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上「台灣新電影」
人無所逃於時代的風。有人被吹得枝殘葉落，也有人順風飛翔，看得更高更遠，廖慶松是後者，回想起來，他自覺是「生對了時代」，剛好遇到「台灣新電影」那一批新銳導演，配上台北電影資料館辦的經典法國電影展，譬如《去年在馬倫巴》、《斷了氣》、《廣島之戀》，對廖慶松來說，那簡直就是震撼教育。
1982年，明驥出任中影總經理，把小野、吳念真找到中影企劃部，拉開台灣新電影運動序幕的《光陰的故事》就此誕生。
後來新銳導演的片子幾乎都由廖慶松剪，「他們不信任老剪接師，也無法溝通」，一年365天，他有兩百多天在剪接室，「所有人看到的我，就是目光呆呆，安安靜靜，衣服也沒換，一副慘兮兮的模樣，」慘兮兮的廖慶松知道自己像樹木一樣，慢慢在茁壯。
楊德昌、張毅、柯一正、陶德辰、萬仁、曾壯祥……，每一位導演的每一部影片，《小畢的故事》、《海灘的一天》、《兒子的大玩偶》、《風櫃來的人》、《悲情城市》……，都在刺激廖慶松，照見他的不足，甚至顛覆他最根本的敘事邏輯。「你不需要對觀眾解釋一切，只要整部片有相同的情感和詩意邏輯來維繫，那就沒有問題，觀眾是可以理解的。」這是法國新浪潮導演和台灣新銳導演告訴廖慶松的事。
透過電影，讓觀眾看到台灣人的生活型態、情感樣貌、歷史觀與價值觀，乃至衝撞體制，碰觸禁忌，這也是廖慶松剪過的所謂「三廳電影」所無法觸及的。
蓋好的房子要拆掉，體內的細胞得重新置換，「他們勾引出我努力向上的一種欲望」。
其實那是與廖慶松本質的碰撞，「我一直是一個想穿透混沌，把事情看得清清楚楚的人，而且凡事好奇，無限沉迷於『解決問題』。」
這樣的本質遇到新銳導演，廖慶松求知欲大噴發，每剪完一部片，他就進入「海綿期」，「海綿期」的他大量的看書，心理學、哲學、宗教、中國詩詞……，三民書局裡每一種類型的書他都看，後來發現沒照顧到電腦書，又去補了一疊回來啃，在那個還是DOS作業系統的年代。
每個導演好像都在和廖慶松比內力，他不想輸，有問題就要想辦法解決，只有躲到書本的深山裡去修煉。
理性、感性兼具， 廖慶松仔細聆聽電影，剪輯出「影片該有的 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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