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生命力──閱讀台灣文學

談台灣文學的定義，不由得讓我想起一個小故事。三十年前，有一個心儀台灣文化的日本女子風塵僕僕地來到台灣，找到台大中文系，想要學習嚮往已久的「台灣文學」，系主任卻表示「妳恐怕找錯地方了，台灣只有『中國文學』，」女學生只有悻悻然而回；但她並沒有放棄，歷經多年的努力與研究，她已是當今日本研究台灣文學的知名學者、吉備國際大學的岡崎郁子教授。

台灣有文學嗎？什麼是台灣文學？這個疑問，一直到一九九七年國內許多大學開始設立「台灣文學系」後，才逐漸被社會普遍接受。

什麼是台灣文學？我願意採開放包容的態度，認為只要是在台灣這塊土地產生的作品都是，不必拘泥於一時一地的政治立場、意識型態，也不必管朝代更迭，凡時過境遷後能夠留下來的，都可稱之為台灣文學，因為時間會將文學質地好的作品篩選出來。

如果以這樣的定義看，台灣文學就像一座文學的花園般繁花似錦。從最早的原住民，以及有文獻可考的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明鄭、清朝、日本、國民政府等統治時期，不管歷史的主人是誰、當時產生過什麼恩怨情仇，只要能超越過那個時空留下的作品，都會形成不同的文化養份，一代代累積，滋養台灣這塊土壤，形成一個豐富而且多元的文學世界。

了解台灣文學史的目的，並不在記憶什麼年代出了什麼作家，哪位作家寫了什麼作品等細節，而應去發掘文學世界與我有何對應關係？簡扼地說，應在於自我定位，進而啟發創意。不妨以近來著名的電影《英雄》為例，導演張藝謀表示，中國武俠片以往已經拍出了各種經典風格，如胡金銓帶有禪機的陰柔之美、張徹的陽剛中蘊含柔情之氣、李安呈現漢文化的豪放與婉約，這些他不希望重複。他把《英雄》定位在創造一種新的武俠美學，因此，黃葉漫天的樹林中二位女俠過招的畫面，像是一齣翩然躍起的現代舞蹈，九寨溝的殺戮場景，卻呈現一種空谷足音的美感。同樣的，認識文學史，就讀者言，可在閱讀文學作品時，因為具有歷史感而產生閱讀的縱深。就作者而言，了解過去，有助於定位自己，能夠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獨創一己的觀點與美學。

文學啟航

談台灣文學的流變，離不開歷史政經的影響。就歷史的脈絡來看，最早的台灣文學源於原住民的神話傳說及歌謠。土著民族在生活和勞動之餘，歌唱、舞蹈、講述祖先流傳下來的神話傳說，或自娛娛人、或抒發對上蒼的感恩、對天災地變的疑懼，如征伐太陽的神話、洪水和祭品的傳說等，這些口耳相傳的傳說和神話就是最早的文學雛形。

十六世紀中葉後，台灣文學版圖開始轉變，不同民族的作品出現在台灣舞台。當時正值西方產業革命方興未艾之際，資本主義國家為推銷產品、尋找原料，伴隨著新航路的開闢，紛紛來到太平洋探尋新領土，進行殖民征服和探險。海權國家利用武力在台相互競爭的結果，佔據南台灣的荷蘭擊敗佔據北台灣的西班牙，荷蘭統治台灣三十八年期間，荷蘭太守揆一與同事曾以荷文撰寫《被遺誤的台灣》一書，書中以西方人的觀點寫台灣的風土民情，雖然文學性薄弱，但可讓後人了解那個時代荷人與原住民的互動，以及當時的生活型態，就報導文學而言，仍不失為珍貴的歷史文獻。

一六六二年明鄭治理時代，許多大陸人士因各種因素移民台灣，文士耆儒漸多，因而帶進了大陸文化。其中有一位文人沈光文，早先遇颱風漂流來台，由於不認同滿清主權，他定居台南，設立私塾教學，並兼行醫，同時聚集文學同好組成「東吟社」創作詩文，作品中充滿濃烈的鄉愁與孤臣孽子的悲憤。由於沈光文的大量導入與開館授徒，中國傳統文學因此在台灣播撒下第一批種子。

一八八五年台灣建省，在滿清統治的二百一十二年間，有大量寓遊文人來到台灣，在傳統舊文學的籠罩下，作品多是書香門第、知識份子對大陸的懷念鄉愁與遊台後的感懷之作。清中葉後已有本土文人出現，作品雖也不脫舊文學範疇，但漸有反映本地風土、關心民生疾苦的詩文。大致來說，這些作品雖然對台灣文學有相當的滋養作用，但由於以文言文的律詩、絕句寫成，主題又多是對大陸的懷念，現代人讀起來較不容易引起感動或反思，文學史上的意義自然也較小。

