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翻譯的文化差異
然而,不可否認的,文學作品中展現的普世議題或世事人情,或許沒有疆界;但是各個文化間總存在著思想、觀念上的差異,難免造成理解或欣賞上的障礙。
齊邦媛認為,人們對異國文學的關懷有限,除了少數文化大國,所有外國的作品,不太容易移植成為其他國家的暢銷書。
以譯介小說為例,選擇的作品常常並非作家的代表作。
張大春指出,《我妹妹》、《野孩子》並非他的代表作,選擇這兩本書翻譯成英文,主要是題材、內容的考量,「因為其他作品有特殊的中國或台灣事件、背景,不是那麼容易翻譯,美國讀者也比較不容易接受。」
張大春以其另外一部作品《城邦暴力團》為例,書中充滿中國人說書的趣味,這種趣味是不可能被翻譯的,「這是寫給中國人看的書,」他說。
蕭麗紅二十年前暢銷一時的《千江有水千江月》,因為書中有很多民間小調,除了造成翻譯上的困難外,中西文化間的差異也險些使譯作「難產」。
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最初審閱《千江有水千江月》時,就曾有所質疑,他們不能理解小說主角貞觀的世界觀,及她和大信之間那種純純的愛。審稿人不解的直問:「他們為何有話不說?」齊邦媛則對選擇有所堅持,「透過這本書,可以傳達我們中國人心裡那種至純的良善,」她說。
除了《千江有水千江月》外,李喬的《寒夜三部曲》也頗令齊邦媛牽腸掛肚,尚未看到譯本的她,十分擔心譯本能否把原作中那種強烈的力量翻譯出來。「這種力量如果不能傳達,如何叫一個在高速公路上跑的美國人看得下去?」
即使是鄰近的日本,對於台灣的風俗民情也不見得瞭解。譯介《殺夫》的藤井省三,特地寫了一萬多字的導讀,向日本讀者說明中國人對殺豬行業的觀感和報應輪迴的觀念。
意外的「紅利」
「文化地理、文化政治是不可忽視的事實,」王德威表示,提起中國文學,大家不由得都把眼光朝向大陸,不可諱言,一九八○年代以來,大陸文學非常蓬勃、創作力非常豐盛。在此同時,「台灣要花很多心力,才能讓人注意到我們的成績,這是很緩慢的過程,」王德威說,然而基於自己對台灣文學的信念,他相信是可以做到的。
張大春則認為,能否出名、發財不是重點,重點在台灣有作家可以站上世界舞台。「除了譚恩美、湯婷婷之外,有更多華人作家的作品出現在世界各個角落,」張大春表示,但推動作品並非作家的責任與義務,對作家而言,這是「失分寸」的事,「如果外國人沒有看到我們的好作品,這是他們的損失,不必我們憂心,」張大春說。
好作品與好朋友分享
齊邦媛表示,自己是以一位「受感動的讀者」身份來推動中書外譯,「因為深受感動,所以希望更多人能分享。」
齊邦媛認為,「現代台灣小說創作系列」是將來研究華文文學、中國文學一定要參考的書。除了學術上的研究者和一般讀者外,齊邦媛最看重的一種讀者是:台灣移民的後代。
許多台灣移民美國的後代,早就不會讀中文了,這套書可以成為他們瞭解台灣、尋根的依據,「我已聽很多人說要買給他們的孩子看。」
「翻譯是重要的文化交流、文化輸出和宣傳,台灣有『村上春樹現象』,我希望在將來日本文化界也能掀起『李昂現象』、『朱天心現象』、『白先勇現象』……」黃英哲如是說。
正如作家李喬所言:「文學是文化的果實」,期待台灣文學在異地他鄉也能開花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