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文化界推動玉山運動、玉山學的風潮,玉山似乎已成為台灣的顯學,傳播媒體報導不斷,攀爬這座東亞第一高峰的人也已不限於登山好手,不少學校生態教學上玉山、企業界登玉山做成長訓練、家庭親子健行上玉山......,玉山的召喚深深吸引台灣子民的心。
當一波波人們向山走去,體驗玉山的壯麗奇偉後,心有何感?在推動新思潮或社會運動的同時,是否能有更深刻的內涵?今人從玉山千百年來的歷史脈絡中,又可以得到怎樣的啟發?
二○○三年歲末的一個黃昏,海拔兩千多公尺的新中橫公路上,遊覽車載著近二十位藝文、學界人士剛從玉山主峰歸來,在窗外連綿雲海、崇山峻嶺隨著夕陽逐漸隱沒後,作家領隊路寒袖起身請大家隨意談談玉山行的感受,眾人當天凌晨攀頂又直下登山口共八、九小時路程的疲憊身軀,似乎不敵歸來的喜悅,紛紛分享玉山洗禮所得。

近年來文化界推動全民登玉山,在登山休閒的同時,認識玉山人文、歷史、生態,吸引了各界人士熱情參與。
珍愛從認識開始
年高七十多歲的音樂家馬水龍說,兩天來他一路觀察山容、地形的變化,玉山的雄偉令他悸動。作家李昂對此行未能登頂不以為意,認為這是為下次杜鵑花開時再上玉山留下的最佳伏筆,「走遍世界各國,沒想到最美好的就在身邊。」高雄師範大學老師李若英則透露,上山前才做心臟檢查,身體狀況是勉強可成行,這次「玉山朝聖」若錯過,以後機會更渺茫,她是鐵了心一定要來的。
「『玉山學』希望把登山由純粹的休閒運動,提升為土地倫理的哲學思維,」玉山學的推手、文化總會副秘書長路寒袖表示,近年來「愛台灣」的口號甚囂塵上,但如果缺乏情感扎根、沒有深刻瞭解,光憑理念的愛戀是空洞的,愛台灣需要從許多細節中去實踐。做為台灣第一高峰的玉山因此成為一個象徵指標,親臨玉山也成為認識台灣的一個絕佳途徑。
從二○○○年開始,玉山學針對不同對象規劃「親子玉山」、「縱橫玉山」等梯次,報名的學員在上山前必須上六、七堂課,以對玉山的動植物生態、地形、人文歷史、登山倫理等有一個基本認識。舉辦三年來,參加的人逐年增加,其中「文化玉山」特別邀集藝文界人士參加,作家詩人登臨歸來後,或抒胸懷或詠美景,希望以文學書寫來豐富玉山學的內涵。

登「玉山」而小天下
回溯這股玉山熱,其實約在十年以前即已萌芽,現今玉山主峰上的石碑刻字「心清如玉、義重如山」,就是這波玉山風潮的見證。
一九九四年初,「新觀念」雜誌發行人郭承豐首先提出以「玉山」和「蝴蝶」的形象來塑造「新台灣人」的特質。
「台灣今天的亂象,最大癥結是心胸狹窄,沒有開放的心靈,」他為文指出,要開放心靈,就必須開放山林、海洋、天空,「讓人們自由親吻自己的土地,才會認同台灣,愛這片土地;有了愛,心靈才會潔淨成長。」他期許台灣人像蝴蝶般蛻變,而玉山是台灣人的心靈故鄉,象徵堅忍不拔、無畏而純淨的新面貌。
觀念提出後,郭承豐進一步每年以不同主題推動「玉山運動」,從第一屆《心靈登高》──國慶日在玉山山腰舉辦大型音樂會歌詠玉山,到《天佑台灣》宗教祈福主題、《情定玉山》邀請新人上玉山締結婚約等,逐漸確立玉山的崇高形象。
幾年下來,玉山運動結合社會各界人士參與,風潮所及,許多企業更以玉山來命名,玉山科技、玉山銀行、玉山社等,在不同領域中都經營得有聲有色;二○○○年陳水扁總統就職典禮中,作曲家蕭泰然的「玉山頌」交響詩,搭配詩人李敏勇詩歌朗誦,更將玉山形象推向高峰。
「玉山隱然成為國家新領袖的堅實『靠山』,崑崙山、聖母峰日益渺遠,玉山做為台灣人認知中的『我國最高山』,已經越來越少受到質疑,」研究地景意象與人群認同關係的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戴寶村指出。
