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內戰時,台灣的糧米物資紛紛運到大陸去支援作戰,」中經院前院長于宗先指出,後來大陸淪陷,兩岸交通中斷,島上的物資極度缺乏,囤積搶購的風潮一發不可收拾。三十八 年六月,躉售物價較光復那年暴漲了近五千六百倍,連上街買塊豬肉都得提一麻袋鈔票。黃金打底生信心
局勢危殆下,幸而從上海搶救出來的八十多萬兩黃金已平安抵台,政府於是宣佈幣制改革,一元新鈔等於四萬元舊台幣。此舉雖然將物價慢慢穩定下來,但也招致民間的反彈。
全球塑化原料ABS第一大廠、奇美實業的董事長許文龍,至今提起這段歷史仍憤憤不平:「講什麼台灣是戰勝國,日票都沒貶那麼多,台票反倒變草紙了!」
家國多難、時局板盪,或許讓人民默默承受了損失,然而五十年的帳總結起來,從戰敗時的凋蔽到現在的「台灣錢淹腳目」,台灣人民應該還是賺多於賠的。
遷台初期,風雨飄搖的國民政府深怕共產黨「工農兵革命」會趁勝跨海而來,於是積極進行「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政策;地主階級的土地被政府強制收購,換得 的是當時四大公營公司(台泥、台紙、農林、工礦)的股票。土地改革雖然招致地主怨言,但的確達到了激勵農業生產的效果。
民國四十至五十年代,是台灣農業起飛的年代。以日本為主要市場的農產品及加工品外銷,奠定了台灣早年的農業經濟基礎;民國四十六年,蔗糖一度高佔台灣總出口金額的六成以 上。三簍香蕉過一年
早年從農校畢業的經建會主委江丙坤記得,民國五十年他在政府機構上班時,拿到國民黨的中山獎學金,準備赴日留學,然而父親不同意。
「那時候我每個月的薪水九百元,都是原封不動拿回家,我一走,父親就會少收這九百元,」江丙坤解釋。當時他跟父親說,「沒關係,我可以每個月給你一千元!」他將用來買機票的二百美金支票賣掉,買了從基隆到日本神戶的海鷗輪船票,省出一大筆錢交給父親;然後又利用日本入境免稅的優惠,在上船前買了三簍香蕉、三箱鳳梨罐頭。
「到了日本,一簍香蕉賣了十元美金,相當於三千六百塊日幣;三簍三十美金,剛好等於我在東京大學一年的學費!」江丙坤回憶當時台灣農產品在日本的吃香情況。
在穩固農業經濟基礎的同時,政府也以農業支援工業,大力發展輕工業。民國五十一年,工業產值首度超過農業產值,台灣的「工業時代」自此開始。
由於外匯缺乏,買不起進口的機器設備,政府制訂「加工出口區條例」,以五年免稅為優惠,全力吸引外人來台投資,並在民國五十五年時,在高雄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加工出口區。那時在日本攻讀博士的江丙坤,就奉命到各處去演講招商,其中最轟動的,就是成功引進日本光學大廠 CANON到台中加工出口區設廠。
海島型經濟定位
「那時長官告訴我,招商的條件不必太高,一個投資案只要五萬美金就可以了,但一定要雇滿五十個人,」江丙坤回憶,民國五十年代初期,台灣經濟正待轉型,失業率超過百分之 四,龐大的農村勞動力亟需另尋出路,加工出口型的勞力密集型產業正符所需。
當時國民政府擁有一批包括尹仲容、李國鼎、汪彝定等人的財經智囊團,他們眼光長遠、思慮縝密,早早看出台灣這樣一個海島型經濟體,不可能自給自足,必須全力向外發展,一方 面極力吸引外人來台投資,一方面大力拓展出口、賺取外匯。若和遲至一九六○年代後期才開始進軍國際市場的南韓相對照,令人不得不佩服台灣的前瞻眼光。
「民國五十二年到六十九年,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也就在這段期間,歐美國家注意到東亞這些小國的搶眼表現,開始用『四小龍』來形容台、韓、星、港,」于宗先指出。
綜合民國四十一年到六十九年,儘管受到二次全球性石油危機的衝擊,台灣仍創下二十八年間平均經濟成長率百分之九•二的傲人記錄;環顧全球,大概只有中國大陸近二十年來的飛 躍成長可差堪比擬。
當時台灣能吸引外人投資,靠的是政治安定、勞力充沛而低廉、又沒有工會組織抗爭;而其後積極拓展外銷,靠的則是螞蟻雄兵般前仆後繼的中小企業。 能賺錢的,就是好市場
