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舊時代：易幟心情

報紙上出現了港督彭定康夫人種樹的照片。

「植樹別香江」──報紙的標題輕描淡寫地點出離情，內容則說港督夫人林穎彤與一群香港小學生在公園植了一百棵樹苗，象徵香港享有一百年美好的自然環境。林穎彤祝福香港的未來，小學生則送她一張畫 滿心型圖案的卡片，寫著「我們將會懷念妳！」

「六月三十日英國國旗降下時，我想我可能會哭吧！」香港城市當代舞團總經理鄺為立說得有點感傷，但是喝了一口茶，他又說道：「但我還是不會感謝英國人的，有些事情，如果他們早做十年，像直接選舉，香港人可能更有機會……」。

《香港淪陷》原是兩年前一家劇團的演出劇碼，演出香港歷史最悲慘的淪陷日軍時期，如今回歸在即，港人心情又是如何？（邱瑞金）

酸甜苦辣「No Problem ！」

回歸前夕，香港沒有像印度等一些殖民地獨立的經驗般，出現焚燒殖民地國旗、總督相片等激烈行為，香港人「告別殖民地」方式，平靜而冷漠。報紙上只見皇家海軍基地關閉，最後一次「港督杯」、「女皇杯」馬會，港督音樂會劃上句點，在香港的英國海軍將領將他在港的點滴生活出書了，媒體只說英國人離情依依，香港人的意見呢？香港人很客氣，總是回話說，英國人待我們很好，我們會想念他們！

生意人在乎的是個「賣」字，或許因為看準了六、七月間將湧進最後幾天殖民地的西方人，主題也是嘲諷中共的多，揶揄英國人的，幾乎沒看見。

例如一件回歸T恤上，一雙巨手拿著塗著鮮紅色、綴有五星旗大筷子，要把高樓大廈已經搖搖欲墜的香港本島夾起，橫列一排大字「The Great Chinese Take Away 」，賣衣服的店員有自知之明，說這衣服七月一日後就會收起來不賣，因為「太侮辱中共了！」

另一件T恤上，「No Problem」的大字寫在正中央，小字是基本法上載明的「資本主義制度及生活方式一切如常，五十年不變」的條約文字。沒問題的，香港人試著告訴自己？

四月間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行的「另類回歸紀念品展」上，香港人的幽默發揮到了極至。

有人將日曆製成廁紙狀，倒數回歸的日子一張張被撕下來，變成擦屁股的衛生紙──香港人已厭煩談論回歸的日子了！一具軟枕上，寫滿「共」字，說是「安枕棉」──香港人果真可以跟中共「同憂共枕」？花內褲作成的棒棒糖，取名「愛國PET PET 糖」，這糖「只可舔，不可吃」，吃法是「閉上眼睛，領導人就在你面前，然後慢慢的舔，你會覺得甘甜美味！」此糖還附贈領導人泳裝相片！

回歸前夕，香港的街坊書市，出現了大批探討過去的書籍，街道的地名是怎麼來的？以香港為主體的歷史──香港史怎麼寫，從考古到經濟發展，「香港學」成了新寵。但有興趣向英國人挑戰、反省殖民地經驗的書，並不多見。反倒是大陸作者所寫的書像《英國如何撤出殖民地》等，火辣辣地要聲討殖民地的功過是非。

鴉片戰爭、虎門燒煙、國父孫中山先生、烈士秋瑾、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歷史人物、事件，在九七年的香港，全成商品的賣點。（邱瑞金）

皇冠比「為人民服務」親切？

「英國人已經要走了，再多說也無用，香港人喜歡看未來，看過去也是為了將來要更好，」香港博益出版公司出版人馬桂綿猜想，這是「現實香港人」的選擇。

而近二十年來港英政府的施政──廉政公署的設立、地下鐵路、海底隧道、新市鎮發展等的建設，對於受過二次大戰之苦，親身體驗五、六○年代大陸動亂的「香港人」來說，「看到皇冠，比『為人民服務』的標語還親切，」大陸出來、印尼待過、在香港住了二十一年的專欄作家林保華說，「是英國人給我最舒適的生活，讓我有最多發展的機會，」他說，光就這點，他就沒法罵英國。

回顧來時路，一八四二年，中英簽訂南京條約，香港割讓給英國，一八六○年北京條約割讓南九龍，馬關戰敗後，英國以法租借廣州灣威脅香港安全為由，迫使清廷同意租借九龍半島，租期自一八九八年起，共九十九年。在此之前，根據史料，香港僅是一處有十五個村莊，一個市鎮，人口僅七千的漁村。