海拔近四千公尺的玉山,不僅是群岳巔峰,也是台灣島上三大水系的發源地,蘊涵台灣最完整的生態系,林相繁茂,動植物繽紛多彩,加上附近八通關一級古蹟、豐富的原住民人文歷史典故,「做為台灣人認同的地標是很自然的,就像富士山之於日本,阿爾卑斯山之於瑞士,」戴寶村說。
國家認同是近一、二十年來台灣社會普遍的關注和焦慮,然而檢視十年來玉山運動的發展,認同意義的過份凸顯,反倒使生命中的其他面向受到壓抑。其實,珍愛山河何需涉及政治?許多登臨玉山、或懷抱「有生之年應該登一次玉山」心情的人,或許是朝聖,或許是挑戰自我,也或許純粹就是追尋一番生命體驗,而玉山總是不會讓他們失望的。

「追溯玉山歷史,不同族群因著對玉山的不同理解和目的,而賦予不同意義,」孫大川表示,然而,整個變遷脈絡中一直被忽略的,是原住民的需要和發言。
新石器時代人類的足跡
大山無言,千萬年來獨立於喧囂紅塵外,默默俯視著山林中的物換星移、人事變遷。讓我們換一個角度,展讀玉山歷史,尋覓出觀看玉山的不同視野。
玉山的人類活動起源甚早,根據日據時代著名人類學家鳥居龍藏的調查及光復後中研院的考古研究,玉山周圍山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石器、陶片和古代居屋遺跡,顯示至少在一千多年以前已有人類在此活動、居住。
第一個發現南投高山「曲冰遺址」的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陳仲玉表示,玉山地區原始人類分布範圍十分廣泛,包括玉山北方的濁水溪上游、郡大溪、西南方的荖濃溪、東南方的拉庫拉庫溪流域等,生活形態已兼具農耕與狩獵。
至於這些先民是否是近代居住玉山山區的布農族或鄒族祖先?目前尚無定論,「因為遠古時代部落移動頻繁,可能因為追求更好的獵場,或者因族群擴大、部族併吞等因素,加上房屋結構簡單,都會導致經常遷移,」陳仲玉表示。
數以千年計的史前時代,原始初民究竟如何在玉山山麓生活?一百年前,當台灣高山仍遺世獨立、沒有受到文明干擾之際,許多日本探險家在玉山及附近中央山脈的第一手觀察,或許可提供後人勾勒早期先民較豐富的生活圖像。

一九八○年代,玉山國家公園成立,在生態保育的前提下,「新中橫公路」原將穿越玉山的路段被迫暫停。圖為新中橫(台21線)上的景點「夫妻樹」。
寧靜純樸的原始世界
「我親自到原始的山地,看到蕃人的日常生活是那樣的寧靜單純,外人口中所謂的野蠻生蕃其實都是純樸、真誠待人的種族,」出入山區三十年調查研究原住民、有「台灣蕃通」外號的日本學術探險家森丑之助形容,相較於平地人的疏離不信任,他每次進入蕃地,簡直如入樂園,「夜幕低垂,頭戴花環的蕃女聚集到我們投宿的頭目家前,且歌且舞,髮梢的鮮花發出濃濃的香味,使旅人獲得溫馨的慰藉。」在古道專家楊南郡譯註的森氏文選《生番行腳》中,有許多這類描寫。與布農人建立互信關係的森氏發現,蕃人擁有許多山林智慧,外人眼中的迷信、禁忌,其實是規範社會秩序的信仰。
另一位日本博物學家鹿野忠雄在台灣高山研究博物和生物地理學之餘,也愛上了土著民族的生活、文化。「他認真學習布農語,與獵人一樣生吃鹿血、鹿肝......,」翻譯鹿野忠雄代表作《山、雲與蕃人》的楊南郡表示,鹿野氏到後來甚至不帶平地糧食,三餐與布農人一樣吃地瓜、小米粥,配上一根鹽漬辣椒,和同伴輪流咬著吃。
