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沈君山說:「過去我們討論大陸問題,有很多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實際上,我們要把大陸當做一個競爭對手,就得理性地去了解、分析彼此實力,據以製定因應的策略。」
在這海峽二岸經濟戰方酣時,讓我們理性地來看看大陸的經濟改革。
幾乎所有民主國家,對大陸的經濟改革都抱著樂觀其成的態度。大陸的開放,短期內,為許多人帶來十億人口市場的美夢;長期來看,大家更希望藉著它在經濟上的放鬆管制,也影響政治型態,使中國大陸成為「世界和平安定的要素」。
大陸人民自己,又有什麼感受呢?
重慶.1984。(Kirby Chien)
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一九七八年底,中共宣佈「經濟改革」,首先由農村改革下手,放鬆管制,除了規定繳交的數量外,其餘收成可自由處理,代替以往全部「上繳」的規定,刺激了農民的耕作意願,使得產量大增。
目前農民佔大陸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農業改革,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近二年來,中國大陸的實質經濟成長率超過百分之八,以往很稀罕的東西,如腳踏車、收音機、手錶等已慢慢普遍,而電冰箱、洗衣機和摩托車,也成為人們渴望擁有的東西。
「大致說來,這次中共經濟改革方向是對的,且步子相當大」,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薩公強說,「不過,任何改革在推動時,都難免有些問題和阻力。」
重新分配資源,有人得利,也會有人失勢。舉例來說,壯丁從軍去的農家,人手不足,收成就比不上人力充裕的農家。過去吃「大鍋飯」時代,窮則窮矣,但大家一樣,心裡就不會如此不是滋味。
許多人卅年來已習慣沒有競爭、大家領同樣工資的生活,對乍來的改變不太能適應;而權力下放、減少管制,使許多幹部失去既得利益,對推動經濟改革也不帶勁;還有人認為這是開「共產」的倒車,抱怨說這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接下來的城市工商業改革,情況就更複雜了。
長江流域.1984。(Kirby Chien)
城市改革問題多
去年,中共宣佈工商企業「利改稅」政策,企業繳納稅額,自負盈虧,取代以往「利潤上繳」的規定。此外,並賦予企業本身及地方政府較多權限,例如在某一金額下可自行洽購設備或與外商合作;為吸引外商投資還開闢了經濟特區和少數幾個沿海城市。
工商企業的結構比農業複雜得多,例如:農村以農戶為基礎,各戶願為自己的利益盡力;工廠裏的工人則來自各方,每個人對工廠收益的關心程度不同,也就沒那麼強的工作動機;官派的管理人員,缺乏計算成本、追求利潤的觀念與知識……。種種原因,使中共的城市改革成績尚不顯著。
而問題卻已不少。
「權力下放」後,各地紛紛自行對外洽購原料或設備,金額超過中共中央所能負擔,使得外債高築,至一九八四年已超過卅七億美元,逼得中共在去年又改採緊縮政策,甚至取消一些已簽訂的合約。
與城市改革同時推動的「價格改革」——過去中共為控制工資,把物價壓得很低,改革中把物價調高,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方向對、步子大
部分知識分子對放鬆管理及門戶開放政策,不以為然,認為前者將帶來精神汙染,加深人們「向錢看」的心理,後者則是鼓勵外人來剝削大陸的勞力。而且,各開放地區有不同的投資優惠,區內工資也不同,形成「特權」地帶,違反共產主義基本的「公平」原則。
為了達到改革目的,重用「四化」——專業化、年輕化、革命化、知識化的人員,也引起老幹部的反抗。
這些阻力都可能使改革腳步遲緩、停滯。
除了失去既得利益者的抵制外,阻礙改革最主要的因素是:部分措施與共產主義的基本意識型態相違背。
例如:經濟特區的設立,違反了「公平」的原則;物價的調整使低收入者,生活更苦,違背了「照顧勞苦大眾」的精神……。
「這些矛盾現象很容易使人產生懷疑、不信任。一旦這股力量波及中共政權內部的均勢,改革措施就會緊縮」,政治大學政治系教授李國雄分析。
政策向右,思想向左
因為政治變動多,許多人為求自保,託庇於「有力人士」,使中共派系特別多。鄧小平已八十高齡,他的接班人能否有足夠的力量繼續推動改革,還是個未知數。「Fortune」雜誌指出:包括鄧小平在內,沒有人能確定新政策能持續多久。
「中共發展經濟的長處是敢變;弱點則是思想與政策對立,政策向右,思想仍向左,正如人的兩隻腳,一隻往右、一隻往左,怎麼能夠向前走?這個基本矛盾很難克服」,美國波爾大學教授鄭竹園說。
中共卻是認為,共產主義有其先天的優越性,不過某些資本主義的方法卻能刺激經濟發展,因此擬在共產制度下「借用」這些方法,發展經濟。這難道行不通嗎?
