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成績單」
海豚現在已是國際保育的焦點,台灣又走過一段艱辛的保育歷程,因此對於這次海豚事件,國外保育團體如英國環境調查協會(簡稱EIA)、牧海人保育協會及大洋洲學會等,都在網路上與周蓮香聯絡,要求進一步的資料,並認為這是台灣執行野保法的成果之一。
台北野生物貿易調查委員會駐台灣代表斐馬克也說,這次的事件,「是單純的法律問題。」台灣已有野生動物保育法,他看不出國際保育團體有任何介入的必要。
然而這些發展,對熟悉國際環保政治的人士來說,卻還是要捏出一把冷汗。因為在即將來臨的四月,美國要根據去年一年台灣對野生動物保育的「成績單」,重新考慮是否要把我國從培利法案的觀察名單中除名。處於這個敏感時刻,突然爆發的「海豚事件」,是否會對台灣的國際形象造成負面影響?
農委會保育科官員認為,執法是沒有選擇的,雖然可能會傳遞「台灣還有獵殺海豚」的負面訊息,但卻同時足以顯示政府積極執法的決心。
張有長也說,如果今後再得到有關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的線索,他仍然會全力偵察。不然,「知情不辦,那不是如同警察吃案嗎?」
海豚謝恩
近幾年由於農委會保育科及地方縣市政府等相關單位的宣導,再加上國人對三年前澎湖事件的重罰仍記憶猶新,大家普遍都已經有「不能再捕捉海豚」的共識。去年一年間,台灣沿海曾發生過幾件鯨類擱淺的事件,分別在新竹南港岸邊、宜蘭縣壯圍鄉沙灘、澎湖縣湖西溝尾(淡水排水溝)及桃園新屋永安海濱,都受到當地政府、警察及軍民的全力救助。根據「中國時報」八十四年十月一日的報導,在永安擱淺的海豚在順利脫險後,「還喜悅地在海面上不斷跳躍,並不時點頭感謝。」
有鑑於類似事件頻繁,周蓮香也寫了一篇鯨類擱淺處置要點投稿到報社,希望能讓專業救助的知識更為普及。
不過,強力取締只能治標,卻不能治本。目前卻又因為執法過嚴而產生新的問題。
害怕「上衙門」
「只要漁業存在一天,意外捕獲率就不可能等於零,」周蓮香表示。她前年接受農委會委託,蒐集各地擱淺及意外死亡的鯨類作標本研究,以作為日後台灣鯨類資源分佈的比對資料。
這些標本將有助於「建立我國鯨類基礎生物資料,如生活史、族群結構、及食性等。由生活史與族群結構之研究,可推測鯨類族群是否面臨過度開發壓力,及可能因應措施;由食性之研究可徹底求證漁民與海豚在漁獲上之爭執。」周蓮香在農委會期末報告中寫著。
理論上最近正值海豚擱淺季的高峰,但接到的回報卻寥寥可數,特別是澎湖。
澎湖人仍利用流刺網在近海作業。根據台大動物系周蓮香研究室研究助理楊世主在當地的訪談,漁民是有合作的意願,但是他們很怕「上衙門」──面對岸邊檢查哨的盤查,以及後續的報備程序。萬一沒法證明是意外捕獲,搞不好還會吃上官司。那何必辛辛苦苦從海上把海豚整隻拖回來?
船長洪國強曾在去年接獲漁民用無線電傳來捕獲海豚的消息,就立即通知台大動物系派人來作標本處理。他說,「那時許多人跑出來圍觀,派出所還不時接獲『有人在殺海豚』的檢舉。」
但是,今年到目前為止卻沒有任何消息。他私下去詢問,大家都說怕麻煩,捕到乾脆就直接再丟回海中。
周蓮香也特地到澎湖「拜碼頭」,請縣政府和警察單位配合、商請漁民協助標本採集的可能性,希望減輕他們的心理障礙,和建立蒐集網絡。
然而,農委會在今年二月所印製的鯨類保育宣導海報中卻特別加註,「誤捕海洋保育類野生動物,無論死活應即放回海中。」這樣,已溺斃的海豚可以在大海中自然腐化,而一息尚存者也可重獲生機。但對周蓮香來說,標本的取得就更困難了。
徒法不足以自行。要保護台灣海域迴游的海豚,唯有回歸科學化的基礎調查,確實掌握牠們的數量、生態以及可能擱淺的原因,並教育漁民有關海豚的常識及保育意義。
趕魚好幫手
早期研究海豚的學者約翰•利理博士曾在一九六○年代預言,「一、二十年之內,人類將可以和瓶鼻海豚溝通,」並嘗試編纂海豚字典。那麼可不可能有一天,漁民和海豚可以彼此協議、共同分享漁業資源?
這或許不是癡人說夢。在一篇〈高智慧動物──海豚智力、溝通技巧與社會型態之筆記〉中提到,「在巴西海岸,就有一群雌性瓶鼻海豚帶著小海豚跟漁人合作共同捕魚,這種漁人與海豚的合作關係歷時已有將近一百五十年之久!」
「由漁人沿著海岸佈下漁網,等候海豚將鯔魚驅向他們;待漁人撒網後,海豚則將一團混亂、企圖逃竄的魚群飽餐一頓。」
也許,當人類懂得向動物學習的那一天,就是海豚戰爭結束的時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