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10年

文‧李光真　圖‧本刊攝影組

1991 7月

（本刊攝影組）

是巧合，還是因緣際會？

今年，民國八十年，台灣文化界的幾位小巨人——民間的天下雜誌、蘭陵劇坊、新電影運動、新象國際藝術節；政府的國立藝術學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都在今年屆滿十年。連被公認為「文化指標」的雲門舞集，也在暫停兩年半後，選擇今年復出。

回首民國七十年代，當時是在怎麼樣的環境下，這些文化新芽一一冒出？這十年間，文化呈現出怎樣的變貌？十年過去，又為民國八十年代打下什麼樣的基礎？

且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文化十年」。

民國八十年，對文化界來說，似乎別具意義：

中華民國的第一個文化專責機構「文化建設委員會」從民國七十年設立迄今，正好屆滿十年。

政府遷台後的第一所國立藝術學院從六十九年籌設，七十一年招生迄今，也邁入了第十個年頭。今年五月，國立藝術學院告別暫時棲身的台北縣蘆洲鄉，正式遷往規劃完善的關渡校區，並以一連串的展演活動來歡慶他們的「關渡元年」。

在民間，精緻文化的推介與啟蒙者，對台灣藝術有著重大貢獻的新象活動推展中心，也在成立十三年、屢次因財務困難及客觀環境限制而仆跌奮起後，在今年舉辦「第十屆國際藝術節」，以來自十國的十項表演做為紀念。

雜誌界的王牌，首開經濟專業雜誌之風的天下雜誌，今年六月也屆滿十年。

另外，同樣有十年歷史的台灣實驗小劇場龍頭老大蘭陵劇坊，以及代表台灣本土電影里程碑的「新浪潮」，都已在一度輝煌後暫趨沈寂。但他們對台灣文化產生的影響，卻仍餘波盪漾，甚至後繼者異軍突起，百家爭鳴。

在建校十年的此時，國立藝術學院以舞台劇「小王子」，來展現更新的樣貌。（黃麗梨攝）

政經激盪下的文化巨變

這一切，並非偶然。

民國七十年代，無疑是台灣三百多年歷史中，最大步躍進的關鍵十年。政治開放民主、經濟大幅成長，民間社會的生命力也猛然勃醒，如怒潮澎湃、不可遏阻。就在這種情勢下，向來為各項施政中，根基較弱而少人關注的文化事務，也被激流捲起，與政、經、社會等力量相互激盪，產生劇烈變化。

這些變化樣貌繁複，一時難以確認。於是憂時憂國者，斥之為亡國亂象；而樂觀其成者，則認為亂中自有一股導正向上的力量。

以政治影響來說，從民國六十年代美麗島事件後醞積的在野勢力日益茁壯，終於在七十年代中期一舉突破黨禁，而戒嚴、報禁及兩岸交往禁令等樊籬一一解除，更使得民間力量得到徹底的渲洩，文化活動也獲得更大的生存空間。

就從民國七十年代初的「電影新浪潮」開始，台灣過去卅年來的成長樣貌——包括以前不為人知的辛酸、屈辱、騷亂等，逐漸可以在銀幕上做較真實的呈現；知識分子對台灣鄉土的自覺與熱愛，也逐漸擺脫「台獨」的大帽子，而得到抒發。「新電影」雖因諸多原因早已式微，但它的精神一直持續著，終於在描述「二二八事件」而榮獲一九八九年威尼斯影展金獅獎的「悲情城市」中達到巔峰。

在「小劇場運動」熱潮帶動下，年輕學生們以環保做為抗爭題材，在街頭表演，引來許多人駐足圍觀。（鄭元慶攝）

鄉土植根，大陸探源

「新電影」開端後，接著一連串的政治解嚴動作，進一步激發了台灣人的尋根熱與本土意識。昔日在「語言就代表意識型態」的認定下而被貶抑的台灣民俗戲曲和台語文化，更躍居文化「新貴」。大學校園中，如今研究台灣史、台灣語文的社團一個個成立，「大聲講出愛台灣」、「鄉土就是美」，成為新的文化指標。