「蕃人們開始吟唱淒涼的蕃謠,歌聲響徹森林,引起一陣不可思議的迴響。從原始人口中流洩出的原始韻律,已超越任何偉大歐洲作曲家的曲子,穿透我的靈魂。玉山背後,從太古年代以來即存在的大森林,還有和所謂文明人相隔千百年的太古原始人,兩者交織出的幽幻諧調,正是我血脈中早已遺忘的原始性,此時此地,不期然的甦醒過來。」鹿野忠雄寫道。

玉山的召喚深深吸引著台灣子民,一群藝文界人士歷經體力、意志力的考驗,終於登上海拔三九五二公尺的玉山主峰。
「牡丹社事件」揭開「開山」序幕
雲霧繚繞的台灣高山峻嶺,不論是森氏眼中的純樸生活、或是鹿野筆下的原始之美,到了清末及日據期間逐漸變化,同時也進入了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時代。
一八七四年沈葆楨奏請清廷在台灣「開山撫蕃」,展開了外力進入玉山及附近山區的序幕。這一年,也是改變中日關係史的一年,引爆的關鍵是三年前發生在恆春半島的「牡丹社事件」。
原來,有一批琉球商人乘船途中,遭遇暴風雨漂流到屏東附近,上岸後誤闖牡丹社,五十多人遭原住民殺害。日本向來以琉球的宗主國自居,而且垂涎台灣已久,不久以向清廷交涉未果為理由,出兵台灣,蕃社相繼投降,日軍即在附近紮營,打算屯田久駐。此一小戰役對清廷的震撼可說不下於鴉片戰爭,清廷一方面向日本抗議,一方面深感台灣問題嚴重,而調派以幹練著稱的船政大臣沈葆楨為欽差大臣,赴台全權處理,並籌畫軍備事宜。
沈葆楨抵台後發現台灣軍防完全偏重在前山(中央山脈以西),而台灣四周環海,對於後山(中央山脈以東)一無所知,甚至路途都不通,只靠偶爾的巡航帆船,實可謂「只謀前山拒虎,難抵後山進狼」。如果不把東西岸交通系統建立起來,難以達到防衛目的。
著名的八通關古道,就是在沈葆楨奏請「開山撫蕃」的計畫下誕生的。
「沈葆楨的計畫,不要說在當時,即使今天看來都是壯舉,」生態環保專家、監察委員馬以工曾為文表示。
「萬年亨衢」氣勢磅礡
一八七五年,沈葆楨由福建、廣東調派三千兵勇,分北、中、南三路開通前山與後山。「北路」由蘇澳到花蓮,是今天蘇花公路的前身,「南路」由屏東來義鄉往東通達台東金崙。
最為艱鉅的「中路」,則由總兵吳光亮親自督陣,從南投竹山經東埔、八通關,再穿越險峻的中央山脈,抵達花蓮玉里,這就是當今被列為國家一級古蹟、有「萬年亨衢」之稱的八通關古道。
根據楊南郡的調查,古道在東埔以後進入荒煙漫草的「化外」之地,從高度一千公尺拔高到玉山主峰下二千八百公尺的八通關草原;然後越過中央山脈主脊上的大水窟,向東橫切數條落差達一千公尺以上的溪流,才能到達後山平地,總計一百五十二公里,亙古以來的幽險密林終被鑿通。今天人們在鳳凰山麓的岩壁看到吳光亮豪氣磅礡的「萬年亨衢」題字,可以遙想當年工程的浩大。
道路完成後,清政府採納沈葆楨招募民眾墾耕東岸之議,終於廢除了百年來不准大陸內地人民渡台的禁令,並提供船票、口糧、田地等誘因,吸引了不少閩、粵移民乘風破浪,加入台灣開墾行列。可惜的是,深山道路崎嶇,東岸人煙稀少、叢莽瘴氣,移墾政策成效始終不彰,不久清政府就廢除獎勵措施,千辛萬苦開鑿的八通關古道,在二十年間竟完全荒廢。
八通關工程雖讓玉山山區短暫地出現漢人蹤跡,但清末以前,漢人對玉山的認識幾乎空白,仍停留在遠觀遙望的光景。就像清初來台採硫礦的郁永河在《裨海紀遊》中〈番境補遺〉所描述的:「玉山在萬山之中,其山獨高,無遠不見,巉巖峭壁,白色如銀,......可望不可及。」
學術探險家的樂園
到了清廷甲午戰敗,台灣割讓日本,玉山及附近山區的情況又發生了巨大的翻轉。
日本覬覦台灣二十年終於到手,又逢「學術探險」的時代潮流,探查風很快地吹進玉山山區。
