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在眾人喧嘩聲中轉身離去的羅文嘉

我是在1966年出生，雖然我們這一輩的「五年級生」，從小仍是接受「黨國教育」的薰陶成長，不過在我略懂世事的國中時期，黨外運動已經開始蓬勃發展；等到了最熱血、活動力最強的大學時期，又適逢台灣社會運動最熱鬧、最百家爭鳴的1980年代，受到整個大環境鬆動，各種資訊逐漸流通，以及其他社運前輩的成果鼓舞，很自然對眾多像我這樣懷抱理想又求知若渴的青年，帶來深遠的「啟蒙」效應。

因此在我年輕時，同儕參與社會運動非常踴躍，有人關心工運、有人致力婦運、有人獻身環保，當然也有像我這樣的人，將目光放在政治體制的改造。只不過在那個尚屬封閉威權的年代，不管投入那一種類型的運動，問題癥結最後還是會指向戒嚴、獨裁的政治環境，也因為有「國民黨」這個共同敵人，社會運動和政治運動的結盟非常普遍，關心公共事務的青年通常也不排斥參與政治，這和現在年輕人厭惡藍綠惡鬥、不喜歡和政治沾上邊的景況大異其趣。

1991年我退伍後，從擔任前總統陳水扁的立委助理做起，陸續參與了「廢除刑法第一百條」、「改革軍隊法治人權問題」等社會運動；之後的際遇可能大家都還有印象，隨著陳水扁當選台北市長，以及之後在2000年當選總統，我也有機會進入體制，並歷任台北市新聞處長、行政院文建會副主委、客委員主委等官職。

不過實際在體制內佔有一席之地後，我才發現身為擁有權力和資源的政務官，雖然能在最短時間內實現自己部分「改造社會」的夢想，然而由龐大官僚體系組成的體制卻也是「磨人」的，怎麼說呢？我常打這樣的比喻，如果龐大的政府體系像是一棟大樓，唯有身為體制外的運動者才能看清全貌；當你成為大樓中某間廁所的管理者，視野就只剩下「怎麼把廁所維持得更乾淨」！

因此雖然在外界看來，你似乎身處政府組織某個的制高點，但其實你會發現自己最常做的，都是在極為繁瑣的公文及公務體系中打轉，一切只為了維繫這個部門的正常運作，不知不覺也可能迷失了自己原有的步伐，反而認不清楚整個體制運作的問題。

這段時間的沈潛，我也一直在反省，究竟自己擔任公職的那幾年，到底為這個社會帶來了哪些影響？結論或許是正反面皆有。例如我在擔任北市新聞處長期間，覺得這個城市實在太無聊了，因此催生了牯嶺街小劇場、市長官邸、台北光點、當代藝術館等歷史建物的再利用，後來也在其他縣市形成風潮，這或許就是一種正面的效應。

但在那幾年我也同時舉辦了很多「城市節慶」的活動，本意也是希望為城市增添趣味，但後來各縣市紛紛仿效，砸大錢規劃「浪漫耶誕夜」、「跨年」等慶祝活動，永遠都是放煙火、找明星跨刀那一套，搞得既無創意，甚至演變成行銷首長形象的樣板，這是我認為較為可惜的地方。

除此之外，我也深切體認到制度面的改革有時而窮。例如我在擔任立委期間，很努力與民間NGO合力推動「黨政軍退出媒體」，後來終於完成立法（編按：2003年「廣電法」修法，規定黨政軍須在2005年12月26日前釋出廣電媒體的股權），但從後見之明來看，即使我們確實撼動了體制，但媒體有因此變得更公平自主嗎？事實上不但沒有，反而變得更糟！因為除了政治黑手以更精緻的「置入性行銷」包裝介入外，媒體受到商業力量掣肘、愈加走向惡質競爭的趨勢也非常明顯，種種盤根錯節的問題，絕非單純「修法」就可以改變。

不過我還是非常高興自己同時具有站在體制內、外改革的經驗，這讓我有機會認清在不同位置上看不到的迷思；而最近兩年淡出政壇後，我也發現目前真正主宰台灣社會的，其實是更龐大、更複雜的資本主義體制，它才是影響整個國家運作的關鍵。因此我才嘗試辦「二次黨外」雜誌，雜誌重點就放在──若一次黨外討論是「政治民主」，二次黨外就該聚焦在「經濟民主」、如何讓社會資源更公平地分配等問題。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很多人都會關心我為何屢次從權力核心中淡出，其實從頭到尾都沒有外界想像的權謀計算，我只是很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一個精采、豐富、盡情燃燒自己的生命歷程，所以我從來不怕失去，當面臨眾多選擇時，我也常習慣性地走向最少人走的路。就像現在辦雜誌，很多人揶揄我「只是在燒錢」，我當然知道這是事實，但推廣新思潮、新論述，卻是現階段我覺得最該做的事。

這也是我對現代青年運動者的最誠摯建言──要先釐清並且堅定自己的價值和信仰，你才有力量走下去，也才能支持自己持續在最黑暗的角落奮戰，並且始終相信曙光將有到來的一天。而我自己，也是這樣走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