可喜的是，「民俗」與「鄉土」的力量復甦後，文化不再是官方提倡但民間漠然的口號，而更能深入地扎根落實到下一代生活中——去年獲頒「薪傳獎」的新和興歌仔戲團，在員林鎮多所中學開課，大受歡迎；強調「文化立鎮」的台北縣汐止鎮，則將南北管、車鼓陣、皮影戲等民俗技藝全面引入國小課堂。

也由於這種覺醒，從民國七十六年「新港文教基金會」開始，自發自主性的地方文教基金會逐漸在一些城鎮中出現。他們不僅致力於台灣傳統民俗的保存，也將中國其他地域，或是較現代、較精緻的各種文化帶入鄉鎮。

和「本土意識」相對的，則是和大陸文化交流後產生的衝擊。從民國七十年代中期大陸小說家阿城的作品「棋王、樹王、孩子王」在台灣刊行而造成風靡後，大陸小說一度是書店暢銷榜上的常客。不光是小說，大陸的繪畫、電影、戲曲、民族舞蹈、工藝，乃至於許多學術研究的成就，都讓台灣文化界前仆後繼，前往大陸「探源」、挖寶。這股熱潮迄今未曾稍歇，從而豐富了台灣本島的文化內涵。

「黑名單工作室」的台語歌集「抓狂歌」，內容極富批判性，是歌壇少見的作品。圖為其成員之一陳明章。（邱瑞金攝）

文化抗爭喧囂一時

政治趨向民主後，連帶地使整個文化政策做了心態上的全面調整。幾個官方的文化權責單位，包括教育部、文建會、新聞局等，都企圖從過去的「文化警察」角色，蛻變為今天的「文化媬姆」。兩年前還曾掀起風波的劇本審查制度已不再存在，就是一例。

如同政治初解嚴時，社會上出現一波波走上街頭的抗爭活動一樣，官方的文化尺度放寬，也引來一些文化抗爭的表現。但不同於「電影新浪潮」伊始時的含蓄婉約，七十年代後期的文化抗爭可說是赤裸裸、直言批判式的。例如在民國七十六年至七十九年曇花一現，盛極而衰的小劇場運動，演出了包括「拾月」（十月）、「芒芭彈與魏京生」、「割功送德」等從劇名就可以窺想一、二的「抗爭劇」；滾石唱片則發行了「黑名單工作室」推出的台語歌集「抓狂歌」；書店報攤擺滿了各種政治人物的「評傳」；連較沈寂的美術界，也出現諸如五二○畫展等充滿憤怒晦暗圖像的「抗議美展」。

反諷的是，政治開放過程中，許多「不同的聲音」可以從漸放漸寬的裂罅中吶喊出來，但一旦政治趨近完全開放，幾乎再無壓抑與禁忌可言時，絕大部分的文化抗爭者忽然失去抗爭表陳的焦點，只得暫時陷於默然。「藝術是苦悶與壓抑下的產物」，這句話證諸今天，竟是十分貼切。

描述在台灣鄉土中孕育的童年生活，是電影「新浪潮」中的一大主題。圖為電影「光陰的故事」一景。（電影資料館提供）

鬧劇上演，藝術沉寂

政治民主化觸動了文化的生機，但因為民眾初嘗「有權」滋味而尚未學習到民主法則時的脫序、「誰也不怕誰」的現象，也就使得人心惶亂浮躁，間接扼殺了藝術深思內斂、婉轉表達的特質。

常告誡學生「戲不要帶到台下去」的國立藝術學院教授姚一葦，看到立法院諸委員們天天打鬧作秀，不禁痛心地說：「當這種人生鬧劇在上演時，舞台上的戲也就不必演了。」

姚一葦認為，精緻的、藝術性高的戲劇講求的是「假戲真做」，而如今的社會卻充滿了「真戲假作」——議事堂上對著攝影機大打出手的國會諸公們，可以一出鏡頭就握手言和、談笑風生，這種更詭譎、更直接刺激的「演出」，已經吸走了社會大眾的注意力；真正的演員在藝術舞台上演得再賣力，又有誰欣賞呢？

一位文化政務的主管官員則無奈地透露，正如同廿年前，振興國劇是為了「復興中華文化」一樣，解嚴後，文化界的「泛政治化」傾向依然存在，只是換了控訴者。去年鬧出的「為什麼文建會只補助郭小莊，卻不補助楊麗花？是不是文化歧視？！」正是其中一例。

