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芮和齊秦
即便在西北風盛行期間,台灣流行歌曲並未全然退下舞台,一九八七年底台灣開放大陸探親,隨著返鄉人潮,及大陸官方正式核可引進版音樂帶進入,蘇芮和齊秦先後發生了相當的影響。
蘇芮的歌聲早在八四年隨電影《搭錯車》進入大陸,「一樣的月光」、「酒干倘賣無?」的人文氣息首先感動了思想前衛的青年學生,進而受到大眾歡迎,歷數年不衰。最重要的是,蘇芮豪放、吶喊的唱腔顛覆了多年來鄧麗君溫柔細緻特質一統天下的局面,開拓了演唱方式的新聲,「許多有潛質的女歌手,如那英、杭天琪、范琳琳等都是以她為仿效目標,」王曉峰說。
齊秦則是在八七年「狼」系列專輯進入大陸後,短短數月便以燎原之勢席捲大江南北,就像十年前的鄧麗君。「台灣最有影響的歌手分為三代,鄧麗君、劉文正是第一代,羅大佑第二代,再來就是齊秦。」中國百老匯雜誌副主編丁寧認為像他們二十三到二十八歲這代,受齊秦影響最深。「他給我們的影響不只是聽歌的樂趣,而是人生觀的」,「我一個人在風中獨來獨往」的孤高、自信,讓青春年少的他十分嚮往,業餘仍創作的丁寧常以齊秦為努力目標。
「齊秦的叛逆與羅大佑建立在歷史上的叛逆不同,」王曉峰指出,齊秦鮮明的個人風格,提供了當時年輕人勇於展示自我的力量,因此贏得廣大的共鳴。丁寧清楚記得齊秦第一次在北京開演唱會的情景,「那時北京冬天流行戴長長的白色圍脖,當演唱會結束,齊秦要離去時,看台上的女生幾乎都要暈過去,一整排人都把圍脖垂下去,希望能讓齊秦摸一下。」
偶像崇拜與分眾時代
一九八九年,流行歌壇進入另一個轉變時期。卡拉OK八九年引進大陸,之後迅速發展,當年年底,僅北京就開業七十多家,當時北京、上海、廣州已經都市化到一個程度,對這種講個性、時髦的娛樂活動需求甚殷,由於「六四事件」的打擊,大陸音樂工作者發覺他們的努力改變不了什麼,索性「照著港台的作法做吧!」少了大陸原創作品,源源不絕的港台歌曲填補了卡拉OK的大量需求。「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充當了港台歌曲風靡大陸的尖兵,」金兆鈞表示。
「媒體的改革也是重要的一環,」金兆鈞指出,八九年以降的三、四年間,全國電台、報紙、雜誌相繼開辦市場導向的經濟台、音樂台;生活版、娛樂版等專業版面,「吃歌量」驚人,大眾傳播的發達更加速了台灣流行歌曲的「火紅」。
「這階段是台港流行什麼,大陸就流行什麼,」除了齊秦持續發燒外,更多元的歌手與歌曲隨著大陸正式批准「引進版」而源源不絕進入,台灣的童安格、趙傳、小虎隊、張雨生、王傑、潘美辰等,香港的「四大天王」都是九○年代初極受歡迎的歌手。卡帶銷售量動輒數十萬、上百萬,各大城市演唱會若無港台歌手無法造成轟動。
「追星時代來到,」王曉峰表示,此後像羅大佑、蘇芮、齊秦時期那種對人心靈深刻的影響逐漸式微,歌迷開始各自擁護喜愛的偶像。
聽眾口味的改變正像大環境的改變一樣。
「那正是一個經濟大變革的時代。若八○年代前五年的潮流是理想主義,那麼九○年代的前五年就是務實主義,」金兆鈞說,隨著鄧小平九二年南巡講話揭示的經濟方針,大陸進入了改革後的再改革,家用電腦問世,不過兩年,已經發展出十分普及的ISBN網路、汽車漸漸普及、房價高漲,醫療體系轉向保險制度……,種種社會的快速變化影響了人們的價值觀。
「九○年代好的標準是輕鬆、幽默、生活,」文化評論人解璽璋也說。
這樣的時代氛圍中,「台灣歌寫的細膩、生活化,較之大陸空洞的歌詞,自然引起共鳴,」金兆鈞舉例:比如「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北京警察或警察太太都喜歡唱,李宗盛的「十七歲的女孩其實是很那個的」,特別和北京青年的痞子文化對味。
