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流放荒地到現代都會──台北神話

在十月初台北市政府舉辦的《台北的生命之旅》攝影展中，一張「阿公阿婆遊台北」的大照片吸引了許多人的目光：一九七九年，一群六、七十歲的老人家由中南部各地來到台北，一路走馬看花，當他們親眼見到只能在電視聞其聲、卻不見其人的史豔文布袋戲幕後主角黃俊雄，個個開心的露出幾乎不見牙齒的大嘴。此情此景，說明台北當時已是近代台灣各地人們歆羨的「大觀園」。

時空回到阿公阿婆遊台北的三百年前，一六九七年，《裨海紀遊》作者郁永河從福建來到台灣，當時漢人多集中在南部，少有人能作一趟北部之旅。盡覽寶島風光的郁永河在書中形容斗六以北的台灣：「……至淡水，均荒蕪之地，材木遮天，荊棘餘丈，麋鹿成群，漢人足跡未到」。近來出版的《台灣史小事典》提到郁永河最可貴的貢獻是：記錄了「渺無人煙」的北部。

清末淡水河的舟船之利，促使艋舺成為「台北第一街」，進而使台北取代安平、鹿港，成為台灣最繁華的商業中心。（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提供）

文明不入北台灣

清初台灣隸屬於福建省，設有台灣府（台南），與鳳山、諸羅（嘉義）等縣，諸羅疆域擴及台北、基隆，但先民實際開墾的足跡僅及於斗六。此時，林道乾進入北港已百年，荷蘭人在台南建立的熱蘭遮城，歷經明鄭名臣陳永華倡議的「文武兼治」，文風鼎盛。至於台北，並非郁永河說的不見漢人，「包括雞籠、淡水，原是明鄭時期流放罪人之地。」《台灣開拓史》一書記載了光華四射、摩肩接踵的現代台北的身世。

由於地理條件與交通工具的侷限，台灣先民強渡黑水溝，自然選擇最短距離登陸，台南離福建最近，又有天然港口安平，大陸貿易以廈門、福州為主，都使台南佔盡優勢。而荷蘭人最早引進蔗糖與稻米生產、外銷，也都適合平坦廣袤的嘉南平原，在經濟帶動下，台南理所當然成為政治中心，今天的南台灣之霸──高雄，當時由於泥沙淤積，水深不足，只是台南的「副港口」。

時序進入十八世紀，康熙晚期，先民摸熟北部地理環境，墾殖範圍越過大肚溪。台灣農產品也從稻米、蔗糖，擴展至樟腦、茶葉與煤炭，產業版圖往北大步邁開，北台灣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官方行政據點跟著擴散，在竹塹（新竹）設淡水廳、在新莊設縣丞，大台北開發史終於在各角落分頭開展。

清末英國人引進烏龍茶，為台北帶來商機。當時的貴德街因茶而貴，華人與洋人開的烏龍茶莊、包種茶行櫛比鱗次，儼然「國際商業中心」，圖為茶莊大市時婦女們忙於揀茶。（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提供）

鼎足三分

特別茶葉為北台灣帶來的「利多」，讓台北的發跡一開始就充斥商業氣息。英國人杜德在一八六五年由大陸引進烏龍茶，散植於北部丘陵地，在歐美與其殖民地喝茶風氣蓬勃帶動下，北部茶葉直銷歐美，成為台灣賺取外匯的一大利源，外商紛紛趕赴台北設行，道光、咸豐年間艋舺商況達到顛峰，終於有了「一府二鹿三艋舺」的美稱。

一八八一年，淡水港的貿易額已超過南部安平與高雄的總和，成為清季台灣最主要的港口，經濟重心的北移，悄悄改變北台灣的社經地位。兩次列強的挑釁事件，清朝對台灣愈加投注關愛眼神，更給了台北成為首府的機會。

一八七四年，日本登陸南台灣，挑起牡丹社事件；接著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法國在基隆滋事，象徵台灣已由過去殖民帝國的商船補給站，成為列強眼中的囊中物，清朝有了警覺心，在欽差大臣沈葆楨、丁日昌來台展開基礎建設後的十年，隸屬福建的台灣在一八八五年獨立設省。

為了強化對台灣的治理，沈葆楨決定了兩項政策，一是巡撫駐台，一是設立台北府，避免北台灣讓外人有可趁之機。在政治地位上，台北終於與設府近兩百年的台南平起平坐。

鐵路為台北成為首府加一把勁。中部以北所產的樟腦、茶葉沿著鐵軌、一路駛過台北大橋，匯集大稻埕等地，再轉至淡水港出口。（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提供）

悠悠台北城

至於台灣首任巡撫劉銘傳在尋覓台灣首府所在地時，則由距離因素考量，最先選擇西部平原的「中心點」彰化橋子頭（今台中市南區）做為省會。可惜當時台中「社會條件不成熟」，「台灣都市史研究室」負責人黃武達表示，清末台灣陸路交通條件極差，南北往來靠的是港口海運，沿海城鎮鹿港才是中部重心，台中做為首府其實「寸步難行」。因此在台中省城施工期間，巡撫就暫駐在商業上已獨占鼇頭，外有基隆、淡水港，往來四通八達的台北。