「中共為了維持政權穩定,自稱為『鳥籠經濟』,鳥好比經濟,籠子就是國家計畫,在籠媥那猺腹A但不可出籠」,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魏艾指出:「也就是說,改革必須在共產體制下進行,因此即使中共的經濟改革能持續進行,通貨膨脹、投資浮濫等問題也隨時間而改善,但仍有些『死角』無法避免。」
「財產權」就是其中之一。
三大「死角」
在私人財產制下,企業所有人與企業休戚與共,當盡全力經營。現在中共雖然擴大企業自主權,要廠長負責,但所有權仍屬於「國家」。
「廠長為了滿足政府納稅上繳的要求,及照顧員工福利,將儘量使用既有設備生產,不會關心設備的更新及研究發展,所以短期產量容或能夠增加,但長期下來必定造成產能萎縮,技術水準也難以提昇」,政治大學經濟研究所所長陸民仁說。
物價由政府控制,是另一難以突破的瓶頸。在自由經濟中,物價是項重要的資訊,可藉以判斷那些產品、那種產業值得發展,那些應該淘汰,使資源做最有利的分配。中共的價格改革雖然設法使價格能反應事實,但畢竟隔了一層,不能有效發揮資訊的功能。
失業問題是又一困擾。在共產制度下,由政府安排就業,為了安插就業人口,產生了一人份工作「分」給幾個人做的「隱藏性失業」,也使中國大陸成為世界上勞動生產率最低的地區之一。
直到今天,到大陸旅行的外國人,幾乎都還會有同樣的遭遇:到旅館、飯店投宿,櫃台服務員的第一個反應是「客滿了」,待苦苦哀求,或表示無處可去、「耍賴」要在廳上打地舖,就有房間了。
另一種飯店中普遍的現象是:一個人就能勝任的外幣兌換工作,通常安插了三個人。第一個人處理,第二個人查核,第三個人再覆核一次。
一旦企業要自負盈虧,就得講求成本與產品(服務)品質,多餘的、低素質的人力勢必得淘汰。失業問題將隨著改革的推進,日漸嚴重。
共產經濟向「右」看
「隱藏性失業『化暗為明』了」,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邊裕淵說。目前中共開放私人經營小商店,解決了部分失業問題。但失業人數仍是有增無減。
在共產制度下採行自由經濟的措施,都會有這些問題嗎?其他國家的情形呢?
最近的「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指出:由於共產國家普遍的生活水準偏低、進步遲緩,幾乎每個共產國家都開始部分採行自由經濟,以支撐日漸顫危的經濟。
自由經濟的旋風吹過共產世界時,在各個國家引起不同程度的改革,也有不同的效果。例如:南斯拉夫採勞工自治的方法,結果造成高失業率及通貨膨脹,經濟瀕臨破產;捷克的情形也不妙,每六個工人中就有一個失業,外債總額達二百億美元;情況最好、已成共產世界經濟革新典範的是匈牙利。
在匈牙利,企業為國有,負責人由政府指派,有權決定企業的產量及投資;物價仍由政府管制,以控制幣值,為相當嚴密的計畫經濟。
特別的是,下班後員工可自組小組,以既有設備進行生產,產品自行銷售後,除繳少許的稅外,盈餘歸個人。這種下班後的經濟活動,稱為「第二經濟」,以別於上班的「第一經濟」。
匈牙利「第二經濟」掛帥
「第二經濟是推動匈牙利經濟發展的主力,它雖然只能算補助的經濟活動,但產值卻佔了總生產值的百分之卅」,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研究員洪茂雄指出。
目前匈牙利的國民所得約四千五百美元,超過許多開發中國家。但根據聯合國發佈的資料,它在一九五○年代物資淨產值的成長率超過百分之八;六○年代約為百分之六;但到了七○年代末期就降至百分之三點二;一九八一年更降到百分之二點五,有每下愈況之勢。
經濟成長率雖然是愈往上愈難,但匈牙利四千多美元的國民所得,與美國的一萬三千美元、歐美國家的動輒上萬美元,仍有相當差距,應該還不致到難再成長的階段。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匈牙利是個人口僅一千萬的小國,情況單純,因此在經濟發展初期以政府之力、集中規畫、運用資源,可以得到快速的成長;但成長到一個地步後,經濟活動愈來愈複雜,由中央計畫和控制的體系,已不能有效配合,非靠企業界本身的力量,難以突破。這也是共產國家經濟發展的瓶頸」,專門研究東歐經濟的洪茂雄說。
而以中國大陸來說,人口、幅員等都比匈牙利大多了,基本上就缺乏由政府有效規劃運用資源的條件。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共產主義所標榜的由政府整體規劃,人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究竟有什麼問題?為什麼不能實現?
「要達到『各盡所能』,基本上必須有很高的道德水準,人們願不計報酬、全力付出;而要做到『各取所需』,則須有豐富的物質,要什麼有什麼。但人都有私心,自己沒有利益的,就不願多付出;在此前提下,也就沒有豐富的物質,因此共產主義仍只是個遙遠的理想」,一位國際政治的專家表示。
他指出,資本主義也有弱點,如造成貧富差距、資源壟斷等弊病,但在人未變成「聖人」前,這種自由競爭、有付出就能有收成的制度,才能誘使人去勞動、創新,帶動社會進步。而對它可能產生的弊病,則可用社會福利法、反托拉斯法等防範、抑制。
利用人的自利心,提供誘因,確是促使經濟發展最可行的方法。中經院副研究員馬凱舉例說:「匈牙利發展的主力是『第二經濟』;蘇聯農村有百分之三的自由經濟活動,卻佔了農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卅;中國大陸約有百分之六的自由經濟,產值佔了農村生產的百分之四十。」
大陸能開放多少?
因此,大陸放鬆管制,採用小部分自由經濟措施,一定會刺激經濟成長。問題是:大陸能開放多少?
美國賓州大學教授Jan S. Prybyla的研究報告指出:從一九八四年十月廿日中共官方宣佈市場化與私人化必須小心、不要越出計畫經濟的界限來看,改革將是極有限的。「中國」將繼續來來回回地調整,但超出原來經濟系統界限的改革,似乎不會出現。
「在毛澤東死後這幾年,『中國』有了戲劇化的改變,未來的改變也可能同樣戲劇化」,「Newsweek」前駐北平分社主任James Dringle最近指出:「也許十年後,一些未來的紅衛兵會從北京長城大飯店廿二樓,把IBM的電腦摔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