朱西甯（上）曾是軍中新文藝運動的領導人，一生創作不輟、質量俱佳。他的三個女兒朱天文、朱天心、朱天衣也在台灣文壇綻放光芒。（朱天心提供）

台灣庶民的心聲

日治時期，台灣文學進入了近代世紀，因與世界文學接軌，開啟了另一扇窗。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使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得以統治台灣，五十年的文學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殖民統治的前二十年，台灣人的武裝抗日前仆後繼，遭日本政府強力鎮壓；一次大戰後民主思想抬頭，美國總統威爾遜高唱「民族自覺」，亞洲各國也掀起了風起雲湧的民族運動。台灣也在這波潮流中，轉變為非武裝抗日的民族解放運動。

發軔於一九二○的新文學運動，正是做為抗日民族解放的一環而開展的。許多文人力主革新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並希望透過文學來啟蒙民智。新舊文學爭論、台語白話文運動等陸續展開；傳統舊文學逐漸式微，受到歐美作家以追求人性解放和社會解放的思潮影響，展開了具批判性、社會寫實主義的創作主調，作品多發表在「台灣民報」，以中文為主。此時期文學雖然蓬勃發展，但因為主題性蓋過藝術性，技巧也仍在摸索嘗試中，作品不免生澀；這一時期重要的作家有賴和、張我軍等人。

一九三○年代，台灣文學開始進入成熟期，文學界透過鄉土文學論戰，釐清了文學扎根於本鄉本土的必要，同時，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取代了民族意識，左翼文學漸躍為主流。另一方面，受過完整日本教育的人已經不少，日文的閱讀市場正在形成。

此時楊逵的《送報伕》、呂赫若的《牛車》、龍瑛宗的《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等日文小說，相繼得到日本重要文學獎，顯示台灣日文作家的創作水準已能與日本中央文壇作家平分秋色，作品中被殖民的心聲也能在日本披露。《送報伕》、《牛車》還被譯成華文介紹到中國大陸，無形中也推廣了台灣文學的版圖。

一九三七年，隨著中日戰爭爆發，日本政府加緊箝制言論，在「皇民化」、「工業化」、「南進基地化」的三大政策下，除了徵調台灣青年赴南洋、大陸充當軍伕外，當局也要求作家配合「聖戰」，以文學報國，以致有「奉公文學」、「皇民文學」的產生。許多作家被迫停筆消音或亡走海外，但仍有少數有識之士如呂赫若、張文環、王昶雄等人，表面上應付當局，骨子裡卻另有想法，在圓熟的藝術內涵中寄託微言深義，傳達戰爭陰影下的另類心聲。

應和當局、由日人作家主導的雜誌和文學陣營，和由台灣作家主導、反映庶民心聲的文學陣營，雖壁壘分明，各有立場，但就文學角度言，雙方迭有佳作、各有勝出。然而隨戰火的愈演愈烈，一九四四年雙方陣營中的兩份代表性雜誌同時廢刊。

（下）吳濁流以日文創作的小說《胡志明》，描述台灣青年尋根與國家認同的困惑；六○年代前後中文版問世，方定名《亞細亞的孤兒》。（賴和文教基金會提供）

戰後初期風聲鶴唳

至於一九四五年迄今，整整六十年，台灣文學又有怎樣的變貌？

一九四五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民眾沉醉在歡天喜地的夢想中，文化界也充滿雨後春筍的新象。此時有不少大陸作家如臺靜農、許壽裳等人，為促進兩岸文化交流陸續來台。當時國民政府的台灣政策，是希望被日本殖民統治過的台灣「去日本化」，不久就下令禁用日文，日治時代的日文作家被迫失去園地，不諳中文的台灣民眾也淪為文盲，此一政策可說致使台灣社會歷經一場文化浩劫。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後，台灣作家的創作熱情更跌入谷底。

在風聲鶴唳中，仍有一些不死心的作者在新創刊的「新生報」副刊續作奮戰，也在此刊引發了第二次鄉土文學論爭。戰後來台的大陸作家普遍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邊疆文學，而本土的台灣作家則以為，台灣文學因台灣特殊的歷史情境自有其特殊性，隱然浮現台灣文學中的「中國結」與「台灣結」。