但是今天，香港卻是全球重要的貿易金融中心。車過葵涌貨櫃碼頭，放眼望去，一大片海埔新生地上，來自全球各地的貨櫃雲集；遠望外海，巨型海輪櫛比鱗次，十九世紀古歐洲地圖上萬商雲集的盛況，在香港百餘年的歷史中，除了對日戰爭那幾年，從來都是真實圖像。

是誰造就了香港的繁榮？回歸前夕，香港媒體展開了兩頭辯論，一方說香港原是個漁村，甚或是個草木不植，沒有人煙的荒島，是英國人讓它成為國際商港的。一方卻說，香港歷史悠久，中國居民自古就勞動生息在這塊土地上。英國人來到之前，香港的農、漁、航海業，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清廷在十九世紀時，早已在香港設營駐兵。

香港是誰「創造」的？當傾向中方的媒體發出「中國 」也有貢獻時，不少知識份子嗤之以鼻，並且從頭「找回主體」，他們從己身的經驗證明說，香港所以有今天，不是英國，不是中國，而是「通過香港人的努力，」香港民主黨高級研究主任劉細良說。

香港所以有今日，就好像香港人愛玩的賽馬一樣，有很大的賭博成分在內。如果不是扣上戰後國際經濟發展趨勢，六○年代以來像成衣、電晶體收音機、手錶，或是許多以模仿為設計策略的商品，如人造花、地毯、假髮，甚至性玩具等「香港製造」的產品，不會如此風行全世界。

「香港人的成功，絕非只是西方觀念裡『英國人的管治加上中國人的勤奮、努力』，而是因為香港人有縫就鑽，」劉細良說，這是香港人的精明之處，而且香港人至今還在蛻變，半導體業的成長，就是一個例子。

源於英國的賭馬，如今是香港人的最愛。「馬照跑、舞照跳」，這兩句讓港人心安的口號，會是港人未來的期待嗎？

從未想過港人需要？

眾聲喧譁中回望香港，一路走來的歷程，正是一連串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香港開埠時，正是英國維多利亞帝國最鼎盛之時，工業革命後，英國生產力大大提高，需更多殖民地來提供生產原料，及承受英國本地的工業產品。地大物博的中國被英國看中，租借香港正是要利用香港作為貿易基地，擴大和中國通商的機會。

香港大學建築系學者龍炳頤在其著作中指出，從香港開埠以來迄七○年代，英國人從未計畫過要將香港發展成「文化之邦」，也就是說，很少想到香港人真正的需要是什麼。

「早年來香港的英國人都是年輕人，他們文化知識低、市儈，只想在最短時間內賺取最大利益，」約翰•溫納所著《一百年前香港》寫著：他們保守、平凡，無文學、科學、藝術上的創造才能，是在英國不得志的中產階級，抱著不是發達，就是破產的決心來到香港。在這樣的結構下，早期的殖民地政府治理香港，商業及軍事目的重於一切，當然不可能談到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對待。

從香港如今房屋住宅的分佈，還可看到這種早期「殖民」不平衡的狀況。

昔日華人的住宅，多擠迫於荷里活道及太平街之間，多數是密不通風的小盒子，除了向街的一面，沒有通風和透光的地方

。屋與屋外之間沒有空隙，沒有天井，道路狹窄的如羊腸小徑。而作為港島中心的中環及寬闊的半山區，則是洋人專用的商業居住區。

英國人查得•威克在一八八二年所做的《香港衛生情況報告》指出，當時香港成年人的平均壽命為四十三歲，而一八四○年代，英國成年人的平均壽命已達五十五歲。華人的衛生及住房情況不佳，還因此染過大規模的瘟疫。

一九六六年，由於天星小輪的加價事件，香港爆發了大規模的「反英暴動」事件，工人們罷工，走上街頭示威，與警察發生流血衝突，軍裝警員甚至開槍鎮壓。最後，情況演變到工人跟文革期間的共產黨掛勾，此行動持續到了六七年。