江丙坤回憶,自民國七十年代初期他擔任外貿協會秘書長開始,近二十年間,他帶著廠商走遍天下,有展覽就參展、沒展覽就找個地方打開提包,就地供買家選購。早在電腦業初具雛 形時,德國漢諾威著名的西比特電腦展已可見台商滿場穿梭,是該展覽連年排名前三名的參展大國。尚未開放、連家旅館都找不到而得在船上過夜的越南,遙遠的土耳其、巴基斯坦, 熱得近乎窒息的埃及,剛露出一線縫隙的蘇俄……,都是台商奮力衝刺的目標。
「市場沒有大小遠近之分,能賺到錢的,就是好市場,」江丙坤對台商的靈活及拚鬥特質,印象深刻。
全力拓展出口,一方面國家財富快速累積,另一方面,長期、刻意地藉壓低台幣匯率來扶持出口的政策,卻也引起了貿易對手國──特別是美國──的嚴重抗議。
民國七十六年,台灣對美貿易順差達到創紀錄的一百六十億美元,「賺翻了」的後果相當慘重,首 先是台幣被迫大幅升值,從民國七十四年到八十年,台幣兌美金的匯率從一比四十升 到了一比二十五,導致熱錢大量湧入,加上一度高達百分之四十的國民超額儲蓄找不到宣洩管道,錢潮激盪下,出現了嚴重的泡沫經濟現象,留下一堆至今難以收拾的爛攤子。
「那個時候,台灣剛剛擺脫貧窮,只擔心錢存得不夠多、經濟成長率衝得不夠高,卻對景氣過熱的危機缺乏警覺心,沒有適時降溫,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于宗先表示。 「暴富」的陷阱
從民國七十五至八十年,短短五年間,台灣房地產價格暴漲三倍,股市則在七十九年初飆至一萬二千點的高點,然後迅即在八個月內跌落至二千五百點谷底。暴起暴落間,是一場無形 而殘酷的全民財富大洗牌,不僅造成貧富差距拉大、無住屋者難以翻身、盲目投資者損失慘 重,而且物價飛漲、人心浮躁,以往踏實勤奮的工作倫理大受衝擊。
台幣升值、百物騰貴、土地及薪資等產業成本大幅攀升……,重重壓力,使以往靠蠅頭小利點滴致富的傳統產業失去了生存空間。幸好泰國、菲律賓、印尼等東南亞「四小虎」開始崛 起,提供廠商「南向」的機會。民國七十六年間適時開放的兩岸交流,更讓眾多台商頂著「探親」名義,絡驛不絕湧向大陸,成為兩岸「經濟統一」的先頭部隊,還間接促成了近十年 來舉世矚目的「中國經濟奇蹟」。
泡沫經濟讓台灣元氣大傷,然而,素以自由經濟立場聞名的中研院院士邢慕寰卻認 為,我們實在應該「感謝」美國的這一帖猛藥,逼使台灣在無路可逃之下,勇敢面對自由化、國際化 的挑戰。如果這帖猛藥再晚來五年,東南亞和大陸已經立穩腳步,沒有台商揮灑的空間,而國內產業又來不及升級的話,那「台灣奇蹟」恐怕已成為歷史名詞。
不過在當時,眼看著傳統產業大量出走,防止「產業空洞化」的恐慌呼聲一再響起。江丙坤還記得,那段時間他擔任經濟部政務次 長,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輔導廠商「產業升級」,由工 研院主導,結合業者來做各種新產品的合作開發和技術轉移。由於台灣是以貿易起家,中小型企業一向長於「把東西賣出去」,卻拙於在生產研發上投注心力,因此這項工作相當艱 鉅。「3C」救台灣
就在眾人焦灼期待傳統產業升級之際,幸運的是,早在民國七十年初開始扎根的電腦、資訊等高科技新興產業,此時開始擷收成果,填補了傳統產業出走留下的空白,並為台灣經濟開創了第二春。
前工研院院長林垂宙回憶,民國六十七年,政府已看出以中小企業民生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有它的局限,因此召開「第一屆全國科技會議」,提出能源、材料、資訊及自動化做為國家重點科技,極力延攬海外科技人才回國。
當時籌設的「新竹科學園區」,從一開始就有雙語學校及美式社區宿舍的規劃;適逢中美斷交,台灣民心激憤,海外學人也以行動來表達對台灣的支持。如今回顧,工研院的研發、新竹園區業者的拚勁,及資策會的教育及推廣,的確是台灣資訊工業發展的三大功臣。
民國六十九年,台灣第一家IC公司聯華電子才由工研院的研發班底摸索著掛牌開張,不到二十年,台灣已經擁有大大小小共三十八座晶圓製造廠,成為全球第五大晶圓生產國。
