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光復節

七月的荷京，已過了鬱金香盛放的季節。暖暖夏陽，把忙著渡假的荷蘭人都招引到了船上。

運河邊、海灣裡，滿是乘風航行、曬得兩頰紅冬冬的「水手」；白髮蒼蒼的老夫婦，也並坐在自家門口小河道上的船屋裡，閒啜咖啡。

萊登大學歷史系教授包樂史暫時擱下了他的周末航行計畫，領著來客小作一次歷史遠航。

這艘名為「巴達維亞」的古商船，重建完成後將要下海航行。圖右雄獅木雕是還沒有銜接的船首標幟。（鄭元慶）

重現十七世紀遠洋商船

阿姆斯特丹運河交錯，處處桅桿船影；就連中國餐館到了此地，也不免入境問俗，化身華麗畫舫，泊在水光映照的港邊。不過，我們要探訪的，則是一艘更特別的船——巴達維亞（Batavia）。

所謂的巴達維亞，是十七世紀荷蘭人航行在南中國海的遠洋帆船。厚厚高高的木造船身，長長的桅桿，船首還有隻猛向前撲的木雕雄獅。展現在廿世紀陽光下的古代商船，周身纏滿鷹架，是猶未竣工的態勢。

包樂史教授表示，重建古船是件大事，專家們依據歷史文獻紀錄和沉船實物，一木一榫，完全遵循古法，不使用任何現代技術。更令人驚訝的是，完成後的古船，還將在一九九二年揚帆南洋，藉以重現古代先祖的海上雄風。

古商船原有三層船艙，據說古代荷蘭人較矮，所以人高馬大的現代人穿梭其中，頗有侷促之感。（鄭元慶）

世界地圖，盡在足下

要追撫十七世紀荷蘭人縱橫七海的事蹟，港岸邊的「國立海洋歷史博物館」也是必訪之地。四平八穩的歐式建築，裝飾無多，卻更烘托出立面山牆的浮雕。山牆中心是手執船身的海洋女神，其旁擁簇而來的天使、勇士，個個捧著羅盤、桅桿、纜索、帆布……進獻，每一個細節，都說明著荷蘭人與海洋的密切關係。

這堣]即是當年荷屬聯合東印度公司的大本營和船具倉庫，如今陳列著十六世紀以來的商船模型、海圖，以及古代船具。據說其中當年眾巨頭開會磋商的地方，腳下踩的赫然是一幅世界地圖。

就在這股迷漫於十七世紀的重商主義殖民政策下，一艘艘遠洋商船航向南中國海，也駛出台灣早期歷史的一段插曲。

在荷蘭，從公園雕像、建築物、博物館裡的畫作…………，都可以找得到十七世紀海權強國的影子。（鄭元慶）

遠東成為商戰舞台

事實上，從十六世紀下半葉開始，遠東海上已成西歐商戰的舞台。一五五七年葡萄牙併吞澳門；一五七一年西班牙佔領菲律賓，然後各自以之為據點，經營轉口貿易。遠東海上交通自是愈見頻繁。

「這是一條海上高速公路」，海牙國立檔案館地圖組館員Kees Zandvliet指著一張十七世紀的古地圖，說明當時歐洲到菲律賓、日本、中國、南洋各地的航線。而台灣在大陸邊緣，與福建只有一水之隔，北通琉球日本，南隔巴士海峽與菲律賓相望，其下是南洋，正是國際貿易熱門路線的心臟地帶。

只是，這時候的台灣還是一塊山林未啟的處女地，只有葡萄牙航海家曾經由海上望見眾山綿延、森林蔥翠，忍不住嘆道，「啊，美麗之島（Ilha Formosa）！」此後歐洲人就以福爾摩沙來稱呼它。

西元一五八一年，荷蘭脫離西班牙宣佈獨立，成為海上商戰的新興勢力。一五九四年他們佔據爪哇建巴達維亞城，開總督府，設爪哇東印度公司；同時也積極希望拓展對中國的貿易。在西、葡兩國的強勢下，荷蘭這個後起之秀想要在遠東分一杯羹，非得奪取葡、西的根據地，或另闢新據點。於是，荷蘭在數次襲擊澳門和馬尼拉不果之下，決定以台灣作為貿易轉接站。一六二四年（明天啟四年）八月廿六日，荷蘭人進佔大員（Tayouan，今安平），建熱蘭遮城堡，開始殖民台灣。

