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爆炸，文化苦寂─文化五十年

二次大戰末期，今年七十五歲的陳老太太當時已從初級師範學校畢業，正在公學校裡教書。日本天皇投降的消息傳來，全校師生痛哭流涕，當她眼眶通紅地回到家中，祖父卻悄悄告訴她，「傻孩子，自己民族戰勝了，還有什麼好哭的？」

「直到那一天，我才搞清楚自己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陳老太太說，一連串的文化震撼，從此開始。日文說寫流利的她，重新攤開課本，ㄅㄆㄇㄈ地捲著舌頭學國語；好在家常語言本來就是台語，耕讀傳家的傳統也讓她對漢文並不陌生。然而，要在短短時間內、從薄薄幾本讀本裡把一個巨大悠遠的中國生吞活剝，再把中國介紹給比她更沒有概念的孩子們，可不是一件容易事。

兩個孩子扛一面看板，一個廣播、一個敲鑼，這是民國四十年代鄉下的活動電影廣告，效果挺不錯的呢。（翁庭華攝）

皇民化和大中國

國府遷台，民國三十九年「禁行日文」的禁令頒佈，抹除日據時代殘留文化影響的工作不斷在進行著。同一年，教育部頒佈了「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光復大陸」和「鞏固領導」成了教育重心。除了每天的升旗典禮和恭讀國父遺囑外，忠君愛國的岳飛、史可法、文天祥，是孩子們的典範；長江黃河、白山黑水則是孩子們的虛擬故鄉。四十年生聚教訓式的教育，一部又一部悲壯感人的影視歌曲如《英烈千秋》、《揚子江風雲》、《龍的傳人》……，至今還令人忍不住隨之激動。

民國五十年代，對岸中共展開批孔揚秦、破四舊，緊接著是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眼見五千年文化遭受浩劫，「復興中華文化、承續道統」成了台灣這蕞爾小島不可承受的重；總統蔣公親自出任「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會長，京劇、國畫被刻意提倡，台灣本土文化則受到壓抑。

然而，在「大中國思想」不斷深化的同時，台灣現代化的腳步一直沒有停歇。民國五十年代開始，台灣順利從農業社會轉入輕工業社會；為了培養現代化國家所需的高品質人力，民國五十七年，平均國民所得不過三百美金的台灣，咬著牙開始實施九年國民義務教育。

「剛開始的時候，教室不夠，一個教室最高記錄擠了快八十位同學，還有課本往往等開學一兩個星期了，才急急忙忙送到。更好笑的是，英、數、理、化，幾乎每一科老師都是現買現賣、『教學相長』，」今年四十五歲，剛好趕上第一屆免試升國中的張小姐回憶。

九年義務教育在師資、經費都極端缺乏的情況下慘澹上路，然而整體的國民水準仍有顯著提昇。台灣經濟奇蹟，得力於充沛的受過教育、溫順而勤奮的高品質勞工，是舉世公認的。

民國四十八年，港星林黛來台，猶是童星的張小燕前往獻花，當年「追星族」的熱情勁兒，可也不輸現在。（中央社提供）

政治民主與教育鬆綁

七十年代初，政治氛圍開始鬆動，當消費者、環保、婦女、勞工等社會運動一波波展開時，唯獨教育領域似乎是座難以撼動的古老堡壘。然而今天回顧，卻發現當各種社運訴求都轉趨沈寂時，教育改革卻後勁十足地邁著大步，而且腳步之快，令人咋舌。

教改呼聲，早在人本基金會於民國七十六年成立時就開始出現。但當時「以學生為校園主體」，強調人本、多元和彈性的教改理念，只能以「實驗」之名，在教育體制外試行。然而這股實驗火苗一縷不絕，終於在五年前的「四一○教改」萬人大遊行中，得到了政府的全面回應。

「四一○教改」遊行召集人、台大農化系教授張則周回憶，今天的教育政策重點──「教育鬆綁」、「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都是當初的主要訴求，目的很簡單，就是要把台灣的教育從中央集權式、填鴨式的升學壓力中解放出來，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得到適情適性的發展。大遊行後不久，行政院成立了「教改會」，由中研院院長李遠哲領軍，教改方案陸續出爐。