值得一提的是，在戰後初期的飄搖環境中，仍投身於文學創作、編輯的幾位本土文學大將，境遇多半不幸，不是被迫退隱，便是入獄或死難。

吳濁流在日治末期冒險完成的長篇力作《亞細亞的孤兒》（原名為《胡志明》），深刻傳達了殖民時代台灣知識青年追尋與認同的困惑和痛楚，該書在一九四六年刊行，直到十多年後才有中文版問世。戰後不久，吳濁流因任職「民報」記者，目睹二二八事變始末，寫下有別於官方觀點的《無花果》一書，以為歷史見證。一九四七年到五○年，他不顧生死寫了《黎明前的台灣》、《波次坦科長》等作品，為恐怖血腥年代留下台灣人的心聲，可謂亂世文俠。

楊逵除了參與「力行報」編務、創辦「台灣文學」三輯，並以中日文對照翻譯叢書，出版魯迅、茅盾、郁達夫、沈從文等的作品，積極投入台灣戰後重建和文學參與。一九四九年楊逵因參與簽署「和平宣言」遭到國民黨政府逮捕，被判處十二年徒刑。

龍瑛宗擔任「中華日報」日文文藝欄主編、出版日文隨筆《孤獨的蠹魚》，戰後初期，他的小說《青天白日旗》描寫台灣青年迎接「光復」的內心感觸，《汕頭來的男子》則揭露台灣人在戰爭中的矛盾與原罪，一九五○年代後，他便從台灣文壇退隱。

日據時代第一才子呂赫若在戰後以中文發表過四個短篇，其中《改姓名》、《一個獎》、《月光光》著重在反省日治末期的皇民化運動及戰爭經驗，《冬夜》則是透過一個境遇坎坷的台灣女性，指控戰後台灣社會的諸多亂象。文章出刊不久，爆發二二八事變，呂赫若因為對國民黨絕望而加入台共地下黨，五○年代前後，因參與「鹿窟武裝事件」而遇難。

葉石濤則在「中華日報」及「新生報」廣泛發表小說、詩、隨筆、評論和翻譯，但在進入五○年代不久，因被捲入白色恐怖的「知匪不報」，遭逮捕入獄。

五○年代反共懷鄉

一九四九年大陸政權易主後，百萬外省人隨政府輾轉流離來到海島，國民政府痛定思痛，檢討政權淪落的原因：何以抗戰勝利之後，在極短時間內即失去廣大民心？發現是共產黨宣傳做得成功，抓住了群眾心理，不少作家同情無產弱勢，在關鍵時刻傾向左派、支持社會主義，他們的文學作品也成為共產黨文宣利器。因此，為鞏固台灣，除了必須肅清內部共黨殘餘份子，還必須加強思想控制，運用各種媒介來傳遞反共抗俄的觀念。

整個一九五○年代，反共文藝、戰鬥文藝，乃至後來衍生的懷鄉文藝，都蔚為文壇主流。文章以理念先行的寫實手法指控共產黨的殘暴，細訴離亂的鄉愁。有人保守估計，五○年代小說創作的人數約在一千五百至二千人之間，生產量大概在七千萬字之譜，聲勢不可不謂之浩大。然而，反共文學可說揚棄了中國三○年代感時憂國的文學傳統，與魯迅、沈從文的文學精神相去甚遠；也切斷了台灣三○年代反帝反封建殖民的文學臍帶，與賴和、張文環的文學風貌毫無關聯。

戰後第一代的本土作家如鍾理和、葉石濤、鍾肇政等人，由於沒有切身與共產黨鬥爭經驗，無法創作典型的反共文學，自然被排擠在主流之外，生存十分艱辛。像鍾理和避居在美濃的客家農村，他的長篇《笠山農場》，透過農場裡「同姓戀愛」的苦難與奮鬥，來闡述婚姻自主的可貴，也生動呈現了日治末期及戰後初期客家農村的真實面貌。尤其他的短篇《故鄉》，可說是台灣戰後農民文學的代表作。鍾肇政則深居龍潭，潛心寫作之餘，默默辦起「文友通訊」，暗中集結散兵游勇的本土作家，傳遞微弱的文學香火。

然而，反共文藝當道的時期，也並非全然流於八股窠臼，仍有值得一提的異數。像身為國民黨員的姜貴，終生困頓，晚年境遇並不亞於鍾理和，長篇小說《旋風》的出版情況也與《笠山農場》差不多，竟被退稿數十次，還得自費出版。《旋風》以寫實和嘲諷筆調，描述一個小鎮方姓大家族的興衰，來反映農民生活的疾苦，揭露共產黨的矛盾與腐爛。

此外，為人稱道的尚有潘人木的《漣漪表妹》、司馬中原的《荒原》、朱西寧的《大小炬之愛》、鄧克保的《異域》......，皆是這一時期的小說傑作。反共文學既是威權時代的特殊產物，這些作品自然也是豐富台灣文學花園的時代見證。