在荷蘭，從公園雕像、建築物、博物館裡的畫作…………，都可以找得到十七世紀海權強國的影子。（鄭元慶）

鄭芝龍壟斷中荷貿易

起初荷蘭當局的首要目的，其實是對中國的貿易。當時荷蘭在東方的貿易，全由國營的荷蘭東印度公司掌握。在政府的支持下，他們既作生意，也兼有軍事、外交實力。佔據台灣之後，他們既可扼住萄、西兩國的貿易路線，又企圖以此為轉口站，轉運大陸的絲綢、砂糖、瓷器……等歐洲熱門商品。

然而，在明末施行鎖國政策，禁止夷船在沿岸停泊市易的規定下，荷蘭人屢次請願，希望能夠派使通商，而明廷對於這些「鬚髮皆赤、目睛圓、長丈許，其舟甚巨，國人呼之為紅毛鬼」的海權大國，似乎並無通融之意。包樂史教授表示，從一六二五年開始，僅有一個經中國政府指定的廈門大商人能與東印度公司做生意，荷蘭人都叫他Simsou（海商許心素，以閩南語發音）。兩年之後，許心素被活躍於閩海的鄭芝龍逐出廈門。一六二七年，鄭芝龍接受明廷招安，此後便壟斷了中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之間的海上貿易。

在荷蘭，從公園雕像、建築物、博物館裡的畫作…………，都可以找得到十七世紀海權強國的影子。（鄭元慶）

運好不怕「倒」著來

提起鄭芝龍，無論中國人或荷蘭人，對這個囂張的大海盜都又愛又恨。包樂史教授在鑽研中荷關係史之餘，私底下對之亦頗為忻慕。他表示，明末為了抵抗北方韃虜，國庫空虛，前景黯淡，福建沿海幾乎成了「鄭家天下」。

除了被荷蘭人稱作一官（Iquan）的鄭芝龍以外，還包括他的叔叔、伯伯、親兄弟、堂兄弟、外甥、姪兒，甚至他的母親也都全力經營海上貿易。「一官船」遍布中國沿海、東南亞，以及日本各個港口，鄭氏「家族企業」的聲勢之大，不可一世。

「當時鄭芝龍也不過廿五、六歲，可是他的部下都稱他『爸爸』，後來連荷蘭人也跟著這樣叫」，包教授認為，由此不僅可看出鄭芝龍的地位，也透露出他和屬下、朋友，甚至商場上競爭者的相處關係。

另外，在荷屬東印度公司之間往來的書信、報告當中，還有另一樁有趣的事。

當年公司在遠東海上打著「w」（聯合東印度公司荷文縮寫）旗號成為海權一霸，而鄭芝龍偏把這個「V」字倒過來，在一官船上昇起「x」字旗到海上耀武揚威。此舉氣得荷蘭人大跳其腳，卻也莫之奈何，更沒想到後來還被他的兒子（Coxinga，國姓爺鄭成功）趕出了台灣。

這是國立海洋歷史博物館，也是當年東印度公司的大本營。立面山牆上有航海女神浮雕。（鄭元慶）

築城謀久，墾地謀利

鄭芝龍與荷蘭人之間，就維持著這種若即若離、恩恩怨怨的關係。一六三三年底，荷蘭東印度公司台灣長官曾經試圖以武力打開與大陸自由貿易之門，竟被鄭芝龍在金門料羅灣頭徹底擊敗。荷蘭人在此役後被迫退出福建沿海；加上鄭芝龍又違背朝禁，開闢了中、日直接貿易航線，多少影響荷人利益。荷蘭人於是把貿易眼光也轉向台灣本島。

「在此之前，除了港口外，東印度公司很少注意到台灣本身的作用和利益」，包樂史教授強調。

其實，早在荷蘭人佔據大員之初，便積極築城謀久，稱作熱蘭遮城（Zeelandia），是為軍事要塞，又在北線尾築砦海堡（Zeeburg）；後來又在赤坎沿河地，建築公司宿舍，醫院和倉庫，造成殷盛市街稱作普羅凡舍（Provintia）。

他們一方面建立堅固的據點；一方面也企圖與當地的平埔番社維持良好的關係。根據包樂史教授的說法，這時候荷蘭人的基本態度是——「不想從土著那裡得到利益，而是拉攏他們，使他們不致於敵視我們。」

