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身價比較低？
調薪的情況顯然還是未達理想。為什麼公務員的「身價」如此低？
政大公共行政研究所所長吳定指出，關鍵在於公務員人數太多了。
「有人比喻說把現有的公務員人數裁掉三分之一，工作仍可如常進行」，吳定指出。雖說是開玩笑，但也可知公家機關這部機器有多大，負擔有多重。
面對總數五十萬的公務員人口，任何一項大變革似乎都不容易。
吳定指出，若按照私人企業經營的原則，用人總求其人數少、素質佳，然後給予最好的條件，例如高待遇等，以刺激其發揮最大潛力。但問題是，不少政府機構還有部分生產力不夠的冗員，政府基於歷史及政治等理由又不願裁撤他們，怕造成社會問題。冗員一天存在，國庫的龐大負擔就無法減輕，政府調薪的幅度也就無法太高。
「就像吃大鍋飯一樣，大家都吃得到，只不過吃少一些罷了」，吳定形容。
吳定的比喻，多少說出政府部門的苦衷。多年來，有關單位也不是沒想過全面提高待遇的可能，但總因「公平」原則而作罷。
人事行政局一位官員指出，目前公務員薪資最不合理處，在於中高階與低階的差距太小，但政府總覺得「如果單獨提高中上級公務員的待遇，恐將影響一般同仁士氣；全盤調整，政府財力又恐無力負擔」，兩難之情況下，公務員待遇之大幅調整就一年年地延宕下來了。
調薪哲學何如？
「問題在，政府對處理公務員待遇的心態如何？是維持生活，還是激勵士氣？」新聞局一位職員提出質疑。而主管待遇的人事行政局第四處處長歐育誠則認為，以他工作廿二年，簡任十二職等的待遇來說，扣除平常坐坐計程車、打打球的花費，並不覺得不夠用，「只要生活能安定，工作推廣很順利，待遇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他說。
歐處長的情形也許不是特例。但新聞局國內處副處長、也是簡任職的顏榮昌卻有不同的看法。他指出，像待遇這種基本的事情，剛畢業的年輕人很可能並不在意，但愈近中年，「負擔愈重、轉業機會愈渺小時」，就不得不重視了。
以他來說，一家四口人，有宿舍住，光靠他一個月平均六萬（薪資四萬五、其他津貼一萬五）的收入，「若要認真地計算起來，是養不起四口人的。」他指出，還好他有房子住，否則以今日台北房價之高，恐怕也難保生活無虞了。
由此看來，公務員對待遇的認知顯然因人而異。但研考會在去年八月對公務員離職因素所做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離職的主要原因中，「覺得待遇福利不佳」，居排行榜的第二位，僅次於「升遷發展機會小」，其中透露的訊息，十分值得注意。
尤其在解嚴後業務大增的單位，例如警察局、環保署、境管局……等，工作量倍增，薪水卻沒給予相當的「回饋」，難免令人士氣不振。
調薪之罪？
政治大學公共行政系許濱松副教授指出，公務員待遇無法全面提高，政府的心態問題不小，有一部分還基於經濟的理由。
他指出，過去每當政府部門調薪，民間單位通常循例也會調整工資。為了怕刺激民間企業調整薪資，進而造成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等壓力，政府在政策上不僅是不把公務員的待遇調整，當做優先考慮，而且還刻意壓低。今年三月份原定調高百分之十二，年終獎金一個月的調薪方案，送到立法院時居然變成月調百分之五，年終加發二個月的另外一案，就是一例。
再加上我國法規中並沒有如英、美般，硬性規定在公務員薪資與民間差距到一定程度時，政府須依法提出調整方案，交由國會審議。而在法定程序上，也未規定誰有權利提出調整方案或監督其處理及進行；即使是公務員本身面對待遇不合理，也沒有正式申訴管道，因此歷年來公務員的薪資，「到底何時該調？該調多少？應依據何種原則來調？都完全沒有標準」，許濱松說。
精簡人事、製定法規
合理解決公務員待遇問題，無非是拿出決心，從精簡人力及製定法規上著手。吳定指出，像韓國的情況便很值得參考，韓國政府規定所有公務機關，每年一律得強迫性地裁減百分之五的人員，即使在業務增多、人手不足時，也寧可用招考新人來解決。這種方法看來很沒有人情味，卻是促進公務機關新陳代謝的最好方法。
至於在法規上硬性規定，政府得在公務員薪資結構不合理時提出調整案（如美國法律規定，當公務員薪資與民間有差距時，由政府部門提出資料給總統，而由國會裁決後，再由總統公布調整方案），則似乎是一條長遠的道路了。
不管如何，今年百分之十二的調薪方案總算已定案，雖然像「明年還會不會調薪？」「會調多少？」「與民間差距會拉平嗎？」這一連串的問題，恐怕還在不少人的腦海中盤旋。但值得慶幸的是，根據今年五月十一日，人事行政局局長卜達海在中常會中的報告，此後薪資調整，將參照企業薪資水準、平均國民所得、經濟成長率、物價指數、政府財力狀況等來處理，並且將按照專業、技術、職務、地域等因素給予加給。雖然根據歐育誠處長的看法，這樣的口頭報告，「具體化」至少還要五年，但「比起以往的亂打陣仗，標準看來是已經有了」，一位學者指出，「接下來就看能做到多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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