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麻日的聚禮在寺師傅的呼拜詞中正式開始,由於時差,各地聚禮時間不同,台北三月的聚禮時間大約在下午一時半左右。(邱瑞金)
二十世紀漸入尾聲,在號稱有著「淹腳目」大把鈔票的台灣,心靈似乎益形饑渴──書店裡,擠滿各色各樣的「攻心」叢書;宗教界也呈現一陣熱鬧滾滾的蓬勃氛圍,有屬道教的湄州媽祖來台,有天主教教宗和佛光山星雲的東西宗教大師會晤,有屬佛家的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造訪,也有前一陣子引起社會「迷信還是正信」爭議、進而還因此召開宗教大會的中台禪寺、宋七力、妙天禪師事件,台灣的宗教界直可以「沸騰」來形容其熱度。
回教聚禮男女分堂,婦女在樓上禮拜,人數明顯地比男子少得多。
一片熱鬧中,全世界僅次於基督教(含天主教和新教徒)、擁有十億多信眾、並已流傳中土千餘年的回教,卻被遠遠地拋在聚光燈外。
來自中東國家的回教青年平常各忙各的,趁主麻日正好聯誼,一解鄉愁。(邱瑞金)
總數約六萬的中華民國回教信徒,在台灣各個宗教族群中顯得相當弱勢,他們默默地承受許多外界扭曲的刻板印象,很少反擊,卻緊緊地堅守著多數是代代相傳下來的信仰。
在今日世界的主要宗教當中,大概再沒有比回教更受誤解的了。
「一手持古蘭經,一手持劍」、好戰、恐怖份子、歧視女性、落後、神祕、不合群……,種種外界所傳的刻版印象,常讓本來人數就不多的台灣回教徒感到困擾。
「回子」來了
年初剛出版的回教古蘭經白話本譯者、台電工程師沈遐淮,記得幼時在南京上小學時,同學常喊他「回子、回子」,這也還好,後來到台灣念中學,同學就更過分了,有時在他的便當裡偷放豬肉,還用非常不雅的台語給伊斯蘭取諧音渾名,讓他到現在想起來還要難過一陣子。
伊斯蘭的本意是「順從」,從阿拉伯字Salaam延伸而來,原字義是平安,引伸後的意義成為,「人類順從造物主安拉的指示而成為一個和諧的社會,進而達到世界和平的境界。」它的名稱即彰顯了嚴謹的教義:服從唯一的真神,不用創教者的名字或宗族名稱,一切以真主意旨為依歸。
傳到中國且逐漸漢化後,中國人將伊斯蘭譯作清真,意指純潔樸素,取自世說新語:「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也。」點出伊斯蘭的生活方式,回教徒聚禮之處因之稱作清真寺,回教飯館也被叫作清真館。
長久以來,史學家將西亞一帶視為一神教的故鄉,三大一神教信仰都發源於此,回教則是其中最年輕的一個。第一大教天主教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說:「因為一神信仰,所以這些安拉的信徒們就與我們非常接近。」沈遐淮更把猶太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比喻為三兄弟,說可惜這三兄弟不太齊心。
在基督教文化為主流的西方世界裡,媒體是訊息的主導者,而在伊朗人質事件後,強勢的西方媒體上,回教徒就經常以「基本教義派」的面貌出現,「恐怖份子」更是幾乎和阿拉伯的回教徒劃上等號,令一般回教徒覺得十分不公。
「作賊的喊捉賊」
「好像作賊的喊捉賊,」古蘭經新譯本《清真溪流》的譯者沈遐淮說,就看十字軍東征好了,分明記載的是基督教武士到東方去殲滅東方的異教「邪惡帝國」,怎麼到頭來給人的印象是回教徒為了傳教而挑起戰端?
