些外交官、將領聽說台灣有這樣一本雜誌，都羨慕得不得了。

在戒嚴的年代，勇於面對歷史的「傳記」還常打破歷史神話。「歷史神話是當權者製造的，而『傳記』經常就以史實直接破解掉了，」郭冠英認為，以老蔣總統為例，「『傳記』就讓他從神變回人。」在還是戒嚴的年代，「傳記的文章稱老蔣總統是『草山老人』、又說他從大陸『落荒而逃』，都曾引來當局的關切，」劉紹唐夫人王愛生說，有一次過年，還有人到家裡查劉社長的交往記錄、翻看訂戶卡片，「結果翻了兩天也沒翻出個所以然來，」她說。戒嚴時期研究當代史易得罪當道，王愛生認為，劉社長在當年能不出事，「跟許多相熟黨政要員力保可能有關，」她說。而「傳記」為何能歷久不衰，也與編者劉紹唐能「言人不敢言」，也就是劉維開形容的「社長的抗壓性」有關。

傳記文學有政治軍事史，更有常民百姓生活史、文學藝術史。一代評劇明星新鳳霞也曾是傳記報導的專題之一，圖為她與京劇名角梅蘭芳（中）、電影明星歐陽予倩（右）合影。（傳記文學社提供） 

歷史的恩怨與公道

民國八十年，「傳記」「甘冒天下大不諱，以最大的道德勇氣與歷史使命感」，連載刊出在許多史家口中「說得卻寫不得」的老蔣總統第二任妻子的《陳潔如回憶錄》中譯文，在華人世界掀起軒然大波。

《陳潔如回憶錄》的中譯文究竟登了什麼，讓大家如此激動？旅美歷史學家唐德剛指出，原因在自從老蔣總統與宋美齡結婚後，曾經明媒正娶，做過蔣介石七年妻子的陳潔如就像個「歷史黑盒子」，從此消失在歷史的黑幕，代之而起的是官書媒體、街頭巷談中的橫加污衊，把陳潔如說成一個連妓女都不如的壞女人，「一個無辜而善良的棄婦被糟蹋至此，則天道何存？」唐德剛說。

再以歷史的眼光來說，《陳》連載後，劉紹唐在「編輯者言」中指出，《陳》回憶錄並不能將它當作歷史八卦來看，除陳蔣婚姻關係之外，《陳》文也寫清楚北伐前國民黨在廣州數年罕為人知的政治鬥爭，對孫蔣關係與蔣的崛起，「與現在史書的說法並不一樣，」劉紹唐寫道。就蔣家歷史來說，劉紹唐的確有本諸歷史材料的氣度。

但在處理另一件有關蔣家傳聞時，劉紹唐採用的卻是另一種態度。蔣經國之弟緯國在過世前無意之間說，「蔣經國非蔣母毛福梅所生」，作家郭冠英曾據蔣緯國的錄音為文，希望發表在「傳記」上，但劉社長卻認為從「傳記」曾登過溪口蔣家家族的事略來看，此事太過荒誕，因此不登。

「劉社長對沒有事實依據，或是依據太過薄弱的文章總是比較質疑，」劉維開認為，劉社長承襲老派文人辦雜誌的倫理觀，這是尊重歷史事實，也是對歷史人物公道與厚道的地方。而這也是「傳記」嚴謹之處。

中國現代史中，美國也是要角，「傳記文學」中有極豐富的中美外交史料，和歷史照片。圖為蔣經國由駐美大使沈劍虹陪同面見美國總統甘迺迪。（傳記文學社提供） 

江山代有才人

話說回來，「歷史的真相」永遠是迷人的話題，「傳記文學」功在史林，大家也公認「傳記」對現代史學和史趣、史感的貢獻，唯一被質疑的是，「傳記」對台灣這五十年來的種種變化，像台灣反對黨運動崛起的故事，或是如辜家、林家等台灣士族的文章極少見。

就好像「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一樣，「傳記」最精彩的文章多是當事人自述的親身經歷，那時時局逆轉，許多權傾一時者失去政治舞台，願意在「傳記」上發言，他們文筆又好，識見又廣，自然篇篇精彩，令人讀之忘我，而好文章便也引來更多好文章。

但若以台灣這五十年來發生的故事來說，劉維開指出，現在的情況是，一方面發表的管道多了，「傳記」不一定是人們的第一選擇，中央日報社社長黃天才當年寫〈外蒙古入聯合國〉史事就先投聯合報，而未給「傳記」，使得黃天才在劉社長過世後，為「欠劉紹唐一篇文章」而感到遺憾。

另外，現今曾經在台面上叱吒風雲的人「或為賢者諱，或當事人尚在」也多不願提筆寫回憶，當然有些出版社或記者基於保存歷史或為市場需求，為這些人物作傳，但囿於寫作者的學力，未必能談出重點，而隱惡揚善、避重就輕、歌功頌德等傳統傳記的缺點就又紛紛出現。

曾有意接任「傳記」的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王榮文指出，「傳記」若要走下去，在史學界已有公評的「民國史回憶」文章當然還要繼續，但為開發更多年輕的讀者，有關台灣這五十年來的故事必然也不能少，王榮文稱此為「台灣生命歷程的故事」，可由採訪者以口述記錄的方式完成，劉社長生前也同意這種「積極主動」的徵稿方式。

但是也有人認為，劉紹唐以「一人敵一國」、本身兼任總編輯、社長辦出來的「傳記」有太濃厚的「劉紹唐風格」。「像劉紹唐約稿有特殊的人脈關係及角度，就不是很多人辦得到的，」王榮文說。「傳記」老作者陳香梅也說過，「他有一種萬事不經心的態度，非常迷人，我想很多人願意為他動筆，當然我也不例外。」接手「傳記」，除要嫻熟民國史料、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外，還要面臨「劉紹唐風格」的挑戰。

劉紹唐自己常說「我是一個聰明人中的傻子，才願意作這樣的苦工。」「劉社長的執著誰可取代？」蘇墱基問。幾乎認識劉紹唐的人，也有「哲人其萎」的強烈感覺。

「劉社長過去之後，我非常難過，我覺得我們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談起「傳記文學」的未來，也是傳記老作者的蔣永敬淚光閃爍。

那個堅持留下歷史真相的年代已然遠去？或許並沒有。劉紹唐過世前一個月，在「傳記文學」四五二期的封面裡加了一句「永續經營」，顯示他對「傳記文學」後續有人的信心，他也曾在二十年前的社慶中，豪氣干雲地說：「成功不必在我，江山代有才人」，歷史只怕斷層，「傳記文學」既然已打開了民國史寶庫，就不怕後繼無人？　　　　　　　　　　　

旅美歷史學者唐德剛的《胡適口述自傳》出版前曾在傳記文學連載發表，發表前劉紹唐要唐教授寫個引子介紹，沒想到一下筆卻寫成十幾萬字的《胡適雜憶》。唐德剛也是「傳記」最受歡迎的作者之一。（邱瑞金攝） 

「傳記」在大陸也很受歡迎，許多大陸學者來台都指名要參觀傳記文學社。圖為兩年前《牛棚雜憶》作者北大季羨林教授赴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適墓園致敬，陪行者有胡適紀念館館長陶英惠（左二）及北大副校長郝斌（右二）。（傳記文學社提供） 

劉紹唐過世後，四五四期「傳記」仍能準時出刊。社長夫人王愛生說，讀者反應味道沒變，主要還是靠社長選的稿子。（卜華志）

現在72歲的王愛生現在已經承擔了劉的任務。（卜華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