教育部長楊朝祥指出，為了達到小班小校（民國九十七年時國中、小學每班三十五人以下）的目標，教育部已計畫編列一千多億元預算，逐年改善設施、充實師資；為了讓教育趨向多元，民國八十五年開始，國小教科書已經全面開放民間業者編印，以往由國立編譯館嚴審「欽定」的教科書即將走入歷史；而為了減輕升學壓力，高中入學採用多元方式，曾經是數萬考生夢魘的全國大專聯考，也可望在民國九十一年廢除。

民國七十年代初期，歌手侯德建以一曲「龍的傳人」唱出孤臣孽子心聲，並因此風靡華人世界。圖為侯德建赴泰緬邊境探視華僑。（中國時報資料照片）

彈性、多元、國際化

教育改革是百年大計，不過或許是社會太過重視，「關心則亂」，也使得這五年來的教改腳步顯得倉皇，開放教育、自學方案、五等第計分法、推薦甄試……，一連串的教改新名詞，往往在師生家長還來不及適應前又改弦更張；預計明年開始實施的「九年一貫制教育」，更因為到目前還沒有具體內容、教材無著，引起老師們極大的反彈。

「教改的細節或許要再斟酌，但教改的大方向──彈性化、多元化和國際化已經非常明確，」楊朝祥舉例，在因應全球化競爭的趨勢下，九十學年度開始，英文教學將向下延伸至小學五、六年級；而展望二十一世紀，職業流動性的加速及高齡化是兩大特徵，因此教育部積極推動「終身學習」的觀念，各縣市也紛紛成立社區大學。

然而，教育的開放鬆綁也有後遺症。半世紀來，拜國家補貼學費及書本費的政策之賜，平等的受教權一直是台灣人民階級流動的主要助力，出身三級貧戶而苦學有成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陳水扁就是一個例子。現在教改標榜開放、鬆綁，一方面開放民間版教科書，一方面放寬各大學收費標準，導致學雜費及書本費節節攀高，令許多人憂心忡忡。

民國八十三年的「四一○教改」大遊行，為全面教育改革打響了第一砲。（張良綱攝）

知識不等於文化

另一方面，對剛進入資訊時代知識競爭的台灣來說，教改來的正是時候。目前國內有一百三十多所大專院校，大學聯考的錄取率從十年前的三成，快速提昇至現在的六成。更驚人的是，台灣去年有十二萬人報考研究所（包括重複報名者），而當屆的大學畢業生人數不過八萬多人！

「這表示大部份人都不以大學畢業為滿足，還想在知識的領域中更上一層樓，」佛光大學校長龔鵬程指出。

不過龔鵬程也強調，教改不能只停留在教育的技術性層面，而缺乏對人文思想的真正重視。他指出，重視教育的台灣這五十年來並未產生大思想家，而相對於教改近幾年的熱鬧滾滾，文化界的表現卻非常沈寂，許多領域如文學、哲學、電影、劇場、繪畫等，甚至可用「倒退」來形容。

龔鵬程舉例，為了避免所謂的「文法科人才過剩」、「高學歷高失業」，近十年來，各大學的文史哲相關科系已淪為「冷門」。目前全國四十二萬名大學及研究所學生中，資訊、化工等工程科系學生有近八萬人、商業企管也有八萬多人，而文史哲等人文科系總計只有四萬一千人，完全不成比例。

「故宮國寶放洋，誰是可以出面交涉的藝術專家？沒有！國內根本沒有傳統藝術博士學位的設置，」龔鵬程指出；而文化資產保存法及環境影響評估法等法規規定，為了避免破壞古蹟遺址，國內重大建設一定要通過考古探測。請問全台灣總共有幾位考古專家可以主持這類調查計畫？答案是十二位！

近年各縣市紛紛設立社區大學，不僅讓民眾有終身學習管道，也鼓勵民眾將關懷重心放回日常生活、放回自己所處的社區。圖為北市社區大學在溫州公園舉辦活動。（邱瑞金攝）

遙憶文學論戰年代

人文科系在教育體系中不受重視，顯示出台灣社會一貫的務實功利。然而，在經濟發展還沒有扭曲一切的時候，台灣也曾有過短暫的文藝復興，影響至今猶存。

龔鵬程回顧，在民國六十六年的「鄉土文學論戰」時期，台灣開始出現黃春明、王禎和等所謂的「鄉土文學作家」。和早年《未央歌》、《藍與黑》等愛國小說不同的是，鄉土文學將關注的對象，從遙遠的大中國落實到眼前這片土地，及土地上小人物的辛酸甘苦。