翻開一部阿拉伯回教王國拓展史,固然因著王族派系、土地等自然資源之爭而爭戰連連,但回教統治者在宗教上通常採取寬大懷柔的政策,比如以賦稅的優待來鼓勵新征服地的子民信仰伊斯蘭,並不強迫眾人一定得信。
研究中國回教發展的史學家林長寬認為,除了政策上的優惠,伊斯蘭信仰中信守清規、重視家庭、講求平等、不迷信的道德觀,本身自有其吸引力,回教也就隨著征服者的腳步而傳開了,在所統治之處幾乎皆成主流宗教。像中亞、西亞的大多國家,南亞的巴基斯坦、東南亞的印尼等,回教人口都高達百分之九十以上。
「這絕不是穆聖倡導:一手拿劍,一手拿古蘭經,高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因素,」留學利比亞十年、主攻社會學的中國回教協會專員馬孝棋解釋。穆罕默德曾經說過:「凡是虧待不信回教的人,就好像是虧待我一樣!」哪裡還會去逼迫異教徒。
本身沒有特別宗教信仰,但曾駐節沙烏地阿拉伯、約旦,也因此淵源而擔任中阿文經協會祕書長多年的丁慰慈也說,「穆罕默德去世多年後才有古蘭經的問世,他怎麼一手拿經、一手持劍?一般人對回教的誤解實在太深了!」
「我跟妳離婚,我跟妳離婚,我跟妳離婚!」
對回教徒的誤解絕不限於歷史,現實生活中也不少令回教徒既好笑又好氣的事。
數年前,一本頗為著名的暢銷英文週刊,有一期的封面故事就是「I Divorce Thee, I Divorce Thee, I Divorce Thee!」──「我跟妳離婚!我跟妳離婚!我跟妳離婚!」許多人相信,每一個阿拉伯世界中的回教徒都有四個老婆,並且普遍認為,回教式的離婚,就是丈夫可隨時對妻子說三聲:我跟妳離婚!妻子就只好傷心地被掃地出門了。
馬孝棋感到好笑:「這是什麼話嗎?我們回教要真是這樣,還有那麼多人要信它嗎?為什麼當一個佛教徒或基督徒婚姻觸礁時,大家只會為一個破碎的家庭感到遺憾,而一個阿拉伯人離婚時,就成了全體回族或是阿拉伯人的罪狀?」
根據已有六十年歷史的中國回教協會對其會眾的非正式統計,回教徒的離婚率非常低,老一輩的幾乎沒有,年輕一代也不多。
本身是傳統回教徒,並且在中國回教協會工作的白美玲認為,傳統回教徒非常重視生活小節,從小被訓練守清規,不抽煙、喝酒,非清真食品不吃,基本上很少在外面用餐,自然減少許多應酬、避開不少引誘,相對地和家人相處的時間就多,感情不易疏離;二來回教徒習性保守,也比較不受現代風氣的影響,再加上回教徒大多遵循古蘭經訓,配偶也都要找回教徒,大家價值觀相同,衝突自然少。
至於回教容許多妻的習俗,其實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阿拉伯半島上,早年征戰連連,戰死沙場是常有的事,而女人沒有謀生能力,社會許可為了照顧袍澤的寡妻孤兒,而娶其入門。古蘭經上吩咐著:「對待那些孤兒,若你們害怕不能公平,無妨在寡婦之中取進合意的女子:兩個、或三個、或四個。」(古蘭經4:3)傳說穆罕默德總共娶了十位妻子,多數都是這樣的狀況。
現代情況已大不同於當年,曾任中華民國駐阿大使多年的亞盟秘書長田寶岱說,「現在沙烏地阿拉伯,法律雖然允許回教徒娶四個妻子,但真正娶四個太太的並不多,多數是貴族或富商,因為大部分人實在無法負擔好幾個老婆的開銷,」這也因為古蘭經上特別叮囑,「若你們害怕自己無法公平對待(娶進來的婦女),那就只娶一位。」田寶岱說,這是很實際的,買衣服、皮包、珠寶,任何東西給妻子,都得同樣的四份,絕不能偏心。