這是香港殖民史上最動亂的一頁，行動的成因看似因勞資糾紛，實際上是香港人對殖民政府長久累積的不平等待遇，如苛刻的工作條件、日漸嚴重的貧富不均等問題的總爆發。

如今在香港歷史書上常看到的，工人們在港督府上貼滿大字報，街上橫列鋼索鐵馬、警民對峙的照片，隱然可想見當年激烈的狀況。但是這段歷史在香港人的心目中，卻是一段模糊的記憶，「事件的有些關鍵還不清楚，大家也不大願意回顧，」劉細良說。反英暴動，英國人不願說它可以理解，但如今「連中共都不大說它，就很難明白原因了，」劉細良說，難道這中間尚有難言之隱？

城市當代舞團的鄺為立經常到大陸訪問，對歷史有興趣的他，曾仔細地詢問過當年到香港參加反英暴動的老共產黨員事件經過。一位老共青團員告訴他，他同團的老大給香港警察抓了，大家曾彙報過上級，但共產黨卻未積極營救；另一位老哥參與完行動後回大陸，卻莫名其妙地失蹤。

「當時『中』英之或許有協議，一起遏止香港人的暴動，連帶地，連當時大陸來港的共產黨員也受影響？」他懷疑。

引用這一段當事人的口述歷史，鄺為立想說的，是許多香港人心中強烈的感覺：「香港人從未掌握過自己的命運，不是嗎？」他說。

位於上環的荷裏活街，過去是華人住宅區，有過一段衛生及住房不佳的歷史記憶，當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奔走革命的興中會會址也在附近。（邱瑞金）

誰是香港人？

六七年的反英暴動使得港府正視香港人的需求，從七○年代開始，香港在城市建設、教育規畫上都有「比較為殖民地人民的規畫，」劉細良形容。例如一九七三年港府為大多數不通英文的中國人，制訂「法定語文條例」，正式承認中英文同為合法的官方語言。

七八年以後，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香港的資金、人才直接進入大陸，作為一個「封閉大國」周遭最靠近的城市，「是大國向外看的眼睛跟轉運站，」台灣文化評論者南方朔說，香港的繁榮在預期中，八二年開始，中英談判決定這隻會生金蛋的「小龍」回歸中國大陸。

殖民地經驗對香港的影響，究竟是什麼？八○年代之後，香港的文學作品、電影裡經常描述一種對「自我身份認同」的迷惘，例如源自金庸《笑傲江湖》原著改編的徐克電影《東方不敗》中，能力戰西班牙跟日本戰艦、武功高強的「東方不敗」，卻以「非男非女」的形象出現，當他在浪人營裡，高唱「真我假我」之餘，當別人問他到底是誰時，他竟說「我是誰，我自己也很想知道！」

「香港人相對於外國人來說，當然是中國人，但相對於來自內地或台灣的中國人來說，又好像帶一些外國的影響……，他可能會說一些英文或普通話，但那到底不是自小熟習的，他最熟悉的粵語，卻不方便使用於書寫；他念書時背誦古文，到社會工作卻得熟悉商業信札的格式、廣告文字的諧趣與簡略 ，」經常思考香港人身分的作家梁秉鈞在一篇文章曾這樣剖析。

「如果英國是我們的父親，而中國是母親，我們是誰？用『中西交匯』是否能解釋，究竟香港是什麼？我們在文化上又建立了什麼？」香港藝術中心展覽總監何慶基在「香港六十年代」展覽的引介裡如此詢問。

香港人在語言、身分的混雜狀態，跟殖民地的經驗息息相關。

港府在教育、統治上採取一些策略，例如刻意不教中國歷史、文化及公民教育的課程，法律、官方文書一律採用英文，刻意扶植的英文政策等，是使這種複雜認同形成的主因。

當代舞團總經理鄺為立曾排過一場戲，描述在英式教育下長大的香港人，從小被要求講「英國人也不大說的牛津腔英文」，早餐吃的是奶油、餐包，但卻加了廣式通粉；戲裡頭，講英文的人站在高高的講堂上，講廣東話的人總在台下。他說，這就是所謂的「殖民影響」。

一直到現在，香港人對於英語的使用，都還有一種難解的情結。

香港電影《父子情》裡描述的，六○年代的第一代移民因為英文不好而升遷受阻，他們要求子女上英校、講比他們流利的英文，以利於就業。如今這樣的情結看似較淡薄，雖然政府來往的公文早已雙語並行，但「大家總認為用英文寫公文，事情會辦得比較快，」港府一位官員說。

