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國輝
問:您在序中提及本書的立場是:非政府、非中共、非台獨的第四立場。能否進一步說明?
答:我主張三種尊嚴,其一是出生的尊嚴:沒有人能選擇父母,也沒辦法選擇人種、出生地。我在台灣出生,是所謂「客家系、台灣人」,自然以此為出發點。
其二是民族的尊嚴,我認為民族不是那麼容易改變,也無法斷然切割;此外,我主張職業的尊嚴,職業無貴賤,皆有尊嚴,我只是本著學術的尊嚴,盡我所能。
綜合起來,這就是我的「第四立場」。也就是學術的立場、中華民族的立場,也是台灣人的立場。
問:您在本書中行文採夾敘夾論方式,如何力求客觀理性的立場?有無檢視標準?
答:任何歷史研究,特別是近、現代史,因為很多當事人還在,要做到冷靜客觀比較容易,要達到真相真貌則難。夾敘夾論不一定不客觀;沒有評論只是收錄資料,在資料的選取上也可能不客觀,更何況資料還有假造的。
我認為客觀與否,在於對資料有無正確、獨立的審判能力,看問題的角度是否周延。這些都要經過時間的考驗,和社會大眾的評判。
打開「社會的記憶」
問:您研究「二二八」,除了史料蒐集不易,最大的困難為何?
答:最大的困難是自己先入為主的觀念,是「社會性記憶」與「社會的記憶」間的差距。
所謂「社會性記憶」是指一般老百姓的看法;「社會的記憶」則是檔案、當年的報導等。
一般老百姓的偏見,可以經過檔案的公開研究、探討,時間的沖洗,慢慢健康化。但由於四十年來,「二二八」一直被視為禁忌,沒有公開和探討。老百姓們的觀念,也總是停留在「外省人欺侮本省人」的階段,無法超越。
許多受難者遺族說我是為國民黨講話,其實我並沒有替誰說話,只是僅守社會科學家的本份而已。我家中也有人犧牲,生命的寶貴、遺族的心情,我能體會,也十分同情;但做為社會科學家、歷史家,我要有犯眾怒、向常識挑戰的勇氣,因為我不是為少數幾個人在寫歷史。
我們的社會很缺乏自信的誠實,總是人云亦云,甚至許多學者也鄉愿、遷就,不願犯眾怒。我想也許二、三年後,大家會慢慢接受我書中許多新觀念和新看法。
問:書中對所謂「半山」——原為台灣省籍,日據時期赴大陸,光復再返台——的批評著墨頗多?
答:我這樣的寫法是很招忌的,因為過去人們總認為陳儀是罪魁禍首。事實上陳儀是心有餘力不足,很多權力他根本無法掌握。而許多「半山」打著抗戰的招牌,回台灣來搶大餅,許多冤獄都是「半山」去密告的。
不過,「半山」和「外省人」不應該分開來看,關於這方面,我在「愛憎二二八」中沒有談得很清楚,將來在學術專書中,會有比較詳細的論述。
愛、憎何去何從?
問:「愛憎二二八」是您所謂的通俗本,先於學術專著發行,您希望達成什麼效果?
答:過去我研究個案的方式是,先公開我蒐集到的資料,以便學術界同好互相研究參考,然後著手寫學術專著,最後才寫通俗本。這次倒過來先出通俗本的原因是,我覺得大家似乎瘋了,胡言亂語,摸都沒摸過「二二八」的人,也敢出來說話;我再不出來釐清的話,大家的方向都不知道會被帶到那兒去了!
在這本書的任何一章,我都沒有下結論,只是提供一種思考方法,希望大家能繼續努力做好研究,而不是停留在誰殺了誰、誰該負責任等問題上打轉。
問:有關「二二八」學術研究專著及資料彙編現在進行如何?官方資料的公佈,對您的研究影響如何?
答:過去研究「二二八」,完全靠自己採訪,現在政府已公開資料,大陸方面也有資料公開,對研究「二二八」自然大有幫助。
「愛憎二二八」這本書沒來得及用上這些材料,日後的學術專著自然能有更多資源。我預計在二、三年之內,完成學術論著和資料彙編工作。
問:海外人士如何看待「二二八」,與此地有何不同?
答:基本上沒有多大的差別,也是自我憐憫、自我安慰的人多。人很奇怪,穿衣服喜歡與眾不同,思考就不願意跟人家不一樣,只要找到代罪的羔羊,大家就滿意了。
歷史傷口怎麼縫合?
問:悲劇發生四十年後的今天,蒐集研究「二二八」達卅六年的您,現在感想為何?政府近來對「二二八事件」的處理方式,您有何看法?
答:這是一個民族向現代化挑戰與掙扎中發生的悲劇,「二二八」比較特殊的是,台灣被分割五十年後,回歸祖國僅十六個月,就發生這樣的事件,可以說是「雙重」的悲劇。但無論如何,我們應該本著「恨事不恨人」、「可恕不可忘」的心情,來看待這件歷史悲劇。
政府當局已有誠意撫平歷史傷口,李總統人道主義上的安慰,郝院長也請了遺族代表聚餐,這些都值得肯定,但我認為還不夠。
首先要鄭重道歉,並且要對遺族做適度的補償,此外還應在中研院成立台灣史研究所,闢專室收藏「二二八」有關檔案,供遺族及學者參考,因為「二二八」的研究只是開始,並非完成。
也可以請流亡至大陸的人士,回來看看。至於建紀念館,我是反對的,中國人向來是只重視硬體,不考慮軟體,試問「二二八」的紀念館有什麼東西可以陳列?甚至紀念碑我都不主張建太多。
總而言之,傷口的膿不擠出來,光貼膏藥是不行的,處理「二二八」的歷史傷口,也應如是。
〔圖片說明〕
P.98
(黃麗梨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