後來的台灣新任長官蒲陀曼（Putmans）卻不只這麼想。這位荷屬東印度公司總督親自逕派的台灣長官，看到了島上的經濟潛力，斷然改變統治方法。

這位十七世紀的公司總督看到了什麼？這時候的台灣島，又是什麼樣子？

這是國立海洋歷史博物館，也是當年東印度公司的大本營。立面山牆上有航海女神浮雕。（鄭元慶）

山明水秀，鹿群奔騰的美麗之島

根據一六七五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被遺誤的台灣（Verwaarloosde Formosa）」一書，作者雖為佚名，但一般相信是出自東印度公司職員之手，以為洗脫失守台灣的罪名。書中記載了荷蘭人眼中的台灣概況。

他們形容此地氣候溫和、適於健康；水源來自許多美麗的河流；多山，但在群山間，也有大平原；靠近海岸則有廣袤的耕地，土質肥沃。島上多獵物，盛產野豬、野羊、野兔、珠雞、鷓鴣……，尤其是鹿，更是處處出沒。地下則蘊藏著金礦、銀礦和硫礦。

果然是個美麗之島。只是，書上同時也記載，此地地震頻繁，「有時候一連三個星期震個不停，使人常常恐懼整個島嶼會沉到海裡去」。

這是荷蘭人Jacob Noordeloos在1625年所繪的台灣島圖。（海牙國立檔案館提供）

坦然裸行，和藹慇勤

十七世紀的中國人看遠航而來的荷蘭人是紅髮大眼的赤毛番；當時的荷蘭人又怎麼看「台胞」呢？

一六二二年，也就是荷蘭正式佔據大員的前兩年，聯合東印度公司曾經派人來勘察台灣的情形，後來寫成一篇調查報告，地點就在今天的台南佳里附近。旅荷學者江樹生將之譯為中文，其中有很生動的描述——「他們的男人，比一般荷蘭男人高過一個頭頂和一個頸，坦然裸行，毫無羞意愧色；蓄長髮如荷蘭婦女，而任其披垂，不結髮辮。」「他們談吐嬌嬈，謙遜緩慢，至感悅耳。從他們的談吐可以認定，他們絕非野蠻人，而是秉性善良、謙遜、具智慧的人。」

在對於性情的描述上，「被遺誤的台灣」中有相近的說法：「……無論男女，一般都很和藹慇勤，歡喜盡其所有地拿酒食來招待我國人士，……他們是寧願死亡或忍受各種痛苦，也比因不忠寡信而陷人悲境為好。」

這是十七世紀較晚的台灣全圖，比起1625年的地圖，形狀更接近現貌。（攝自海牙國立檔案館）

移民墾殖，開徵稅收

對於這樣一個「氣候良好，空氣清潔，土地肥沃」的美麗之島、這樣一群善良熱情的番民，荷蘭長官的新策略是——發展農業，並徵收人頭稅、狩獵稅、漁稅，及對作物的什一稅（收取十分之一實物）。

由於福建沿海居民，每年都到台灣沿岸捕烏魚，同時也用針、刀、鍋之類的鐵製品，交換原住民的鹿皮、鹿脯。當時原住民除了小型的原始農作，主要也以獵鹿為生，據說產量高時，每年可達廿萬張之多。這些鹿皮可以銷往日本，高價售給幕府時代你爭我奪的日本武士作盔甲，鹿脯、鹿首則在福建沿岸相當暢銷。而這些漢番交易，看在荷蘭人眼裡，自是財庫外流，於是以「維持治安」為由，一一徵稅。

此外，福建沿岸騷擾不安，遷台的漢人愈來愈多，蒲陀曼索性大量招徠移民，開發農產，一方面供給荷蘭駐軍稻米、蔬菜之類的生活必需品；一方面還可以生產出口經濟作物。為此，荷蘭人還特別由印度輸入牛隻，次第繁殖，也修築堤防、埤圳、橋樑。當然，移民的人頭稅和作物的什一稅，自是不能免的。

引進漢人墾殖，開發農業，甚至在番社佈道、教原住民羅馬拼音字等，種種措施，固然都可以算是殖民帝國為了本身利益所作，但在此後的台灣開發史上，畢竟得到了「荷人啟之」的歷史定位。

安平一帶細部圖。（鄭元慶）

真是一筆好買賣！

荷據時代時距今時日久遠，現在的台灣，除了早已重建多次的安平古堡、赤崁樓，實在找不著什麼具體的遺蹟。不過，包樂史教授十幾年前在台灣作田野調查，卻親眼見過一張原住民以老式羅馬拼音寫下的地契。由這點來看，不能不說是「影響深遠」了。