一般人都知道,回教是阿拉伯先知穆罕默德在七世紀初所創立的,傳說中他生長在今伊斯蘭聖城麥加,四十歲那年,忽在城市附近一個他經常去沉思的山洞中得到上帝使者的啟示,並且口述給他真主的話語,作為信仰的依據和行為的準則,這些話語後來經穆罕默德的弟子恭錄成冊,就是今天的古蘭經。
天賜古蘭經
當時的阿拉伯世界信仰十分龐雜,多數是拜偶像的多神信徒,也有少數基督教和猶太教的信徒,穆罕默德傳播嚴格的一神信仰受到強烈抵制,他和自己的妻子、伯父、家族成員和少數以貧民為主的信眾,在麥加前後傳教十三年,遭到當地勢力的嚴酷打壓,終於在西元六二二年帶著信徒離開麥加到麥地那,平安抵達的那一天剛好是星期五,穆罕默德率信眾舉行聚禮,感謝真主,自此遂成定制,世世代代的回教徒都在這一天舉行禮拜,西元六二二年也成了回曆元年。
由於穆罕默德並未指定繼承人,他所建立的回教王國,在他過世後不久,就起了繼承者之爭,造成後世的兄弟鬩牆和派別問題。然而,這並未影響回教王國的成長,短短一百年間,經伊斯蘭信仰啟蒙的阿拉伯王國便迅速地開疆闢土,伊斯蘭信仰也隨著普及於西亞、北非和歐洲東南。
也就在這段期間,回教傳入了中土大唐,雖然學者對於回教傳入中國的確實時間至今未有定論,但大致同意是在盛唐期間、約在第七世紀的中葉。
和在其他地區發展的軌跡不同,回教傳入中國之初和武力或領土擴張無關,而是十分平和自然地,隨著阿拉伯商人的腳蹤來到繁華的大唐商埠首府。作生意的阿拉伯穆斯林(伊斯蘭信徒)貿易商也並未對外傳教,只是本身遵循著所守的清規戒律,他們中有不少在中國落戶,娶中國女子為妻,後代便是最早的中國回教徒。
到中國去!
據說穆罕默德曾有一句名言:為了求知識,即使遠在中國也要去。學者一直很懷疑穆罕默德真的說過這句話,不過到中國的伊斯蘭門徒們開始大量汲取儒家文明,融入中國主流文化是明朝之後的事,關鍵點卻在元朝。
明史上記載著:「元時回回滿天下」,穆斯林在中國生根、享有重要的社會地位、並發展成為一個中國重要的少數民族,是在蒙古人統治下的元朝。東征西討的蒙古帝國,在尚未滅宋前就征服了中亞的回教國家,並且招降、征擄了不少驍勇善戰的回族軍人和技藝高超的工匠,軍隊納編為「探馬赤軍」,回鶻人佔大多數,元朝就稱他們為「回回軍」,成為日後征討南宋的重要幫手,回回也成為中國伊斯蘭的名字。
蒙古由於幅員廣大,實行屯兵制,回回軍所到之處,往往被留下戌守屯墾,形成日後的回回村、回回營,直到今日,仍有遺跡可尋。而自海上貿易來華的,唐、宋元、明歷代都有不少,多數聚居海口大埠,廣州、泉州、南京、濟南、天津,由南而北,也形成回族聚落,建有壯觀的清真寺。台灣早年的回教徒就來自泉州,最早的記錄可溯至明末清初,忠心於明朝的回教徒跟隨鄭成功到台灣,聚居在淡水和鹿港兩大港都,鹿港清真寺的遺跡前不久才被拆除。
金庸小說迷大概都知道,《倚天屠龍記》中,傳自波斯的明教,是抗暴反元的主力軍,其中的幾個人物,如大將常遇春、沐英,甚至後來登基的明太祖朱元璋等都是明教信徒,這指的應該就是回教。後代也有傳言明太祖和馬皇后是穆斯林。不管此說真假,明朝一代,對回教的確十分禮遇,太祖還頒過一方讚美清真教徒的「百字讚」。
