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羅宣言》70週年

「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從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後在太平洋上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取之土地，亦務將日本驅逐出境。我三大盟國稔知朝鮮人民所受之奴隸待遇，決定在相當時期，使朝鮮自由獨立。」

1943年12月1日美中英三國領袖分別在華盛頓、重慶、倫敦公布的《開羅宣言》，共有251個英文字，除了討論盟國對日作戰戰略、戰後日本領土處理的問題外，更重要的共識就是日本必須把東北4省、台灣和澎湖群島歸還我國，這份重量級文獻，文字不多，但字字鏗鏘。

1943年11月底，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載帽著長衫者）在開羅會議期間，遊歷埃及古蹟。

「開羅會議是中華民國第一次以4強姿態參與的國際高峰會議，確立戰後東亞版圖；中華民國不僅收復了東北4省以及台澎失地，也協助韓國與越南獨立，並將日本領土限於4大島，是當時劃時代的大事，對於往後東亞情勢也有決定性影響。」

出席「開羅宣言7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致詞的總統馬英九表示，雖然有人認為，《開羅宣言》只是一份新聞公報，3位元首也沒有在文件上簽名，對其效力有所質疑，但這種看法是很大的誤會，因為國家元首就其職權範圍內所做的具體承諾，仍具有國際法效力；《開羅宣言》不斷成為戰時文獻的一部分，可見其重要性。

例如，1945年7月德國投降後，盟國簽署的《波茨坦公告》即明定，「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同年《日本降伏文書》亦宣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951年《舊金山和約》明定「日本放棄對台灣、澎湖的一切權利與名義」；1952年《中日和約》第10條，「日本承認台澎居民具有中華民國國籍」等等。

「這些法律文件一環扣一環，共同源頭都是《開羅宣言》，足見其在國際法上的法律適用性。」馬總統說。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也認同表示，《奧本海國際法》在論述條約名稱的多樣性時指出，國際協定可以有各種名稱，如條約、協定、公約、宣言和議定書等。因此，文件名稱與形式並不影響《開羅宣言》的法律效力。「過去70年來圍繞在《開羅宣言》的歷史鬥爭從來沒有停止過，因此今天仍有必要維護其權威性。」

饒戈平說，《開羅宣言》是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國際文件，是有遠見的大國高揚起國際社會懲惡揚善、匡扶正義的旗幟，為中國提供了維護國家權益的法律武器。作為二次大戰主要戰爭國與戰勝國的中國，世世代代都應記取這面歷史鏡子。

以史為鑑，《開羅宣言》7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國際學者，討論《開羅宣言》的時代意義，以記取戰爭教訓。

不可諱言，國際政治一向是大國之間的博弈，弱國就像被擺布的一枚棋子。當時日本恃其國富軍強，效法西方帝國主義，向外侵略擴張，積弱不振的中國遂成為俎上肉。

中國自晚清以來因戰敗被迫割讓領土，到開羅會議登上國際外交舞台，堪稱百年來外交上的一大勝利；而這個成就確實得來不易。

國史館館長呂芳上以蔣中正日記為材料，揭露當時蔣中正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邱吉爾交手，夾雜在「榮寵」與「藐視」交織的複雜情緒。

「蔣中正內心有『亞洲情結』，對名列4強既愛又怕，一是反對帝國主義又必須依賴它，二是對於扶植亞洲民族國家獨立雖有使命感，但又自謙不作亞洲領導者。」

他表示，當時蔣中正認為羅斯福確有誠意協助中國爭取獨立平等地位，但中國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因在香港主權問題、攻緬戰略上出現歧見，強烈感受到英國的不友善態度，蔣中正在日記中流露出他的憂心，唯恐中國就像弱者遇到「流氓」、「土霸」，會被欺負。

尤其當我方代表王寵惠，與英外相艾登（Anthony Eden）、美國駐蘇大使哈立曼（W. Averell Harriman）草擬會議公報的文字時，英國代表竟反對將東北4省、台灣與澎湖群島等「明言歸還」給中華民國，建議改由「當然必須由日本放棄」；後經王寵惠力爭不能接受「措詞含糊」，才維持原案。

呂芳上說，蔣中正認為開羅會議的目的是，「政治的收穫為第一，軍事次之，經濟又次之，然皆獲得相當成就。」經由這次外交折衝經驗，蔣中正也深刻體認，中國是大而弱的國家，因此「今後若不能努力奮勉，則一紙空文仍未足憑藉爾。」中國必須自立自強，才能與列強平起平坐。

與會者大都認同，開羅會議是蔣中正在外交生涯的最高點，也讓世人了解中國在對日作戰和二戰後扮演的關鍵角色。但其實從一開始，英、蘇就反對讓蔣中正與會，中國得以名列4強是因美國的堅持。

美國外交史權威的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曼尼拉（Erez Manela）指出，鴉片戰爭之後的100年，中國在國際關係中角色邊緣，也不具備強國條件，但為了讓中國成為世界「4個警察」的一員，美國甚至威脅蘇聯，美國可能會把部分外援轉給重慶，蘇聯的態度才稍微軟化。而美國之所以如此堅決，與羅斯福對於戰後世界秩序的願景規劃有很大關係。

曼尼拉說，羅斯福的全球秩序藍圖，承襲自威爾遜總統的反殖民主義，羅斯福認為，殖民地人民被剝奪了自治權，也是殖民國與統治列強衝突不斷的主因，為了世界和平的長治久安，英法殖民勢力必須瓦解；而當時人口最多的「非白人國家」中國和印度，必須融入國際舞台，有她們參與、支持美國主導建立的全球組織，世界和平才有希望，聯合國憲章就是這個理念下的具體成果。

「21世紀是亞洲世紀，要靠領導人帶領改變，現在亞洲國家還在解決過去陰魂不散的爭端，就像19世紀的歐洲，就是因為缺少互信基礎。」荷蘭前副總理布林霍司（Laurens Jan Brinkhorst）指出，作為亞洲經濟模範生的台灣，在外交上雖有挫敗，但兩岸關係能從對峙到和解合作，現在一星期有幾百個航班飛航兩岸城市，是很大的成就。在全球依存度高、國家利益緊緊相依的時代，各國都應記取戰爭的教訓，馬總統提出的「東海和平倡議」，應是消弭亞洲國家衝突的解方。

70年後的今天，重新檢視《開羅宣言》的法律效力與歷史意義，它不但是中華民國在台澎金馬繼續生存、繁榮壯大的基礎，也是國際社會反戰爭侵略的勝利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