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一個逝去的年代
所有的熱血最後歸向一部歷史小說。因為嚴謹的研究與論文寫作訓練,對陳耀昌來說,蒐集與整合資料再重新組合,並非難事,這是寫歷史小說的基本功。
因為讀寫過太多的手術同意書,他懂得必須使用淺白的文字清楚說明事情的來龍去脈。因為醫學專業,他敢於「大膽推斷」鄭成功的猝逝不像心肌梗塞或腦中風,也非見諸文獻的「抓面而死」、「咬指而死」、「掩面而死」,而是自殺。
「以鄭成功死前的精神狀況、他的家族史、他的個性,他悲憤自盡,自殘是非常合理的。」
因為熟讀克萊頓的小說,他知道如何在資料與資料的夾縫中編織與填空,知道小說要如何寫才能兼有知識的厚度和引人入勝的情節,吸引大眾讀者,造成影響力。
日本大河劇的一個核心精神,是沒有絕對的好人和壞人,一個人只要忠於職守都是正面人物,這一點深深影響陳耀昌的人物塑造,例如小說中的荷蘭長官揆一,他把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都放在同一個天平上書寫。
陳耀昌透過小說,還原了一個逝去的年代,三百多年並不遙遠,他估計,台灣人有荷蘭血統的人比我們想像的多,大約有一百萬人。三百多年前曾經有的國際化融合了閩南漢人血液中的冒險精神,形成獨特的台灣文化,一代一代演化,紀錄在基因中,成為台灣這個貧瘠之島後來的發展,及其命運的密碼。
在《冷血刺客之台灣秘帖》一書的自序中,陳耀昌藉由電影《齊瓦哥醫生》和小說《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寫下一段動人的表白。「做為一個醫生,我希望我能兼有同行齊瓦哥的善良與文筆,以及托瑪士醫生(註:《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主人翁)的率真與不媚俗,但能免於他們的孤獨與軟弱,而能號召群眾,力挽頹勢,在台灣歷史上盡一個超越醫生角色的知識份子的綿薄之力。」
那是2008年,3年多後,因為《福爾摩沙三族記》,他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飛翔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