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亂世開新局——朱熹獨領風騷八百年

去年九月，台北市文化局長龍應台走馬上任，同時發表了一篇充滿抱負的文章，期望台北能彰顯豐富的本土文化，以躍上國際舞台，成為真正的世界都會，「廖添丁比羅賓漢還神奇，郁永河比魯賓遜還浪漫，周夢蝶比披頭四還顛覆，媽祖的慶生祭典與羅馬教堂的盛宴一樣美麗而崇高，朱熹誕辰八百年比歌德兩百五十週年還重要……」

相較於媽祖、廖添丁、周夢蝶……，在被龍應台「點名」的人物中，八百年前的朱熹與台灣有何關係，讓許多人覺得納悶，千禧年又正逢朱熹冥誕八百年，龍應台更表示將為此舉辦紀念活動。多位市議員因而質問龍應台：朱熹與台灣有什麼關係？為何要為他舉辦活動？

是本土人物，也是國際巨星

確實，在台灣民間，福建出生的朱熹沒有他的同鄉媽祖廣受愛戴，但供奉媽祖的萬華龍山寺，朱熹神像卻悄悄位列正殿後方的「文昌祠」中，接受著各地摩肩接踵而來的年輕學子與望子成龍的父母祈願、祭拜。

在台北大龍峒孔廟中，朱熹則進入正殿與至聖先師同享太牢，歷代儒家學者中，他的「位階」比諸多親炙孔夫子教誨的弟子都高。至於先民在台設立的書院雖盡成古蹟，鹿港文開書院、台北學海書院，都還保留專奉朱熹的「朱子祠」，過去書院子弟晨起得先至此上香，才開始一天的課業。

朱熹精神不只華人推崇，今年初，美國「生活雜誌」在千禧年伊始，還將朱熹選為過去一千年對人類最有貢獻的人物之一！

朱熹對後世的影響力，台灣中學課本《中國文化史》也寫得很清楚：朱子畢生註解儒家典籍，並建立書院，教育子弟，對東亞思想界影響至為深遠。「可以說整個東亞文明在西力東漸之前，朱熹是最有影響力的人物，朱子精神滲透在華人生活、觀念與價值觀中。」將為台北市文化局籌辦紀念朱熹活動的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說，朱子對現代東亞文化的影響力，正是舉辦活動的最佳切入點。

南朱北孔

「千禧人物」朱熹與現代人的關係，可以由被喻為中國人《聖經》的《四書》說起。

西元一一九○年，宋朝已遷都南方，朱熹在自己的印刷所刊行了中國第一本《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南宋亡於蒙古後，朱熹窮四十年精力註解的《四書集注》成為元代國子監考試科目，隨著科舉制度，四書成為知識份子必讀書籍，中國被營造成一個以四書為中心思想的世界，東亞的日本、韓國也深受四書精神潛移默化。

雖然清末自強運動廢除科舉制度，論、孟、學、庸仍是許多中國家庭的治家規闑，在台灣，即使日據時代，四書教育未曾中斷，現在中學裡的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不僅取材自四書，基本上也依循著朱熹的詮釋。

沒有朱熹，孔子對中國人的影響不會那麼深遠，國學大師錢穆曾經指出，孔子是儒家文化的源頭，朱子是承先啟後的中間點，他發揮儒學新精神，使孔子思想更細密，也使後人對孔子的理解更深。

回顧先秦時代，孔子編六經，將先秦文獻整理成一套方便學習與傳承的經典，塑造了一個文化傳統，直到朱熹生長的時代，社會逐漸走向市民化，歷經魏晉、唐朝與五代十國，儒家思想也深受佛、道思想挑戰。在國勢上，經過戰亂摧殘，宋代國勢欲振乏力，社會風氣敗壞，有心人遂試圖要找出治國之道，以革世風衰敗、制度不良的風氣。但佛、道對現世問題的解決不如儒學有力，北宋以來的理學家，開始將儒家文化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以應付外來挑戰。

政大哲學系教授曾春海解釋，宋代知識份子希望找出可大可久的制度，但制度的改革根源於人心，因此理學家對所謂人心、道心有無普遍性、有無共同基礎，進行了精微的討論。「宋朝理學家所關心與辯論的不外乎就是天性、天理、道德本心的問題。」