荷屬東印度公司在台灣的遺蹟很有限，但當年往來台灣、巴達維亞、日本等各商館的日誌、書信、運貨單、決議書之類的資料，卻完完整整地保存在號稱擁有「從十五世紀到昨天」所有文件的海牙國立檔案館內。藉著這些檔案，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東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紀三○年代以後，引渡的漢人愈多，開發的農地更廣，稅收也愈豐。

舉例來說，一六四三年的人頭稅及其他稅收為八八，四七七荷盾；到了一六四五年，成長到一一七，○○○荷盾。包樂史教授補充說，當時公司在台灣的稅收約佔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另外百分之六十仍然來自與中國的貿易。及至一六五三年，東印度公司在台收入共計六六七，七○一荷盾，就算扣去同年的公司支出，還淨得三三八、九一七荷盾，的確是一筆好買賣。

檔案館地圖組館員Kees Zandvliet攤開古地圖說明十七世紀的海上交通狀況。（鄭元慶）

農民起義，血腥鎮壓

然而，荷蘭人獲利愈大，中國人對這種聚歛也愈是不滿；漢人聚居愈多、經濟愈是發展，對荷蘭人的威脅也就愈大。

一六五二年，終於暴發了所謂的「郭懷一事件」。他在九月八日率領四千多名漢族農民起義，可惜很快就遭到荷蘭人血腥鎮壓，四千人在砲火下全數犧牲。有一本當年在荷蘭出版的小冊子，甚至形容：「與其說這是一場中、荷戰爭，不如說是對中國人的屠殺更符合實際……。」

郭懷一事件之後，殖民當局決定在赤崁村（Saccam）建立普羅凡舍（Provitia）堡，就是中國人口中的「赤崁樓」，以便密切監督漢族農民。

這時候的中國，韃虜已然進京，福建則戰火正熾，大量難民陸續湧入台灣；而鄭芝龍之子國姓爺，則在其父降清後繼承乃父的海上勢力，並以貿易所得易軍餉兵糧，從事反清復明工作。一六五九年，鄭成功北征失利於南京，喪失大部分的勢力，只有侷促於金門、廈門一帶，並計畫收復台灣以為休養生息、恢復元氣的根據地。

等到國姓爺的目標指向台灣，殖民當局在台的優勢，竟至急轉直下。

當年的城堡，如今只剩這一片老牆。（鄭元慶）

國姓爺來了！

有關一六六一年四月卅日清晨，國姓爺攻台的檔案紀錄很多。綜合各種紀錄，我們可以知道，那是一個海面昇起濃霧的清晨，冷冽的霧氣中，「數不清的中國木船」悄悄入港，Albrecht Herport在他的「台灣旅行記」中形容：「……桅檣甚多，好像光禿的樹林。我們不勝驚駭，因為這是連長官自己也沒有料到的事，不知道那是我們的朋友或敵人……」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至於「數不清」的木船，在其它檔案中估計約在三、四百艘之譜。此外，兩萬五千多名登陸的精銳部隊，也已部署在熱蘭遮城的大砲射程之外。

經過一次激烈的海戰和兩次陸戰的徹底失敗，荷蘭人終於親身體會了傳聞中國姓爺的威勢。鄭成功的戰士，完全不在荷軍砲火下退縮一步，令荷蘭人驚訝不已，「他們似乎是有另外一條命安放在家裡，一位荷蘭軍官形容。至於不幸被俘的中國士兵，也被形容作：「我們以殘酷的拷問，使他們說出敵情，然而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他們寧死也不願背叛同胞。」

這顯然與荷蘭人的預估有些距離。因此，當貝得爾上尉（Th. Pedel）用對付郭懷一的農民起義軍一樣，以二百四十名荷軍與四千名鄭成功的軍隊交戰時，「這一次，他以自身和一半部下的性命為代價，瞭解了中國軍隊」，包樂史教授形容。

這是懸掛在安平古堡中的熱蘭遮城圖。（鄭元慶）

「連台灣人也反抗我們了……」

就在兩軍交戰，城民紛紛棄走的混亂中，當局還派了一名排長和兩名士兵，去勸急急走避的中國人也加入抵抗陣線。「不料，他們反而拿了船上的槳和棒來打我們，奪走排長的軍刀，……我們不得已跳入海中，直到天亮，才逃回要塞。」至此，荷軍才真正意識到現實的處境：「我們所管轄的人民——連台灣人也反抗我們了。」