一八九六年,日本領台的第二年,就派遣陸軍中尉長野義虎調查山地資源和高山部落概況。長野在〈生蕃地探險談〉中描述,他花了十七天穿越中央山脈,並從八通關首次登上了玉山主峰。根據他的探險報告,清朝古道沿途雖已雜草叢生,但仍可看出當年修築的工程極好。
此後日本各路人馬一批批的深入山區進行各種探險調查,留下了豐富的動植物、地形地質及人類學紀錄,並建構了各門學問的知識基礎。今天我們在台灣高山地區常看到森氏杜鵑、森氏佛甲草等以「森氏」命名的二十多種植物,正是由任職總督府「有用植物調查科」的森丑之助首先採集發現而得名的。
至於人類學,在鳥居龍藏、森丑之助、伊能嘉矩等人積極調查與研究下也成就斐然。他們將原住民依其體型、語言、社會結構等不同分類為九族,留下數以千計的原住民正面、側面頭像,成為以後研究服飾、刺青等的重要資料;此外,史前遺址調查、神話傳說的採集整理、民族誌的採集研究,並在叢莽密林的山區拍下一幅幅原住民的真實生活實況──耕種、舂米、織布、休閒等,為原住民留下珍貴紀錄。
峰火再起
在學術探查風潮外,日據時代的理蕃政策,使得原來平靜無事的玉山及附近山區變得烽煙四起。
一九一○年開始實施的「五年理蕃計畫」,是總督府山地政策的大轉彎。早期日人對山地原住民採取懷柔政策,之所以逐漸改變,是來自於日本國內商社財團的壓力。
楊南郡指出,由於許多商社在山區伐木、採礦、煉製樟腦、種茶,免不了與當地居民發生衝突,又因為日本政府採取「隘勇線」的方式阻絕原住民,每次隘勇線向深山推進,都會引起大大小小的戰役,造成許多傷亡。總督府迫於商社及警方壓力,終於訂出以沒收槍械及強力鎮壓為主軸的新政策。
「對布農人而言,槍支象徵榮譽、生命,」楊南郡表示,沒收槍械的舉措對布農人彷彿晴天霹靂,反彈強烈。一九一五年,位於今天國家公園東南方的拉庫拉庫溪流域各社,因為沒收私藏武器衝突,連續爆發了嚴重的抗警攻擊,包括著名的喀西帕南事件、大分事件等,驍勇善戰的布農族將二十八個日警馘首。大分事件的首領拉荷阿雷和阿里曼•西肯兄弟也從此展開了長達十八年的抗日游擊活動,讓日警疲於奔命。
日據八通關越嶺道
喀西帕南事件、大分事件後,日本當局認為必須採取更積極手段──修築警備道路直搗大分地區,才能有效壓制布農人的反抗。
一九一九年,「八通關越橫斷道路」分東、西兩端正式動工,東段自花蓮玉里至大水窟,西段自南投信義鄉至大水窟,沿線設置多處警官駐在所和相關的教育、醫療設施。一九二一年,八通關警備線完工,在布農首領拉荷阿雷等人反撲下,日警仍不斷傳出傷亡。為了防止布農人再生反抗意圖,也因為深山各警備道路維修困難,日本政府進一步強迫布農人集體遷移下山,移往拉庫拉庫溪下游、花東縱谷平原落腳,並與當地的漢人、阿美族等人往來,原住民山林文化特質遂日漸流失。
相較於玉山東部山區的腥風血雨,玉山西部的阿里山卻有另一番發展。一九一○年代,嘉義到阿里山鐵路竣工,一批批巨大的紅檜、扁柏從阿里山源源運出,阿里山森林浩劫於焉展開。
一九二六年,由阿里山通往玉山的登山步道開通,使得從西面登玉山的時間由十九小時縮短為九小時,加上日本政府鼓勵登山活動,此後登玉山就不再侷限於學者和探險家,登山團體爭相攀登,青年學生則把登玉山當做最具挑戰性的畢業旅行,社會掀起一片熱潮。
「日本人對玉山的愛慕仰望,即使到殖民結束之後也絲毫未減。民國四、五十年代,一批批的日本登山客絡繹不絕地來台灣爬玉山,」《台灣山岳傳奇》作者陳佩周指出,對許多日本人而言,能登上這座昔日「日本大帝國最高峰」,就像聖徒朝聖一樣重要。
悠悠玉山
時序演進到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遷台,在長達四十多年的戒嚴時期中,為了國防安全,一般民眾是不能任意登山下海的。而玉山西部阿里山區因設有森林遊樂區,「台灣有個阿里山」的聲名傳揚國際,玉山反倒相對寂寞,卻也因此留下了更寶貴的原始森林生態。
