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幽默感、職人精神

Q：您的作品一直以小說創作為核心，較少中文傳統的散文、美文痕跡，為何會形成這樣的特色？

A：全世界的當代文學都是以小說跟詩為創造性的文類，散文則相對是個人的情感抒發或是專業領域的表達。小說創作是我追求的核心，散文寫得好對於作家來說並不是很特殊的價值，因為文筆可以模仿，也是可以被AI取代的。但運用情感經驗轉化成虛構故事，這件事因為有太多可能性所以可預測性就下降了。

Q：回顧您從剛出道時到現在，台灣文學的市場、國際能見度都有了不小的變化，近來楊双子也得到英國布克獎。您可以談談，台灣的作品有什麼樣的標誌性特色，值得與國際分享？

A：台灣曾經被當成中國文學的一支，直到90年代台灣文學系出現，才開始往前推，必然會推到原住民文學跟清末文人的作品，還有日治時代受到日本文學、世界文學的影響，以這樣的觀點來看待歷史，就跟中國文學的內容完全不同了。

我覺得台灣文學最核心的內涵還是原住民的文化，這就是中國文學完全沒有的，也無法用同文同種來解釋。第一個特點是「幽默」。漢語文學傳統上是較少幽默、反諷的作品。畢竟漢民族是農耕民族，追求準確、踏實、順應季節；但原住民多是狩獵，多少得看運氣，性格多少得大而化之，跟自然界的對話也不是「控制型」的。

原住民文學因為正名運動的緣故，很快地在90年代抬頭。也影響了台灣的體育、歌唱。文學中，包括描述台灣森林、海洋的部分，大部分都是原住民書寫的。在中國文學漫長的歷史上，冒險性的「山岳文學」並不是性格鮮明的一支，都是一個地方已經被征服了、安全了，文人才去亭子下作詩。也很少看到海洋作品，就連臨海區域的文化裡都少見。

但台灣的原住民本身就活在山裡，他的體系跟征服、自我鍛鍊、探險、探究人的生存都不同，反倒跟傳統、文化、狩獵有關係。這個部分，在90年代五、六成的原住民作家都會寫到，像是霍斯陸曼‧伐伐的《玉山魂》。在登山文化形成以前，人們認為寫玉山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登山者和山岳沒有文化、倫理關係，只有征服、探險上的意義。至於海洋，則是恐怖、未知的地方，寫它幹嘛？但是現在這類作品也很多了，表示台灣文化正在朝這兩方面前進。

第二個是日本文化裡的職人精神。是日治時代留在台灣文化裡的，但是中間一度消失，2000年左右，台灣才開始復興這個部分。原本的讀書人視角高高在上，但現在忽然發現，原來一個工匠的人生哲理，可以比讀書人還有意思。像是林立青寫《做工的人》，林楷倫寫《偽魚販指南》，以及許多從各種專業角度寫作的散文作品。這些主題原本不是不被原本文學體系關注，而是說，是以讀書人的視角所關注，譬如說我去買魚，我覺得魚販生活很辛苦、有意義，藉機抒發一番。但現在讓各種專業的人可以發聲時，散文的性格就變得豐富多樣了。

Q：誠如前面所談，您的作品有明顯原住民文化影響的痕跡，甚至您本人也常在不同場合被誤認為是原住民，這部份相當有意思，可否談談原因？

A：一開始其實是長相的緣故，瓦歷斯‧尤幹、巴奈、夏曼‧藍波安、孫大川等人都問過我是哪一族。另外，我在花蓮生活了24年，也不可能都不認識原住民。

80年代是我的青春期，90年代是我上大學、知識分子身分開始的時代。我一直覺得自己幸運能參與了這個時代。經過原住民運動，看見原住民的自尊感回來，歌手、棒球員改回自己的名字，藝術家樂意在作品裡加入原住民元素，原住民球員的應援曲可能是家鄉的歌。在創作氣氛上，他們的命運，所書寫的森林、海，也會比永遠寫阿公阿媽、前戀人的題材廣闊了許多。

我在去花蓮前，就已經開始關注自然，也寫了《蝶道》，搬到花蓮後，花蓮又給了我一個土壤，因為這個土壤，讓我可以既置身事內，又置身事外。雖然以原住民文化的角度來看，寫蝴蝶的意義並不大，因為跟他們的生活關係較低，但只要建立關係，這些科學性的材料也會回頭對他們的文化產生滲透性的影響。我在花蓮的前十年，也參與原住民原鄉重建基金會，多多少少以外人的角度，感受到他們面臨的時代性。

Q：可否談談再來的寫作計畫？

A：我的下一本作品想寫人因為活得太長，情感產生極度的空洞與扭曲的故事，有對倫理系統的重新建構。孝道是漢文化家庭系統核心的內涵，核心到人們不敢去打破，但過去的人可能活到五、六十歲就死了，現在你卻可能要忍耐超過20年以上的身體衰老和痛，這也是我這些年照顧家人的複雜感受。

我也想寫基因改造，還有宇宙、太空旅行、跨物種的問題。這些議題原本都有點遙遠，但今年川普也公開美國51區拍過的影像，不管是真是假，對於我們認識宇宙也是有幫助的。只是，現在的科幻小說題材也必須與時俱進，跟70、80年代流行的登陸火星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