鄉土文學論戰影響深遠，文化界開始思索「台灣文化的主體性」，尋求屬於斯土斯民的獨特認同。民國七十年代，「新浪潮電影」繼之興起，侯孝賢的《戀戀風塵》、《風櫃來的人》等電影，首度將台灣的真實樣貌帶入國際影展，讓世人認識。

台灣文化的本土化思潮，後來被捲入政治運動的統、獨糾結，之後又成為教改推行鄉土教學、母語教學的基本動力。文建會在民國八十三年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的構想後，全台灣各地自發型的「文史工作室」紛紛成立，從塵封已久的荷蘭文、清朝文書、日據文獻中，一點一滴重溯福爾摩沙美麗之島的曲折歷史。

自此以後，「文化不再是遙遠的鄉愁，」龔鵬程指出，更重要的，文化的本土化可以激發新思考、建立一種篤定務實的新生活態度。

和「建立台灣文化主體性」同時並進的，是民國七十年代因開放大陸探親而興起的兩岸文化交流熱潮。在侯孝賢的《悲情城市》令觀眾掩面嘆息時，張藝謀的《活著》同樣勾起很多台灣人的熱淚；在明華園歌仔戲團風靡全台的時候，來自北京的京劇、四川變臉、黔西儺劇，也一樣在國家劇院爆出滿堂彩。

有了本土的自覺，同時持續和中國大陸及世界「接壤」，為什麼曾經蓬勃的文化活動，如今卻漸趨沈寂？

誰來對抗資本主義？

「票房壓力當然是文化沈寂的主因，」在國立藝術學院教過戲劇的文化評論者平路指出，文化，和世紀末人類的一切活動一樣，都在資本主義的魅影下苟延殘喘。有「錢」力的，早早就被眼明手快的商業機制吸納，成為時時翻新的文化性消費商品；不願意、或沒本錢被吸納的，就淪為永遠的小眾，甚至悄悄消失。

平路慨嘆，以往希望為歷史作見證的政壇人士回憶錄，已被名流影星的各式傳記取代，為的是滿足讀者的「窺秘」心理；以往擁有廣大讀者群的、有嚴肅主題與藝術內涵的「純文學」，也逐漸被嬉笑怒罵式的「大眾文學」所取代。

尤其表面蓬勃的出版業背後，是一套縝密的商業運作，沒有人願意再花心力去發掘、培植本土有潛力的新一代作家；反正全球化時代資訊發達，可以輕易引進國外各類排行榜上的暢銷書。目前有份量的年度好書，大部份是冠著「榮獲美國○○排行推薦」的翻譯書，買書已經成為選購「名牌」商品。

創作過多部小說的文化評論家楊照則指出，「大眾文學」如此強勢，正反映出教育體系的無力。多年來，「讀書」成為「學校」和「考試」的代名詞，只有學生才要好好讀書，而讀書是為了務實功利的目的。文學與哲學性思考，對讀者來講都是多餘的，自然難以培養文化深度。

至於曾經因雲門舞集、雅音小集、表演工作坊而激盪一時的表演藝術，目前已露出疲態；十年前高舉前衛、顛覆姿態的小劇場運動也聲勢不再。

「現在文化團體的焦點，早已不是文化上的提升或藝術上的突破，而是如何分配資源！」擔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評審的南方朔坦率表示，純藝術的生存空間遭到流行文化擠壓，只得將目標轉向文建會等政府單位的補助預算上；而在人人有分的「擺平」原則下，差的團體可以苟延殘喘，真正好的卻無法壯大，這是整個社會的損失，文化工作者應該反省。

「文化是社會集體心靈的反映；文化要能獨立存活、有尊嚴的發展，需要整個社會更成熟、更有深刻思考的能力，」台灣社會經過虛矯的喧囂繁華後，能不能有靜下心來思考的一天？平路遲疑著不表樂觀。

台灣的教育與文化，掙脫了威權、確立了主體、同時飢渴地吸收來自全球的養分，然而，要讓這些成果沈澱

出真實意義，還有一段長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