台灣民俗文化的勃興，是這十年中最重要的文化訊息。圖為宜蘭的「台灣戲劇館」。（黃麗梨攝）

富裕後的文化躍升

政治尺度以著驚人速度在開放，經濟變化也同樣眩人耳目。不過十年間，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翻了三倍，從民國七十年的二千六百六十九美元跳升到今年預估的八千六百零九美元。大幅的經濟成長，使有錢、有閒的人迅速增加，這對文化，尤其是「昂貴」的精緻文化而言，自然是極大的「利多」。

別的不說，「台灣有錢，出得起高價碼，外加食宿招待，這對任何表演團體來說，都是很大的誘惑」，今年舉辦第十屆「國際藝術節」的新象負責人許博允如是說。的確，自從日本與亞洲四小龍在這十年內「發」起來後，以往較少東來的歐美藝術團體，已視「亞洲巡迴」為每年的重要行程；而有亞洲行時，經紀人也多半不忘「主動」來電徵詢台灣的邀請意願，反倒是台灣的場地太少、檔期難覓，往往因而錯失交臂。

過去三年，包括多明哥、葛楚芭斯、瑪莎．葛蘭姆舞團等世界一流表演者絡繹於途，使台灣觀眾大開眼界。其中歌劇界的天王巨星帕華洛第更創下五十萬美金表演一場的「天價」，當晚音樂會的票價從三千到兩萬，高得令人咋舌，而慕名者依然趨之若鶩，蔚為去年度的藝文盛事。

台北市社會局主辦的「青少年巡迴劇坊」，在鍾明德指導下演出「孟母3000」來抗議土地炒作。（本刊資料）

文化已成施政重點

有錢後，巨星絡繹來台，台灣的藝文工作者也在文建會及各種文教基金會的贊助下，大量出國去學。國立藝術學院草創時期，「四個系主任有三個不是科班出身」——包括政大新聞系畢業的舞蹈系主任林懷民、在銀行界工作卅多年的戲劇系主任姚一葦、心理學者出身的美術系主任劉思量——的窘狀不再出現。就連一般的愛藝者，也可以藉由這三年旅行界才流行起來的「歐洲音樂之旅」、「日本博物館之旅」等知性旅遊活動，來拓展文化視野、了償夙願。

有錢後，政府對文化事業的補助尤其不乏「大手筆」。耗資七十四億元，於民國七十六年十月啟用的國家劇院和音樂廳，是其中的代表作。而從去年開始，文建會以一年一千萬元的方式來補助全省各縣市文化基金，以靈活增添各文化中心的軟硬體設備；今年新聞局電影處則準備以五千萬元的預算，來輔導五部國片；「六年國建計畫」中，更提出「一鄉鎮一圖書館」的大企劃。凡此種種，都顯示政府亟欲達到「文化均富」、「富而好禮」的施政決心。

一九八三年由新象引進的「美國國家愛樂交響樂團」，是當時難得目睹的一流樂團，許多愛樂者徹夜守候在新象門前，以求購得一票。（張良綱攝）

企業再造文化奇蹟？

在這同時，企業界贊助文化也逐漸形成風氣。像保力達公司以每年八百萬元的預算，培植「保力達藝術家合唱團」；徐元智文教基金會和文建會共同贊助郭小莊的「雅音小集」；統一超商7-Eleven贊助「屏風表演班」……等等，例子多得不勝枚舉。

今年六月，新象引進台灣首見的百老匯歌劇「我愛紅娘」，在預估一千餘萬的演出費用中，裕隆汽車贊助三百萬、國泰航空則提供免費機票。「說實在的，若沒有找到大企業贊助，還真不太敢辦大型表演。」成立十三年，這是許博允體認到的藝文界最佳改變之一。

企業與文化活動日益緊密，而最近文建會才提出的「文化事業獎助條例草案」中，規定未來企業贊助文化事業的全部金額，都可在報稅時列舉扣繳，而不再有上限的限制，更適時鼓勵了這種風氣。