去年底，港府發佈命令自九八年九月起，香港中小學每週須增加普通話課程。這為因應回歸的必要措施，卻引起港人質疑，許多人擔心，如此會讓孩子功課負擔過大、英文程度下降。

八○年代，香港大學大量擴充，社會上出現了一股聲浪：大學生素質下滑，從學生英文程度就可知道。「法庭上，律師越來越難跟英國法官辯論，因為英文不夠好，」民主建港聯盟主席曾鈺成說。過去，多半的香港家庭，只要有能力，就將孩子往英語中小學送，畢業後則最好能上有著英式傳統的香港大學，然後到英國留學……。如今，雖然也有些家庭將孩子送往中國大陸讀書，希望將來他們普通話更好，可以魚躍龍門，但許多人心知肚明，只要香港作為國際商港的特性一日還在，英文的地位便不會消失。

新界圍村吉慶圍，是典型廣式圍村，四圍以青磚砌成，四周有碉堡。一八九九年，九龍、新界被不平等條約租給英國時，吉慶圍曾與英軍血戰，圍內鐵門被英軍攻破，當作戰利品運往英國。（邱瑞金）

中國是最大鄰國？

「英語，在這個社會上，變成一種價值衡量的方式，一把量度地位的尺，一個諂上驕下的藉口，而不是一個溝通方式，」梁秉鈞的文章說得看似嚴重，雖然也有些香港人認為，香港人對英文的重視，並非是「情結」，只是因為香港向是國際城市，「習慣了，」在香港出生長大的政治大學教授彭家發說。如今回歸在即，「語言政策會越來越被注意是必然的，」曾鈺成就指出，如今在香港上流社會，英文都還是主要的溝通語言，雖然大家都會講廣東話，「回歸之後如果還這樣，其實有點怪，」他說。

除了語言，殖民地政府對香港人的歷史教育，更是香港人的大痛。「教科書上，中國一向被認為是第三國，是香港的『最大鄰國』，在歷史教科書裡，鴉片戰爭也僅是『貿易』，而非『侵略』戰爭，」念中文學校的劉細良說，他從念英文學校的妹妹的書中看到，香港人依著英國人的習慣，念印度、加拿大等與「大英國協」息息相關的歷史，卻從來不問為什麼？

為了演戲，鄺為立曾去圖書館查資料，意外發現六○年代香港教育署對教科書內容的批文，意思是刪去香港史。「英國人的用意很明顯，叫你不要懂得自己，好管理嘛！」他說。但英國人的好處也在「像這種歷史檔案，每隔十年就公開，你可以根據資料來罵它，」他說。

劉細良表示，英國殖民教育，從來不給港人權力，也不教港人認識自己，當中英談判時，港人只好「像個事不關己的局外人，完全沒有置喙餘地，對香港前途，中英雙方什麼時候問過港人意見？」他說。

北京天安門廣場邊，巨幅的香港回歸倒數計時版，從三位跳到兩位數，如今已跳到剩下一個月不到了，不管是不是問過港人，「改朝換代」已是不爭的事實。

身穿潔白中山裝的劉德華，從朱樑紅縵、閃亮天藍的中國地圖中現身，新唱片宣傳的MTV上，黃沙飛揚紅旗飄，腰纏紅巾的鼓手打得鼓聲咚咚。記者會上，劉德華說：「以前，我總被認為是香港人，現在，我要抬頭挺胸說，我是中國人！」

接近七月交接的香港，媒體不時可見特區首長董建華對港人的諄諄教誨：儒家文化要加強，公民教育很可貴，家庭觀念要重新建構。預委會教科書更動的討論中，國家民族觀念、中國傳統文化和倫理道德，與對中國歷史地理的認識，已被列為重點提綱。

從圖像到意識，從英國──哦！不，從「中西混雜」的香港到中國，香港人的想法是什麼？

敏感的知識份子最難過了。「好像我們是被強姦過的母親生出來的小孩，是雜種，現在要教化我們，將我們換成純種，」文化人梁文道用強烈的語詞表示，「但是他們有沒想過，我們會成為雜種，不是我們的錯？」

香港人最受不了的，是大陸人的老哥心態。一位香港人有次為了在大陸登廣告的事情不放心，一再打電話確定，回話的上海人居然說，「怎麼是小孩在教老大？」

幾次經驗讓這位港人學了乖，放低姿態。「香港人只懂資本主義的一套，還要你們多多教導，」他說。「北京人沒有明說，但行動上很清楚，你們只要給錢就好，人才我們很多！」這位香港人雖然心裡頭知道，並非每個大陸人都如此狹隘，但當他碰到大陸「老大哥」時，仍覺得沮喪。