前兩年任賢齊以一曲「心太軟」風靡大陸,一般認為其實與音樂無關,而是「心太軟」說中了這些年大陸社會快速變遷,「十億人們心坎兒裡的無奈」。
另一方面,與香港歌曲比起來,大陸人心目中,台灣沒有受到殖民文化影響,與大陸文化基礎一致,「特別能溝通」。
「九○年代以後社會上的時髦語彙,一個是王朔(幽默、諷刺見長的暢銷小說家)的語言,另一個就是台灣流行音樂的歌詞,」金兆均說,北京青年報、北京晚報的編輯們還會暗中較勁,比誰用得巧,傳統文化人批評歸批評,但這種時尚幾年不曾中斷。
學習市場操作
「市場經濟」風潮中,大陸音樂人也學習到了「市場」的觀念。「音象公司開始循正規方式出片,」王曉峰說,以前大陸的音象界不是「扒帶子」,就是多位歌手一起錄一盤「大拼盤」,九三年音象公司「簽約歌手」蔚然成風,各大城市唱片公司紛紛成立企畫、包裝、製作人、經紀人制度,為歌手進行商業化操作。
集北京一流樂手製作的艾敬《我的一九九七》專輯,加上「地毯式轟炸宣傳」、以「女崔健」為訴求的艾敬一舉成名。艾敬後來還在台灣發行過兩張專輯,近年則與日本新力唱片簽約。去年來台訪問的大陸歌手毛寧,以及九五年在台發行《阿姐鼓》十分轟動的朱哲琴都是這一時期大陸音象公司推出的歌手。
金兆鈞分析,這時期的流行樂雖然脫離了西北風濃重的民族色彩,但太重歌手包裝,忽略作品內涵,並未促成大陸本土流行音樂的勃興。
港台唱片仍然獨佔大陸唱片市場鰲頭,「總產值十億人民幣的市場,流行音樂佔百分之八十,其中港台產品又佔了流行類的八成,十年來這種架構一直沒變,」北京喜洋洋文化發展公司總經理陳梓秋指出,他也預估,較之香港,台灣基於語言優勢,唱片仍會穩定成長。「台灣唱片的市場操作已經很成熟,內地目前還不準確,」他坦承。
「目前內地的潮流就是跟著台灣流行文化的概念走,」樂評人戴方指出,唱片工業仍在摸索,喜愛音樂的人已經一代換一代。
時代新聲
近來,來自北京的小男生「花兒」樂團已成台灣流行樂迷的熱門話題,口耳相傳下專輯大賣。「花兒」即是一九九八年北京興起十幾個新生代搖滾樂團,包括「清醒」、「新褲子」等中頗受囑目的一支。
「這代年輕樂團的音樂認知和生活態度,都傾向於說個人的體驗,」戴方認為,較之崔健、唐朝那一代,雖然膚淺,但是很真實。
「花兒」由三個十六、七歲高中生組成,因為喜歡「Green day」的音樂,就做流行龐克的曲子,內容則是怎麼和父母鬧彆扭、中學生的種種生活點滴,每首歌不超過二分鐘。媒體問他們「聽說崔健喜歡你們的東西,你們覺得怎麼樣?」他們答稱「不可能吧,我們不喜歡他的東西,他怎麼會喜歡我們的?」
「花兒」的風格讓人聯想到台灣徐懷鈺的「怪獸」、張震嶽的「爸爸,我要錢!我要錢!」無怪乎台灣唱片圈近來吹起一股北京風,熱門歌手如莫文蔚和楊乃文分別翻唱了「花兒」的創作,蘇慧倫則用了「新褲子」的作品。
「為什麼張震嶽的唱片大陸賣的好?大陸製作、描繪都會男女愛情生活的電影《愛情麻辣燙》在台灣上映也很叫座?」大陸魔岩唱片總經理羅異說,「現在東京、台北、北京的小孩想的事情都一樣了!年輕人的文化在變,因為時代變了。」
「你不能要求流行音樂長得跟這個時代不一樣啊!」台灣資深音樂人陳樂融曾經說過。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故事,在兩岸流行音樂逐漸接近的千禧新年,你可在歌聲中聽見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