在國外，一般藝文團體都以政府補貼、企業贊助及票房收入為三大支持力量。在台灣，前兩者的情況已改善許多，反倒票房沒有起色、觀眾層面拓展不易，成為一大隱憂。

近幾年才興盛的兒童劇場，每次演出總吸引爆滿的大小觀眾，顯示國內父母亟欲培養子女對藝術的愛好。（本刊資料）

「文化中產階級」待培養

單以表演藝術來說，「這十年，節目的質和量都大幅提高，但由於觀眾增加得太緩慢了，反倒呈現供過於求的現象」，有六年藝術經紀經驗的傳大藝術公司總經理周敦仁指出。許博允也表示：「這三年，兩廳院憑藉雄厚財力，不但大量主辦藝術表演活動，還拚命壓低票價，使得新象觀眾的購票欲大幅下降，平均票房比以前滑落二、三成。」

的確，只要去兩廳院走一遭，就會發現大部分的購票者都是卅歲以下、只能買得起中低票價的年輕人；其中大學生、高中生還佔了相當大的比例。這種情形，十年來沒有多少改變。

「國外藝文活動的主要支持者，是一批會固定買書、買畫、看表演的中產階級，文化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他們也是文化的最佳支持者。可惜這種『文化中產階級』在台灣卻始終培養不起來」，對文化事務有深刻觀察的新新聞週刊主筆南方朔指出。

「文化中產階級」難以培養，還是和台灣處處瀰漫的「富人口袋、窮人心態」有關。

一位在出版社任職企劃的年輕人以自己為例指出，在大學時，許多崇尚藝術的「藝文青年」總是呼朋引伴地去參加各種文化活動，但一旦離開學校，進入社會，又有了自己的家庭，往往就很快感染了傳統的功利價值觀。而現實生活的壓力，也「似乎」逼得他們不得不專心打拚賺錢。

「在國外，一對年輕夫婦可能寧願這個月存不下錢，也不肯錯失一場精采表演」，這位出版社企劃指出，「但在台灣，若是預定的存款目標達不到，多半的年輕夫妻會選擇犧牲『奢侈』的看表演預算。這是完全不同的價值觀造成的。」

從國家劇院的售票處，可看出表演藝術的支持者還是以卅歲以下的年輕人佔多數。（鄭元慶攝）

富三代才懂文化

仔細觀察，「富人口袋、窮人心態」在文化活動中處處可見。傳大藝術公司的周敦仁就指出，國內觀眾在經過這麼多年的表演藝術洗禮後，似乎還是偏愛「大型的國外交響樂團和舞團」。相對之下，除非是台灣聽眾特別熟悉的表演者，否則不管藝術成就多高，「獨奏」、「獨唱」等項目還是「叫好不叫座」居多。

儘管台灣的文化消費者還大致停留在「外行看熱鬧」的階段，但也不必悲觀。因為歐美的文化中產階級品味也是靠一、兩百年的累積才培養出來的，而台灣安定富裕的日子，算算才不過三、四十年。四十歲以上的人，絕大部分在年輕時都沒有接觸精緻文化的機會，而儉省刻苦的習性也使他們對藝術相當隔閡；至於四十以下的人，則多半還在為家庭、事業打拚的艱苦階段，「等這些當年的『藝文青年』步入中年，成為真正有錢、有閒的中產階級後，台灣的文化活動應該會有另一番氣象」，這位出版社企劃相當有信心地說。

「富後一定好禮，將來只會變好、不會變壞的」，許博允也樂觀地表示。

「保力達藝術家合唱團」幸運地獲得企業贊助而無後顧之憂，圖為其練唱一景。（本刊資料）

文化不是搖錢樹

經濟起飛有助於提昇文化品質，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憂心地認為，台灣的文化根基薄弱，此時驟然富裕並非好事，尤其「急功近利」的歪風吹進文化界，更足以腐蝕文化發展的根基。

例如前兩年金錢遊戲盛行時，「藝術投資」也跟著發颷。台北市立美術館開出的藝術鑑賞課程每期都大爆滿，還要靠抽籤決定。但這些報名者中，真正雅好文化的少，多半是想「惡補」一下，趕搭投資的列車。

那一陣子，畫價狂颷，小小一幅十二號的名家作品，動輒叫價上百萬，而且一畫難求。許多默默耕耘了一輩子都不受重視的台灣前輩畫家，忽然一下子炙手可熱起來，「有些把持不住，想在最後撈一筆，一個月趕二、三十幅畫也是常事。反正投資者認的是畫家的名字、不是品質」，一位畫廊老闆不勝感慨地說。