「中國」跟「香港」的文化果真不同？「儒家文化裡君臣父子等觀念，在如今的大陸人化成了倫理、尊卑，這跟香港文化講個人、重平等的作風畢竟有別，」這位香港人感慨地說，原來跟大陸的「中國人」相處，「要學的是溝通技巧，有些字不可公開的用，」他說，例如不可以公開地說「六四死了人」，也不能「公開的罵中國領導人，北京人、上海人可以，就是『被殖民過』的香港人不可以罵，」他說。

九七之後，在港已連續演了兩個月的天安門記錄片，能否再上演，是香港報刊的熱門話題。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對香港人認同中國的情懷影響重大，許多人對中國大陸政治改革希望幻滅，也由此始。（邱瑞金）

香港不變中國變

在中共幹部的眼中，香港知識份子對大陸人，或是對如今特區政府例如緊縮言論自由等「公安條例」的不滿，是因為「受了西方教育，被西方氣氛所影響，」香港中國通訊社長郭招金說。他的話相當程度地說明中共政權對一些香港人的看法。

但是在如今的政治氣氛下，當然也有些香港人，對於回歸中國大陸「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想起來民族驕傲、歷史感就油然而生，像宋朝就已經開發的新界地區慶祝回歸的熱誠，比香港九龍等地更為熱切，多少反映了這種心態。

曾浴血抗英的新界圍村吉慶圍，最近成了熱門觀光點，貼在吉慶圍村門口的春聯，雖已被風雨浸染得泛白，但「吉日于歸光錦水，慶期迎迓叫周南」的字體清楚可見，這可是他們的心情？

對大多數為生活孜孜矻矻中下階層勞工來說，回歸就像喝水一樣，「我們沒錢，所以不怕，誰來都一樣！」一名計程車司機說。「香港不變中國變，中國不變，香港就麻煩了！」另一位司機回答得倒是具有「禪意」。

歷史上的香港，在一九四一年二次大戰期間曾淪落日軍之手，戰後才再度為英軍收回，如今又要回歸「中國」，歷史上三度政權的易手，香港這顆「東方之珠」變得了嗎？

十九六七年大陸文革正熾，香港也發生了反共暴動，示威者爬上了港督府貼大字報，眼看著文革就要在香港延燒開來，結果卻被香港警察鎮壓下來。(香港新聞處提供)

香港故事說不完

回歸前夕，至少在外表上，不變的是這個城市的商業基底。人們的經濟生活依然瘋狂，地鐵裡一張張面無表情的臉，電車隆隆、高跟鞋踩踏在電扶梯上喀喀作響，上下班通勤時間，沒有人聲、不會交談，那是跟東京、倫敦，或是台北一樣，一成不變的都市臉。

在這歷史的交接點，最忙的，怕是政治人物了！銅鑼灣地鐵邊，一出站，賣獎券的寫著標語：「反倒退，不撤退，跨越九七，進軍九八，獎券行籌款活動，每張二十元，請多支持。」被港特首董建華形容到國外「唱衰香港」的民主黨正在募款。

解放軍先遣部隊也進城了！報紙上解放軍頭頭多麼小心呀！他對著媒體說，解放軍不單是槍法如神、身手矯捷，而且深愛人民，不抽煙，不酗酒，不上館子，不要家裡寄錢，有修養、有禮貌，甚至住在荔枝園旁邊，連一顆荔枝也不會偷摘。

解放軍如童子軍格律般的保證，媒體很忠實的反映了，但人們仍忘不了，那發生於一九八九年血腥屠殺的天安門事件。

位於灣仔的新華戲院由兩位美國導演拍攝的「天安門」紀錄片，一上演就二個月；今年六月四日，港人將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最後一次紀念六四的活動，規模跟參與人數，預計將不會比過去少。亞洲電視在交接前夕作了調查，問港人回歸的信心，百分之二十二的人興奮，百分之十二的人悲觀，百分之四十七的人沒有感覺。

告別的年代，易幟的心情，是感傷，加上一點怨懟。好似從父命嫁給了馬文才的祝英台，雖然委屈，但馬家有財有勢，日子也就過下來了，不想忽然祝、馬兩家又決定讓英台從此回家侍奉老父，而且就在這個月之後就要離別。此故事名為「馬祝英台回娘家」，欲知後事如何，請待下回分解……。

對雙層巴士上的香港芸芸眾生而言，九七並非始點，也非終點，只是人生旅途行經的一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