鐵路更助台北一臂之力。清末推動改革的維新之士與保守勢力在朝廷僵持不下，新政一波三折，邊陲之地的台灣反對聲浪小，實業計畫遂在寶島首先推展。劉銘傳上奏「擬興修台灣鐵路摺」中，鐵路大業貫穿南、北，從基隆到台南，一視同仁。但在火車仍被視為黑色怪物的時代，做為台灣開發歷史最悠久的南台灣，地方勢力根深柢固，缺乏建鐵路的民氣；此外，中央財政困乏，劉銘傳既無「統籌分配款」可分，只好展開「清賦」，從清查民間稅賦想法籌設「自備款」，也因此得罪許多南部地主富紳。

在以商業凝聚人氣、開發較晚的台北，反而具有接受新事物的眼光，象徵現代化的鐵路因此在基隆破土動工。劉巡撫推動新政急如星火，進而將建築台中省城的經費「暫挪先修鐵路」，等鐵路有了營收「再籌建城分治」。結果劉銘傳去任前，台中省城建設十有九缺，接任的巡撫邵友濂只得奏請改台北為省城，台中首府的地位終遭台北取而代之。

光緒十九年，基隆至新竹路段通車，應了劉銘傳「鐵路開通，則商業可致繁盛」的說法，鐵路成為運茶出口的最重要通路，連苗栗、梧棲的樟腦都經鐵路匯集台北，再轉運基隆或淡水出口。此外，彷彿天意一般，工人建築基隆到台北段鐵路時，在八堵附近發現沙金，北部淘金熱一發不可收拾，多種因素互動循環，人口急速往北流動，從此北風壓倒南風，江山幾度易手，首府再沒有離開過台北。

今天的延平北路一、二段，曾是大稻埕最熱鬧的街肆「太平町」，商行林立，建築頗富洋味。（台北市文獻委員會提供）

打狗變高雄

台北府落成，火車才上軌道，巡撫到任不過十年，一八九五年，台灣割讓給日本。日人入城，台北再度雀屏中選，成為日本總督府所在。

日本以台北為首府，首要考量仍是離祖國較近的地緣因素，殖民政府選擇統治中心，也希望能快速而有效的安置軍隊、文官、眷屬，新城台北，屋闊牆新，外圍盡是農田素地，開發潛力無窮，日本總督就此坐鎮，開始了五十年的統治。

為何日本不考慮當時人煙稠密、市井繁榮的台南、鹿港做為台灣首府？黃武達解釋箇中原因，清代都市的管理不同於「道路筆直、住商分明」的現代都市，正逢明治維新的日本人，接受了近代西方都市計畫的觀念，對台灣舊城鎮屋簷相連、遮天蔽日，與缺乏下水道、熱鬧嘈雜的市集廟會，一律視為髒亂代名詞，加上地方草根性強，易招致反抗等原因，「日人選擇台北作為政治中心極其自然。」

清朝與日本雖然都以台北為首府，為了進行全面性掌控，卻十分顧及時下所謂的「南北平衡」，因此並未造成都會發展的傾斜。為了「物盡其用」台灣資源，日人沿著清代留下的鐵路加速趕工，短短十三年，縱貫鐵路一氣呵成，沿線的台中也終於出頭天。在南部，日人在日愈淤積的安平港開鑿運河，高雄更是日據時代開發的典型「新市鎮」。懷抱征服亞洲野心的日本，疏浚高雄港作為南進基地，只有零星部落的打狗，終於由港而市，商行集結，躍升為南部熠熠明星。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遷台，以台北為臨時首都。為安置來台商人，在鐵路兩旁搭蓋臨時棚屋，開設餐飲點心等商店，即後來的中華路，圖攝於民國四十八年，如今中華路面貌幾經更迭，不復往昔。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同樣的，國民政府在後有追兵之下來到全然陌生的寶島，也選擇了台北定都，原因簡單，因為日人在台北進行的現代化設施較完備，台北既成首府，生意人需要與官方打交道、做公共關係，人潮跟著往此地集中，「只要是政治中心，都有日漸龐大的趨勢，更何況以商業、外貿為重的國家，」黃武達指出。

回顧台灣四百年發展史，城市的榮枯究竟是風水輪流轉的氣數所致，或是人為因素造成，實難斷定。從清朝在台北設府，歷經日據時代依照都市計畫「量身打造」台北城，到國民政府早期一心「反攻大陸」，而將台北視為臨時首都，整體都會管理因而延宕蹉跎了許久。今天的台北力朝國際都會目標整建，中、南部大埠台中、高雄也急起直追。二十一世紀的台灣都會發展，又將走向怎樣的面貌？

台北西門舊稱「寶成門」，清光緒二十三年的照片上，門口還有輕便鐵道通往城外。台北建城雖晚，卻後來居上，成為台灣建省後的首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