國姓爺的軍隊在台島二萬五千漢人和本地原住民的歸附支持下，截斷一切海陸交通，也包圍普羅凡舍堡、隔絕熱蘭遮城，使兩地頓成孤城，隨即要求投降，否則屠戮全城。

城內的荷蘭長官商議後，決定派員晉見國姓爺，提出與鄭家舊誼，希望取得協議。這段晉見時的對話，在「被遺誤的台灣」一書中，有相當精采的描述。

鄭成功首先拒絕提供攻城理由，原因很簡單：此一島嶼向屬中國，荷蘭人曾經被准許在此居住，那是由於當時中國人自己沒有需要。但現在國姓爺自己要用了，荷蘭外夷，自該退讓。因此，他不是來「攻城」的，只是「取回領土」罷了。

安平古堡今貌。（鄭元慶）

船堅砲利，不抵勇猛戰將

面對荷蘭使者的急急辯解，國姓爺愈說愈猛——

到了這個時候，難道還看不清楚嗎？你們的鐵甲兵艦對抗我方的帆船能夠如何呢？你們本以為這種鐵甲船可以算是個奇器了，對之如此自豪；何以其中一艘會被我的帆船燒得灰飛煙滅？何以另一艘還未碰到攻擊，便逃到海外去了？至於陸上，你們也看到了，何以那個貝得爾鑑長竟會那般屈服？他和他同樣愚蠢的部下，甚至受不了我軍的一瞥，便放下武器，乖乖引頸受戮。假使這些還不夠證明你們沒有資格對抗我軍，那麼我立刻在你們面前下令進攻城堡（據說，此時他手指城堡方向，營帳外頭還不斷有駐軍來回演練示威）我矯健的兒郎便將受命去攻擊它，征服它，而且徹底毀滅它，一塊石頭也不留存﹗

一番話咄咄逼人，頗有乃父的豪強之風。事實上，在荷蘭所存的檔案中，除了國姓爺的威赫勇猛，也有不少關於這位開台聖王脾氣爆躁、刑戮殘忍，以及健康疑慮的記載。不過，包樂史教授強調「不要用廿世紀的眼光去看一個十七世紀的武將。」

熱蘭遮城模型。（鄭元慶）

台灣進入歷史時代

重要的是，經過九個月的圍城，西元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荷軍終於棄城投降。

對荷蘭人而言，這個降約使東印度公司「既失去如此富庶的地區，又蒙受了極大的羞恥和侮辱」（荷蘭東印度公司總督P. Van Dam言）。此外，在戰爭中，不下一千一百名荷蘭人被俘或被殺；而投降棄城之舉，更無疑是慷慨地將價值一百廿萬荷盾的物資白白奉送國姓爺。尤有甚者，這等慘烈的結果，豈不令一向無往不利的東印度公司，在亞洲殖民地前失盡顏面？

憤怒的荷蘭當局很快找到了替罪羔羊——東印度公司台灣長官揆一（Coyett），他被判處終身流放班達群島（Banda）。經過一番斡旋，他在一六七四年後回到荷蘭，一般相信，他就是「被遺誤的台灣」一書的佚名作者。由書中提出的種種證明看來，東印度公司之所以失去台灣，其他更高階層官員的貪瀆輕忽，才是真正的「罪魁禍首」。

而對中國人來說，收復福爾摩沙這個美麗之島的時刻，不僅使台灣邁入歷史時代，也是中國人憑著自身的力量，第一次成功地擊退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

這一個「光復節」，意義不可謂不大。

這是赤崁樓附近人家中的暗道，傳說建於荷據時代，可由此直通內城。（鄭元慶）

赤崁樓遺蹟。（鄭元慶）

赤崁樓今貌與荷據時期的普羅凡舍城模型。（鄭元慶）

赤崁樓今貌與荷據時期的普羅凡舍城模型。（鄭元慶）

這是荷蘭人「C.E.S」在1675年出版的「被遺誤的台灣」書中插畫，描述國姓爺與荷軍海戰情況。（攝自荷蘭萊登大學圖書館）

海戰之外，在陸戰中白刃相向，戰況也相當激烈。（攝自荷蘭萊登大學圖書館）

我們在檔案館拍攝了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往來貨單信件的原件。（鄭元慶）

這是歷史性的一個畫面——荷蘭人棄城投降。（攝自荷蘭萊登大學圖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