百科人物

朱熹綜羅各家思想，從事訓詁、註解經典工作，他對後世的影響力因此勝過其他理學家。比如《大學》一書在宋代前的影響有限，朱熹特別發揚《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成為後世讀書人的人生追求。

龔鵬程表示，或許人們不曾仔細深究，但今天中國人在日常生活、待人接物與內在判斷事情的一些價值標準，仍源自朱熹與當時理學家的形塑，「也是今天許多中國人之所以為中國人的重要原因，」龔鵬程指出，從個人的道德知識、群己關係、公共生活的規範，許多中國社會一貫相承的文化共識、影響中國人的基本觀念，如莊敬自強、知行合一、天理人欲，都因為朱子特別仔細分疏辨明而變得重要。甚至後人對北宋理學的認識，亦是透過朱熹所建立的。

清末知識份子尋找中國出路，試圖匯通中西文化時，當時思想家嚴復談西方科學、介紹《天演論》等書，就由朱熹詮釋《大學》中的「格致之學」尋找銜接點。

推翻滿清、創建中國的國父曾說自己的思想來自三層面：道統、西方、自創，他所標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的來源，正是朱熹考訂而出。

「假如說先秦漢代讀的是孔子最基本的文化論述，南宋至五四之前，大家所思索探討的就是朱熹的文化論述，」台大中文系教授柯慶明說，及至一九七○年代，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也被視為有效反應了傳統東亞文化的優越性。今天企業講敬業樂群、講研究發展（格物致知）等等，也都和朱熹闡述的儒家價值觀密切相關。

朱熹所處的是一個價值觀變動、舊有制度瓦解的時代，他對自己生長社會的瞭解與反省，使他從高層的思想到較低的生活都有開展。

唐代以後的社會，士族門第凋零，宗族型態改變，儒家舊有的禮儀已不適合推廣至普遍人家。在不能墨守成規下，朱熹因革損益，將冠、婚、喪、祭等制度重新整理以適用於當代。

中國人的祠堂、祭祖方式、婚姻禮儀、墓葬形制，都受他的《文公家禮》影響。比如周代規定家族祭祀對象，只有天子可以祭祀四代祖先牌位，朱熹將此規定推及所有家庭，直到今天，鄉下人家正廳供奉的祖先牌位，仍以此為本。

今天對生活禮儀極度陌生的台灣人，在迎親嫁娶、出殯送葬時，都還得去買本「家禮大成」來依樣畫葫蘆。教授《禮記》的台北科技大學教授李新霖表示，朱熹在閩南生活四十年，《文公家禮》對閩南、與多閩南移民的台灣影響最大，「要瞭解現代台灣的生活禮俗，不可能不瞭解朱熹。」

宋代之後中國建立的家族儀式，並非朱熹一人之功，北宋以來歐陽修、范仲淹等有志之士就意識到需要新的規範，但朱熹與其他重清談的理學家最大的不同是，他不侷限於學說理論，而能將想法落實建立成一套可供運作的制度。「他具有架構性、制度性思考與規劃的能力，而在如何形成一套體制、體現一套精神時，又能讓新制度不與舊制度決裂，」龔鵬程說，一個時代變遷之際，最重要的是當代人要能保留傳統的優點，並提出可以配合新時代的行事準則。

在龔鵬程看來，今天台灣社會的變遷又比朱熹時代大得多，承繼清末以來的西潮東漸，工商發達、快速現代化，但中國人吵了一百年，卻沒有太多具體的制度形成。頗有「朱熹能，我們不能！」感嘆的龔鵬程表示，今天的家庭規模、家族意識與過去不同，需要一套新的規範，但誰去創造一套祭祖方式？一套生活日常的禮節從何而來？「朱熹與他時代的人想出來了，這才是我們需要繼承的精神。」

反科舉的教改精神

而在從事人心改革最力的教育工作上，朱熹又開創了至今讓教改人士稱頌的書院精神。「我在嶽麓書院漫步的時候，恍惚間能看到許多書院教育家飄逸的身影，而看得最清楚的則是朱熹，儘管他離開書院已有八百年。」大陸知名作家余秋雨在《山居筆記》中寫道。