資本密集、技術密集的晶圓(IC)製造業快速竄起,加上電腦(PC)零組件的生產、組裝,以及消費性電子產品(EC),這三項並稱「3C」的世紀末新興產業,目前已成為台灣全球競爭的新利基。
「十年之內,從玩具王國搖身變成資訊大國,這樣驚人的企業彈性,一窩蜂眾志成城的習性,大概都是台灣獨一無二的吧!」于宗先笑著說。
放眼未來,高科技產業全球競爭之路,其難度比以往「一個提包打天下」要高出許多,埋頭苦幹、全球奔走,都不再是成功的保證。
「高科技講究創意,一個天馬行空、突破窠臼的新點子可以開創一片全新的產業天地;然而在創意的背後,一方面需要大量的金錢人力投入基礎研發,在實驗室裡不眠不休地尋求突破性的科技成果,一方面要有專業的投資管理者,將這些創意付諸實現、化為利潤,」負責國內科技政策的行政院政務委員楊世緘指出。
為了因應這樣的新趨勢,台灣近幾年不斷向美國矽谷取經,力求在制度上、觀念上,甚至文化素養上作大幅度的改變和提昇。
亞太營運中心
二十世紀末,全球競爭的大勢已經底定,為了善用台灣一貫面向海外、且在亞太地區擁有豐沛華商人脈的優勢,行政院在民國八十年代初期推出「亞太營運中心」政策,希望台灣能和 香港、新加坡一樣,成為製造、運輸、金融、媒體、電信等各領域的區域性營運及轉運中心,吸引外商前來投資。
可惜這個極為叫好的構想,卻因兩岸關係持續低迷、台灣的經濟腹地無法延伸至大陸而進退不得。最近在臺美商發表的「一九九九白皮書」中,就對政府堅持產業「戒急用忍」政策、 不肯開放兩岸三通頗有微詞,認為台灣錯失了成為亞太地區營運中心的關鍵時機。
然而,江丙坤認為,「亞太營運中心」的宗旨在於鬆綁、自由化,倒不一定要跟大陸接軌才能實現。他舉例,目前美國優比速快遞(UPS)已將桃園機場作為其在亞太地區的集散地 及轉運站;民國八十二年「有線電視法」及今年「衛星廣播電視法」相繼通過後,各系統業者及TVBS、傳訊等衛星電視台紛紛開播,每家電視台至少可以帶來五、六百個就業機 會;八十五年「電信法」修法、開放民間業者進入後,通信市場立即沸騰,每家業者的投資金額動輒以百億計算。這些原本是因應「亞太中心」而作的鬆綁動作,的確已達到活絡民間 投資的目的。 「後奇蹟時代」的課題
在產業競爭仍是經濟命脈所繫的同時,「金融經濟」時代也已來臨。于宗先指出,金融經濟的特色是高風險、高獲利,在資訊和資本高速流動的同時,亟需建立公平公開的遊戲規則及 嚴密的金檢制度。
去年中到今年初的本土型金融風暴,將許多台面下遊走法律邊緣的危險交易如超額貸款、公司董監事持股高比例質押等一一曝光,而前監察院長王作榮最近更公開指責台灣股市是「吃 人市場」,顯見金融經濟的挑戰才剛開始,其中的高困難度和高阻力,可能也是以往任何經濟政策少見的。 「金融經濟」的特徵是「錢滾錢」、資訊時代則唯有掌握知識與技術的人才是贏家,兩者都意味著「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經濟發展會不會以社會公平為代價?令人憂心。
江丙坤不諱言,未來的競爭將十分慘酷,然而經濟發展的腳步不可能停滯,職場的風險應該由就業安全及社會福利的網絡來分擔,因此近幾年政府已陸續推出如失業保險、國民年金等 方案因應。畢竟,國家發展經濟的目的不是嘉惠少數人,而是要為最大多數人謀取最大福祉。
經濟發展的另一項隱憂,是對環境的破壞。早年的「婆娑之洋,美麗之島」,如今多數河流已遭嚴重污染,一遇暴雨就土石橫流、屋毀人亡。鎘地、輻射鋼筋、汞污泥……,生態環境 的警訊一波波浮現。然而台灣的環保運動一向偏好「索賠」式抗爭,卻缺乏對環境生態的真誠尊重,台灣必須從「經濟發展至上」的迷思中跳脫,才是真正永續經營之道。
胼手胝足半世紀,讓台灣今天享有中國數千年來僅見的豐盛富裕,也讓當年倉皇流亡的國民政府,對歷史、對人民有了最好的交代。然而經濟發展不是不可逆轉的,三十年前台灣人總 想去菲律賓淘金,對照今天滿街的菲傭菲勞,「後奇蹟時代」的台灣經濟如何穩步向前,必須謹慎以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