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馬四十，見證台灣電影興衰

華語電影的年度盛會──金馬獎，在四十周年慶時來到古都台南府城，場面仍是歡天喜地，沸沸揚揚。星光大道上，兩岸三地巨星如劉德華、黎明，知名導演李安、蔡明亮、關錦鵬等齊聚一堂，美女帥哥爭奇鬥艷，讓追星迷度過一個賞心悅目的週末。

為了迎接已屆盛年的金馬獎，主辦單位煞費苦心，廣發英雄帖，邀請到包括曾以《董夫人》、《傾國傾城》二度封后的古典美人盧燕，永遠的「梁兄哥」凌波，以及江青、王萊、葛香亭、恬妞等老中青三代資深影人前來與會，傳承意味濃厚。

金馬獎是兩岸三地歷史最悠久的華語電影獎，然而一路走來，卻已露出力不從心的疲態。

金馬獎執委會國內組總監李亞梅指出，從每辦完一屆，不知道下一屆的經費著落何處，到報名時憂心影片數量的日漸滑落，近幾年來金馬獎的處境，可謂內憂外患。為了籌措被政治人物刪除的年度補助預算，金馬獎必須全台走透透，以便爭取地方政府的經費補助。然而為了符合地方政府期待以金馬盛會帶動觀光旅遊的需求，卻讓金馬獎成了熱情有餘、專業不足的「金馬旅行社」。

回顧金馬獎四十年的風雲歲月，它在台灣奔騰、向世界躍進，相當程度刻劃了台灣悲歡歲月的成長。

一九六二年設立的金馬獎，一開始港台影片較勁的意味就很濃厚。香港電懋公司的《星星月亮太陽》、邵氏的《梁山伯與祝英台》、中影的《養鴨人家》、台製與國聯出品的《西施》，輪流抱走前四屆最佳影片。

隨著台灣經濟成長，金馬獎也隨著台灣電影逐步起飛，經歷愛國意識濃厚的政策電影時期、寫實主義，到一九八○年代的新電影運動，金馬獎對鼓勵台灣本土優秀電影功不可沒。

一九九○年代後，台灣電影在國際影壇嶄露頭角、打下一片天空，金馬獎對外號召國際知名電影人士前來參與的吸引力也十分強烈，逐步走出地域侷限，邁向國際化。此時，港片開始在金馬獎上頻頻獲獎，港台對決了十年，各佔優勢。以二十八屆金馬獎為例，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李安的《推手》，與香港導演王家衛的《阿飛正傳》、關錦鵬的《阮玲玉》大對決，戰況空前。

一九九○年代初，金馬獎在資深導演李行擔任主席的領軍下，開始引介各地華語電影在影展中觀摩放映，爾後又邀請中國大陸電影參展，大力推動兩岸電影文化交流。金馬獎的參展章程也大幅放寬，只要是華語電影都可參賽，工作人員也不再設限是中國大陸、香港、台灣或是外籍，格局恢弘，金馬獎已從獎勵優良國片轉型為鼓勵優良華語片。

然而近幾年，台灣本土電影日趨沒落，金馬獎上「港強台弱」已成事實，很難想像，如今若是沒有港片參與，還會有多少人關心金馬獎。以本屆金馬獎來說，共有五十一部影片報名，其中台灣參賽的劇情片只有八部，香港有十八部。

再往前看，第三十八屆金馬獎，主要獎項全頒給了大陸演員和香港電影，本土電影幾乎全軍覆沒，金馬獎不斷面臨究竟該優先鼓勵本土電影、或者對所有參賽者一視同仁的爭議。

「金馬獎沒必要為台灣電影失利負責，作為一個以全華語電影為對象的獎項，更沒有劃地自限的理由，」影評人聞天祥強調，台灣電影不振的根源不能歸責於堅持創作傾向的少數導演，而是整體生態的貧弱與單一化，透過金馬獎檢討台灣電影，不應該混淆了問題的根本。

不少人同意，扮演華語影展舉足輕重角色的金馬獎，不需肩負為國片振衰起敝之責，兩者可以脫鉤了，因為相對於大陸金雞獎、香港金像獎的排他性，歷史悠久的金馬獎，最有資格成為全球華語電影的代表性影展。

只是，屬於電影藝術的影展，仍不免看政治「臉色」行事。

媒體報導指出，二○○三年九月大陸官方嚴格限制，兩岸三地合拍的影片除非經過同意，不得參加金馬獎。過去由於合拍影片不多，還沒有明顯變化，但近兩年大陸開放市場，合拍影片大幅增加，立刻反映在金馬獎報名狀況上。譬如港片《無間道》第一、二集尚無大陸資金，但第三集已是合拍片。

有趣的是，合拍影片不敢來，「純粹」的大陸影片《盲井》卻可以來台，並得到最佳新演員與最佳改編劇本兩項獎座。《盲井》描述兩位礦工為了圖謀賠償金而設計殺害其他礦工，道盡小老百姓為生活掙扎的無奈。由於導演李楊被中共官方列為黑名單，電影在大陸也不得公開放映，此刻台灣金馬獎的肯定，更顯得難能可貴。

由此觀察，金馬獎在面臨台灣電影沒錢、沒片、沒明星的困境下，已善盡了推廣影片、影人交流之責。年年趕回台灣參加的導演李安，就是以實際行動來支持金馬獎。他認為，金馬獎對華語片發展有貢獻，熱情參與是好事，最好大家都能共襄盛舉，年年舉辦。

金馬老兵，紀錄著台灣影視文化由盛而衰的歷程。它的未來將何去何從？是否能像台灣職棒一樣浴火重生？且讓我們引領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