同樣「把文化當搖錢樹」的情形，也在其他文化領域中隨處可見。南方朔就指出，「現在幾乎沒有人是為真正想寫一本書而出書，出的書要不是以前文章的結集選錄，就是連載、或是為了參加比賽……，總之都是附帶有另一種目的。」

所幸，急功近利、文化「商品化」的傾向雖然依舊存在，但自從去年股票、房地產大跌後，社會逐漸從種種投資及投機的發財夢中清醒過來，舊有的勤懇踏實、謙虛誠信的價值觀又重獲肯定。去年天下雜誌出版的「孫運璿傳」，以一本勵志性傳記竟然成為年度最暢銷書籍，正可以反映出社會中大多數人的想法。

一位文化觀察者指出，台灣既已不可避免地走上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之路，展望將來，「文化商品化、大眾化」是必然的趨勢。但至少可以做兩件事，一是提高大眾的文化品味；二是藉著政府及各種公益基金會的力量，有制度地保障那些特別嚴肅、藝術性或實驗性文化作品的生存空間。

「以這兩點來看，我們的政府、社會及文化工作者都已有共識，應該可以把資本主義、功利思想對文化的斲傷減至最低」，這位觀察者指出。

文化十年大事年表。

藝文界的「中小企業」勃興

整體看來，政治民主、經濟蓬勃的大環境，畢竟提供了文化滋長的良好養份。這十年中，國內各式各樣的藝文團體以驚人的速度成長著：畫廊從民國七十年的卅多家擴增到今年的近一百五十家；圖書出版方面，七十九年寄至中央圖書館的新書（不包括幼兒圖書及教科書）達一萬六千多種，年度成長率高達百分廿五；小型的劇團、舞團、室內樂團等，更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生命力。

以舞蹈為例，早在民國六十四年就成立的雲門舞集，掌門人林懷民在七十七年時以「大環境未見改善、心力交瘁」為由，宣告雲門暫停，文化界曾為之震驚、沮喪了許久。

但事隔兩年，根據林懷民自己的觀察，台灣舞蹈界並未因雲門解散而呈現「中空」，反倒在文建會等機構的積極支持下，新生代舞者——其中不少原本是雲門的元老級舞者——突破了舊有的格局，一個一個冒出頭來：吳興國與林秀偉夫妻自組的「太古踏舞團」、劉紹爐的「光環舞集」、平珩的「舞蹈空間」、陶馥蘭的「多面向舞蹈劇場」……，加上游好彥、羅曼菲、陳偉誠等極富原創力的舞者，一時舞壇繽紛奪目。唯一可惜的是，他們還沒有辦法在財務上自給自足，而成為真正專業性、職業性的舞團，這也是未來要克服的首要問題。

吳興國與林秀偉這一對夫妻檔藝術家，在國劇及舞蹈上都有突出表現。圖為「世紀末神話」練舞情形。（本刊資料）

「沒有包袱」的新生代

新生代的舞者，不僅質好量多，尤其有自由活潑的風格。林懷民指出，中國近百年來的各項文化發展，都在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間掙扎徘徊，試圖找出屬於「現代中國」的樣貌。但對新生代舞者而言，「他們沒有包袱」，林懷民如是說。不管台灣、中國、西方，也無分傳統和現代，一切都提供他們來去自如的空間、和隨興取用的創作素材，中間沒有衝突，也不一定需要融合。

這樣的自由和自信，不僅是舞者，同樣也為其他領域的新生代文化工作者所共享。而這點，必然有助於開啟未來文化發展的更大空間。

誠然，十年來，文化環境中的養份已較前豐富，但其中的粗礪瓶頸也還是不少。譬如升學主義掛帥而導致人文教育素質偏低、藝術教育體系尚未建立完全、城鄉文化的差距仍在、專業性及職業性藝術團體仍然難有足夠的生存空間、各方面對文化的經費贊助也還不及理想目標等等。但至少這些問題都已獲得廣泛的關注與討論，尤其四十年來一切「經濟掛帥」的時代已經結束，「文化第一」的共識已經建立，正如文建會郭為藩主委所說：「情勢應該是一片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