明朝接替蒙古人的統治,所以在回復漢人政權後,便厲行全面「漢化政策」,頗有點「文化復興」的味道,明朝的回教徒在大環境中逐漸漢化,朝廷還以賜姓等方式使回教徒融入主流社會,教徒人數也在安定的社會中大幅成長。
對中國回教的發展頗有研究的丁慰慈認為,回儒文明的融合和有明一代對回教的鼓勵政策和整體學術氛圍有關。原來儒家不談鬼神虛空,講求經世致用、修身齊家治國的實用哲學,和回教的生活即宗教的理論本有調和之處,然而佛教東來後,宋朝的儒家也開始提出宇宙觀、太極說,一時理、性、氣、命之談大興,明代學者十分不以為然,形成一股批判反駁之風,而此時博覽經典、深研儒家學說的明末回教大經師王岱輿,一方面投入學術辯證,認為宋儒受佛家影響走入偏鋒,儒家正統學派才是思想主流,另一方面又以漢文著「正道真詮」傳授古蘭經,與佛教經師展開辯論、批判佛教,論點與正統儒家相類;接下來的幾位清初學者,如自稱穆罕默德四十五代孫的馬注、稍後的劉智,都是先習儒書,再釋回教教義經典,「以儒釋經」因此成為中文回教著述的主流,幾乎所有中國回教學者都有深厚的儒家教育底子,直到近代,以三種不同文體翻譯過古蘭經的王靜齋,和現已退休的定中明教長,也都不脫這個傳統。
回儒文明的融合
當然,丁慰慈說,從實際層面考量,回教在中國終究是一個較弱勢的文化,尋找與主流文明共同的價值觀為之依附也是很自然的。
今年元月才接任台北清真大寺教長的趙錫麟則認為,這並不是誰依附誰的問題,其實回儒二家基本上談的都是人生的道理。伊斯蘭所傳播的服從真主、與人和平,本來就和儒家提倡的敬天愛人之道相類同,因此,信仰回教的伊斯蘭自然很容易接受儒家的價值觀。
然而,和中國主流文化相容的回教,在中國的傳播卻不像其他接觸伊斯蘭文明、改奉回教的亞洲及非洲許多國家,很快地成為該地主要信仰,反而一直是所謂的邊緣宗教;生活習慣與漢人有異的回教徒,也被歸類為「少數民族」,這又是為什麼呢?
自修而成的中青代回教學者沈遐淮覺得,最大的原因在於回教文化太過早熟,又太自滿或自陷於本身的清真傳統,不積極與外界溝通,也很少有與時俱進的著書立作,所以教門外的人沒有機會瞭解回教信仰。
在中國,回教的傳承大多以家庭、家族為基礎,代代相傳,長子尤其背負了傳承信仰的重任,而回教在許多層面,確實如趙錫麟所說,是一種生活的方式,因此無需父母強制或百般叮嚀,多數回族的下一代自小在母親的引領下,對固有的生活方式已然熟悉,比如說不吃禁忌的食物、行回教五功──唸、禮、齋、課、朝,遵守婚喪喜慶的規矩等等。
中國的伊斯蘭既在教門中成長,很自然地把宗教傳給下一代,他們很少激烈地辯論教義,也很少像基督徒一般積極地向人傳教,邀請人家去清真寺聽福音,更從未到街上去向陌生人發單張,介紹「安拉真主」給人認識,另一方面,也很少去做基督教、天主教所從事的社會福利工作。
非戰之罪
著有《中國回教之發展及其運動》的政大阿語系教授林長寬說,中國回教徒不積極傳道並不完全是基於保守的性格,因為這種保守的習性,有部分也是受到清朝政府強力打壓的影響。清朝末年,雲南、甘肅、青海等回民區,因為受不了地方官的高壓政策,紛紛起來反叛,事後遭到朝廷慘烈的報復行動,回教徒普遍受到打壓,自然不便積極傳教,反而益趨謹慎,只能在堅持個人信仰方面更為忠心。
民國以後,回教信仰和回教徒受到憲法的保障,過去的陰影逐漸散去,但這時回教人口已少上層社會富裕人士,一般小生意人、工匠等家庭的資源有限,受的教育也有限,如何能談振興回教?