宋朝延續長期來的科舉制度，加上官辦教育造成讀書人讀書只為圖取功名、準備做官，在意的不是知識道德與學問的內在價值，理學家意識到教育、教材的缺乏生命力，與對人的種種限制，為擺脫刻板的官式教育，民間興學風氣大起。

書院在善於「經營」的朱熹手上更具規模與普遍，到北宋已殘破不堪的湖南嶽鹿書院與江西白鹿洞書院因此重獲生機。一一七八年，朱熹至江西任官，次年即奏請修復白鹿洞書院。朱熹賦予有名的白鹿洞書院新的生命，除了不以仕宦為教育目的的自由講學，在「白鹿書院揭示」跋語中，他兩度指出學習的方式由討論開始，除了師生間的交談，還必須依賴學生自己的問辨探討。

就在他與同時代理學家陸象山進行過歷史上知名的一場哲學辯論，也就是「鵝湖之會」不久，他就邀請陸象山至白鹿洞書院講學，「朱子開放白鹿洞書院之門，以延請一位與他學旨相反的主講者，這種激烈轉變，必然地導致明代講學辯論之風。多少世紀以來，在白鹿洞書院，講學有名之士，不勝其紀，」已故中研院院士陳榮捷在《朱子新探索》書中寫道。

宋代書院建立了師生講經論學、質經問難與論辯的傳統，也成為讀書人進行群體反省之所。朱子訂立的白鹿洞學規也成為後世學堂的標準校訓。

朱子與台灣文化

清朝中期開始，台灣文化的開展與扎根，更是沿襲朱熹經營書院以來的傳統。台大中文系副教授陳昭瑛在探討朱熹與台灣的關係時，就從台灣早期教育入手。

當明末鄭經開發台灣，認為台灣乃荒服初創、人民稀少，不必急於文教，鄭經的得力助手、受朱子學影響的陳永華則以儒家思想中「養必繼之以教」的養民與教民並重精神，強調興學的重要，孔廟、書院、儒學社因此在台灣紛起，「從一六六六年孔廟建成，到馬關條約簽訂，儒學在台灣全面扎根。」陳昭瑛指出，朱子學在台灣歷二百多年不衰，其間凡有重大教育建設，幾乎都勒碑刻石，碑文中反映的都是朱子精神。例如清末福建漳浦人蔡世遠受業於朱子學家張伯行，在他為新建成的諸羅縣學寫的記念碑文中，提到朱子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不然，雖廣求博取，奚益哉。」

朱熹的讀書精神為後世稱道，他曾教門人郭友仁讀書之道，「人若於日間閑言語省得一兩句，閑人客省見得一兩人，也濟事。若渾身都在鬧場中，如何讀得書？」

他的話讀起來至今受用。而他的詩〈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是他自覺每次讀書總有新覺悟，如有源頭活水來也不窮所做。他勸人博學知書，因為學問精深，才能思慮清明，發揮無比力量，有如小小「半畝方塘」的人心，也才不至於凝滯不通。

讀書之樂樂無窮

後世讀書人感染他喜愛知識的氣氛，因此到處建「方鑑齋」、「活水亭」，今天文建會的刊物仍以「活水」為名；台灣文昌祠中之所以供奉朱熹，陳昭瑛表示，民間信仰走向世俗化，認為文昌祠主神文昌帝君有拈筆點名送祿之神力，但人們總又不忘提醒學子，讀書旨在為己、為社會大群，不在功名利祿，朱熹入祀文昌祠，是提醒千千萬萬讀書人，不要忘了求學的真正意義。

在從政、教學、著述的繁忙一生中，朱熹寫有大量教育子女的書信，編寫了原作為家教的《小學》、《啟蒙》等著作，系統地提出家庭教育理論，德智體群無不涉及。民國之前，兒童背誦三字經、至今小學課本講灑掃進退，也都出自他的童蒙教育理念。

「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在〈大學章句序〉篇中，朱熹多次提到，教小兒不需高談闊論，「小孩不需眼高於頂，從日常生活做起」。