在這段期間,玉山最重要的大事應屬國家公園的設立。在努力發展經濟二十多年後,有鑒於自然環境受工業化帶來的污染、破壞,政府開始注意到環境保護問題。一九八五年,「玉山國家公園」正式成立,為了維護生態完整,「新中橫公路」穿越玉山的路段還被迫暫停,為當年生態與發展之爭立下典範。
悠悠千年,玉山陪伴著台灣一路走來,在不同時空、不同族群的互動交盪中,譜出了一部多彩而滄桑的歷史。「可惜一般人認識不多,」楊南郡感嘆地說,由於過去登山者或自然科學研究者,都忽視台灣的高山開拓史,致使人們的目光僅侷限在佔台灣總面積四分之一的平原海岸地帶,對於廣袤的山岳認識不多,無法真正體認台灣多族群、多文化的錘鍊與發展。
台灣的聖山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所長、卑南族人孫大川則指出,追溯玉山歷史時可以發現,以往不論是清政府的「開山撫蕃」、日本殖民政府的「理蕃」,對山的態度都是從平原角度思考,所以會覺得山岳「蠻荒」、「險阻」。事實上,台灣山區到處都有原住民活動的歷史遺址及痕跡,山並不「蠻荒」,而是人類把山給遺忘了!如果能放下依賴都市、平原的思考慣性,改從山岳角度來看台灣史,將會有另一番視野。
異文化果然帶來不同的觀察角度:「台灣在不同時代,人們對山的理解,可分為幾個階段,」孫大川分析,最初,原住民與山的互動是宗教性的,高山是祖先的居所、族群的發源地,具有相當的神聖性。第二期的「開山撫蕃」時代,人與山的互動變成一種國土保安和經濟化的概念,山對人的神聖性被破壞了;日據時代,則在經濟、保安意義外,再加上行政操控的目的,山變成知識化、統計化的對象。
到了登山運動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在知識化的同時,又產生探險獵奇的意義,這也是十九世紀末全球潮流的反映。其後進展到「觀光化」的新階段,台灣因為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地方文化產業,使人注意到空間的文化意象,因此會有縣長帶領原住民青年營學員面對大武山宣誓的現象,顛覆了過去人對於山只存在開發、消費、利用的理解。第五階段,就是近十年來頌讚玉山,以形塑國家意識形態的政治象徵意涵。
學做「玉山子民」
「在這整個變遷脈絡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政權與族群,因著各自的不同理解和目的,而賦予台灣山岳各種意義。但其中最被忽略的,一直是原住民的角色和發言,」孫大川舉例,開發山區水源,為的是下游的人,住在上游的原住民卻往往沒有好水喝;山區劃入國家公園,原住民被趕走,喪失原來的生活空間與神聖領域,也連帶割裂了歷史文化的傳承臍帶。
「這就是為什麼每當討論觀光議題時,我們都存有反抗的意識,」孫大川認為,從山岳歷史的變遷中,如果能更深刻地去看待原生族群的文化和需求,將會是一個更好的思考方向。
「希望『玉山學』不只是滿足學術、觀光與政治的需求,也能兼顧人道與人權的精神,」孫大川說。
在探索和認識玉山的風潮中,認同做為「玉山子民」的台灣人民,正努力學習玉山原民對山的仰望與謙卑。畢竟,人為的運動與政策只是一時的,用心傾聽古老大山的無言之言,才能契入天地長存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