豐收的黃金時代

進入一九六○年代初期，反共文學逐漸步向沒落，在歐美強勢文化影響下，文壇經由西化而走上現代主義的道路。現代文學思潮的崛起，堪稱是對官方一元式文化政策的另一種反叛。一群台大教授主張引進西方前衛的文學理論、技巧和作品，不觸及台灣敏感的政經問題，但是運用一流技巧於創作中，以提升文學水平。當時在台大外文系的一群學生，包括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王禎和、歐陽子等人，創辦了「現代文學」雜誌，主張「試驗、摸索、創造的藝術形式和風格」，大膽引進西方前衛文學作家如卡夫卡、喬伊斯、吳爾芙、沙特、福克納等人的鉅作。這些作品不少使用獨白和意識流的技巧，探索人類潛意識的深層心理活動，確實豐富了台灣文學的表現技巧。「現代文學」的主要成員也成為日後的文學大將，他們的作品如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興的《家變》，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人文面向，在文字、結構、意象上也有獨創與精銳的表現。

此外，這一階段的文學史冊中另有兩波重要的支流，一是以「文學季刊」為中心，另一批則是以吳濁流創辦的「台灣文藝」為主。文學季刊派的中堅作家包括陳映真、七等生、黃春明、劉大任，以現實主義和批判色彩的方式，將個人的生命經驗或社會體驗寫成作品，具有相當份量。

一九六四年吳濁流獨立創辦「台灣文藝」雜誌，堅持主張冠用「台灣」二字，一心要延續日治時代以來歷經坎坷的新文學傳統命脈、推動台灣本土文藝。從六○年代至今，「台灣文藝」雖幾度易主接辦，但雜誌的台灣精神始終如一。台灣本土派的文學人士鮮少不和它有因緣，可說是戰後台灣文學的精神堡壘。雜誌的主力作家則包括巫永福、鍾肇政、李喬、鄭清文、楊青矗、洪醒夫等人。

第三次鄉土文學論戰

時序演進到一九七○年代，隨著台灣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等外交困境，本土化聲浪隨政治擴散到社會各個層面，文學界不能不對經由西化而興起的現代主義做深切省思。知識份子擁抱人民、參與社會、回歸土地的熱流，使得寫實主義文學復興，可以說是日治時期新文學運動崛起以來，重視社會寫實、反映苦難人民生活為使命的文學傳統精神，再一次的復甦。

寫實主義再興後，文壇出現了挑戰現代文學的鄉土文學論戰，在「聯合副刊」、「夏潮」等園地展開激烈辯論。論者認為，國家處在內憂外患困境中，文學怎堪只限於玩弄技巧，應思國家社會前途與民生的發展。此時批判反省政治、經濟、社會的作品紛紛出現，黃春明的《莎喲娜拉！再見》批判崇洋媚外的社會風氣、楊青矗的工人文學、王拓的移民文學等，過去被視為邊緣的主題紛紛成為主流，鄉土文學的風潮更進一步帶動電影、音樂等藝術的本土化趨勢。

眾聲喧嘩、多音交響的新世紀

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台灣文學隨著台灣史、中國史上絕無僅有的自由環境，進入百家爭鳴、眾聲喧嘩的時代。社會上任何人都享有言論自由，都可以批評總統高官、評論時局，文學上也開展出多姿多彩的無限可能，原住民文學、新女性主義文學、環保文學、同志文學、情色文學......紛紛躍上檯面，令人目不暇給。代表性作家有舞鶴、張大春、朱天心、平路、田雅各、紀大偉等人。

有人說這是一個多元紛陳的文學時代，也有人說這是個「去中心化」的解構時代。尤其近十五年來，文學觀與過往極為不同，新世代普遍認為台灣文學應該走出悲情，追求快樂的、自我的創作；文學不再從賴和開始，而是從自己開始；他們追求各種表現的可能、創造並呈現各種手法；文學主題可以消遣政治，也可以描寫男歡女愛、同性戀情；當政界嚴肅紀念二二八時，文學手法則可以將二二八當作一個符號，作為嘲諷的對象，甚至當成商品。這種快樂主義或說個人主義的文學現象，從媒體的炒作、文學獎的推波助瀾可見一斑。

這番與近百年來的台灣文學圖像截然不同的開放多元面貌，究竟是令人鼓舞與嚮往的新局面？或是令人憂心的現象？而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台灣文學的未來發展？

台灣文學若要繼續發展提昇，個人認為，不應只與不同年代做比較，而應將之放在世界文學的大舞台上檢視，才能免於自鳴自大，走出新局。台灣文學的佳作若比起世界文壇公認的文學經典，仍不過是二、三流的地位。若要使台灣文學有所提升，需要知己知彼，深刻了解當代世界文學的新潮，並在與其互動中找尋到未來發展的契機，向國際瞭望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