中國內戰、山河變色後,大陸由無神論的共產黨執政,各種宗教都受到打壓,回教徒由於自己形成聚落、也很少大「資產階級」,受到的迫害還算輕。再加上中共積極拉攏第三世界的國家中,這些國家很多都是伊斯蘭國度,北京也不願造成打壓回教的印象,所以大多回回村、回回街還保持著,傳承仍在自然中進行,但要談傳播,可是門兒也沒有。
跟著國民政府到台灣的回教徒,多數是軍人和公務員,碰到的是另一種困難。他們經濟拮据,人數又少,散居在全省各地,無法形成聚落,要維持清真生活已經很不容易,哪還有能力到處傳教?
守身如玉
現已年近五十的白美玲來自高雄鳳山,她記得念中學時,每個禮拜都得騎腳踏車到高雄市去幫媽媽買牛肉,原來嚴格的回教徒不只是不吃豬肉等偶蹄類動物,牛肉若不是教長祝禱宰殺的也一樣認為不潔。
這種情形現在雖然改善不少,但在全省許多沒有清真寺、沒有教長的地方,仍然十分不便。
從新竹到台北來參加主日聚禮的年輕一代穆斯林班懷莒,談起生活飲食的不方便就晞噓不已。他這次來台北,最重要的任務是買阿訇(教長)祝禱宰殺的牛肉回去給太太吃,他的妻子是兩年前父親家鄉河北保定的回民村相親成功的教門女子,好不容易申請來台探親半年,卻因為在新竹無法吃到合乎回禮的牛肉而想回大陸。班懷莒只好跑到台北來買牛肉,順便參加好久沒有做過的聚禮。說到這兒,他不禁就羨慕起太太家鄉的回民村來,對一個回教徒是多麼的方便!但他說也絕不會因為生活不方便而放棄信仰,因為他是長子,有責任將回教傳承下去,雖然除了生活應遵守的規矩,他對伊斯蘭教義所知並不多。
一個幾乎正好相反的例子是,圓桌會議顧問公司總經理柯樹人,他本來對回教一無所知,但因緣湊巧,由於大學念阿語系,畢業後曾到約旦和沙烏地阿拉伯工作了三年之久,後來在新聞局國際處服務時,經常接待來自中東國家的外賓,長久接觸回教徒的經驗,他覺得很能認同回教徒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就在當時他的科長王振臺引薦下信奉了回教,而在他的介紹下,太太也很快地跟著成為伊斯蘭信徒。
他說,自己主要是受回教的精神和教義吸引而成為回教徒的,儀式非常簡單,奉行教中嚴謹的生活習俗,雖然比較麻煩,最重要的是誠心。外人看到回教的生活規矩多,可能因此認為回教重形式,其實以他的經驗,伊斯蘭的繁文褥節非常少,著重的就是清潔儉樸和平處世的精神,反對偶像崇拜、沒有強制奉獻,在物慾橫流的這個時代更覺這信仰的珍貴。不過他自認還不算一個好教徒,工作忙、自省時間不夠,很少參加聚禮,希望能慢慢地改進。
阿拉的信眾
回教聚禮相當令人感動,在台北清真寺是這樣的:聚禮下午一點多開始,很多人很早就到了,男子在樓下、婦女在樓上,有的靜靜地跪坐在地上祈禱,有的輕聲和弟兄姐妹話家常,典禮非常簡單,在寺師傅唸禮讚真主安拉的呼拜辭後開始,教長先用阿語講道,再用中文解釋,之後俯伏敬拜神五次,最後會眾一排排地手握著手,聆聽教長唸祈禱文,儀式就結束了。
清真寺是回教徒生活的重心,生老病死、學習成長都以清真寺為中心點,一個回教徒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會先找到當地的清真寺,一切生活要求也可以在此得到照顧。
台灣目前的清真寺有六座,自北而南,分別是台北清真大寺、台北文化清真寺、桃園龍崗清真寺、台中清真寺、高雄清真寺,和去年才完成的台南清真寺。主持的教長都是博碩士以上、高學歷的中青代,這是近百年來沒有過的,也使得許多回教徒覺得,回教在中國的振興發揚,充滿希望。
新聞局國際新聞處副處長王振臺就有這樣的期待。他曾前後派駐沙烏地十二年,長久觀察回教對當地社會安定的力量,和菁英人士對教義的辯証及發揚,使他認為回教應該積極傳播出去,尤其在今天這樣物質充沛、心靈卻空虛的台灣社會。
針對前些日子台灣宗教斂財的幾起事件,王振臺談到回教的優點──不迷信、不講求神蹟;不要錢、沒有硬性規定或暗中鼓勵各種奉獻捐輸,注重對窮苦教胞的幫助;講衛生,每日在五次禮拜之前大淨、小淨,不在外亂吃食物;講平等,任何種族人士,在安拉眼中都是一樣的子民;重視婚姻和家庭,現代社會許多問題都是家庭解體所造成,多數回教徒卻都能潔身自愛,保持家庭的親密和諧;最後一點,也是許多回教徒十分推崇的,就是回教簡單的葬禮。清真教徒相信,人自塵土而來,終必歸於塵土,歸真後的大殮就是淨身後的一匹白布裹身,不必棺木,也不必哀嚎,讓逝者沒有牽掛,安心上路。
真主的等待
這些世代相傳的道德和做人的規範,就是大多數回教徒,處於主流社會的邊緣地帶,在默守戒律清規的同時,還能充滿信心、對自己的信仰有著一分驕傲的原因。台中的回教徒洪元明就驕傲地提到,前一陣子法務部長廖正豪還派高級司法人員造訪台中清真寺,說是台灣目前各監所人滿為患,卻沒有一人是回教徒,因此上門請教原因。