從小學進而大學，朱熹提出一套有階梯可循的教育方式與精神，是培養整全人格的全人教育。他為中國人的為人處事、治學習藝，提供了一套循序漸進的方法與規範。

朱熹是繼孔子之後，面臨中國大環境改變，創造了另一傳統的最重要人物，走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正如朱熹時代又到了一個轉捩點。以宋代理學為主的文化思想，在現代同樣出現「再思考」的問題。

「文化認同有普世性，人類對共同文化資源有孺慕之情，」曾春海表示，中國二十六朝起起落落，四書五經並未因此滅絕，朱熹考訂出中國人共同文化歷史的記憶與價值觀，凝聚中國人對祖先、歷史文化的認同與感情，這是人自然的需要，不是政治可以左右的。「每個社會有其最後需要訴諸的文化價值，作為一個社會基本的文化信念，四書仍有其大優點。」

「朱熹對自己文化的自我理解，是今天人們應該效法的，」龔鵬程則指出，現代人並非朱熹的「忠臣」，今天重要的不是重建朱熹的歷史地位，而是透過他這個窗口，看到近代文明與他有什麼密切關係，理解東西文明是怎麼回事，進而重新體會一個文明的發展，也藉此瞭解我們自己是什麼？是由什麼形塑而成？

源頭活水

經過九二一地震，板橋林家花園大半地方在整建，假日午後，仍有三三兩兩的遊客漫步在花園一角的「方鑑齋」，觀賞池塘裡的天光雲影，有人在迴廊與亭閣裡看書、與朋友談心。

「方鑑齋」是林家花園主人林維源以文會友之處，除了名稱取自朱子的詩，後方牆上還刻有字跡已斑剝的「朱子讀書樂」：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讀書好，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北牕高臥羲皇侶，祇因素稔讀書趣，讀書之樂樂無窮，瑤琴一曲來薰風……。

台灣先民林維源在北台灣經營了一處深具朱子精神的角落，今天遊客在此漫步一回，誦讀幾遍「朱子讀書樂」，彷彿也聽到了勸人少去鬧場、多多讀書的朱子琅琅的讀書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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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華龍山寺文昌祠裡供奉的「紫陽夫子」是誰？正是對中國文化影響深遠的朱熹，他死後不僅被神化，也出現許多與他相關的傳說。（卜華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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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淳熙年間版的朱熹著作《晦庵文集》，留下許多朱子詩與評論。（故宮博物院提供）圖右朱熹詮注的《四書集注》成為民清科場命題的藍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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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歧視女性？推崇貞節牌坊？其實朱子重視女子教育的程度超越他之前的教育家。他對自我的要求更高，終身以求道精神治學習藝、立身處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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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祠的供桌上除了象徵聰明、好彩頭、勤勞的蔥、蘿蔔、芹菜「三素」，還少不了應屆考生的准考證，求文昌帝君和朱老夫子保佑書讀得通、金榜題名。（卜華志、薛繼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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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著書圖》裡，理學大師看起來正欲取筆寫字，牆上古琴一把，背有松鶴屏風，前有水仙、牡丹，如此悠閒舒適，難怪朱夫子老勸人少耽溺鬧場，多閉門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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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故宮博物院《宋代大展》中展出的朱熹《書易繫辭》，筆力雄渾剛健。（故宮博物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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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林家花園的「方鑑齋」，是林家先人讀書之所。書齋中有一小池，晴朗時天光雲影徘徊，後方整面牆上書寫著朱子讀書快樂之餘所寫的詩〈朱子讀書樂〉。（卜華志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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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鄭氏家族開台以後，「朱子學」隨之傳入，奠基了台灣早期文化。「白鹿洞中木鐸聲喧傳後世，紫羊山上金鐘響徹仰前賢」，位在北港交流道旁的嘉義朱子公廟香火悠久，大門前的對句，記錄了早期台灣讀書人的嚮往。（薛繼光攝）

宋代淳熙年間版的朱熹著作《晦庵文集》，留下許多朱子詩與評論。（故宮博物院提供）圖右朱熹詮注的《四書集注》成為民清科場命題的藍本。（宜新事業文化有限公司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