不過,王振臺也承認,教門中早年發生過不少紛爭,減弱了整體的力量,所幸有著幾位大老像謝松濤、定中明、買德麟等飽學之士著作不懈;政府政策上也非常支持,台北的清真大寺就是前外交部長葉公超極力爭取的經費蓋成,多年來成為在台回教徒的精神支柱。現在那段艱苦的日子總算已經過去,新一代的回教徒人才濟濟,該是回教在台中興的時候了。
的確,一部回教在中國流傳的歷史,雖不能說是血跡斑斑,但也是一路坎坷行來。在台灣,第一次前來、後來繁衍至三萬餘人的泉州回教徒,因為清朝政策打壓,日本殖民政府也不鼓勵,加上缺乏教長帶領,終至式微,在日本據台的五十年間完全消失。第二次的回教徒隨著國軍來台,也已經過了半個世紀,和以前不同的是,承襲教門者很多都是社會的菁英人士,比上一代的領袖更強,彷彿又回到了明朝那回教文化昌盛繁衍的時代,讓一代強過一代的穆斯林承繼家業,傳播所學。
不記得誰說過,人常常放棄希望,但上帝從未放棄對人類的希望,從回教在台灣的信徒來看,祂的希望應該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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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星期五是主麻日,是回教徒到清真寺禮拜的日子,雖然多數人當天都要上班,虔誠的信徒仍會儘量設法參加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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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麻日的聚禮在寺師傅的呼拜詞中正式開始,由於時差,各地聚禮時間不同,台北三月的聚禮時間大約在下午一時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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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聚禮男女分堂,婦女在樓上禮拜,人數明顯地比男子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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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中東國家的回教青年平常各忙各的,趁主麻日正好聯誼,一解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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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牛肉店是台北最大的清真牛肉店,很多人都打大老遠來買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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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西方,中東和台灣無論在商業、文化和旅遊各方面的交流實在少得可憐,但正因如此,相關人士彼此之間更見緊密,每年「中阿文經協會」的晚會都熱鬧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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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傳入中國已千餘年,什麼時候人們才能對它有著起碼的瞭解?
國際牛肉店是台北最大的清真牛肉店,很多人都打大老遠來買肉。(邱瑞金)
比起西方,中東和台灣無論在商業、文化和旅遊各方面的交流實在少得可憐,但正因如此,相關人士彼此之間更見協會」的晚會都熱鬧得很。(邱瑞金)
回教傳入中國已千餘年,什麼時候人們才能對它有著起碼的瞭解?(邱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