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導演的陪伴

導演的第一堂課

虞戡平1950年生，22歲退伍後進入電影圈，跟隨李嘉導演歷練，七年間從副導、製片做到監製，也參與剪接。29歲時臨危受命接手執導《要命的小方》，票房成功，也為他鋪開導演之路。

受李嘉影響，他養成嚴謹的工作方法：開拍前，一定完成分鏡表，並提前交給演員準備；拍攝時採三機同步作業，避免因分鏡而中斷演員情緒。他說：「導演要把創作時的感性，轉化成拍攝現場的理性，並保持堅毅的心理狀態。」

在李朝永（右）推薦下，虞戡平（上）進入電影圈，跟隨導演李嘉（中）學習。圖為戰爭片《大摩天嶺》（1974）拍攝期間。（國藝會提供） 

虞戡平（右）入行從道具開始做起，歷任助理導演、副導演，不到30歲即升任導演。（國藝會提供）

1979年，29歲的虞戡平執導處女作《要命的小方》，也是他唯一的武俠電影。（國藝會提供）

開創時代的膽識與眼光

1983年，《搭錯車》問世。今天看來，它已是台灣電影經典；但在當時，片商並不看好，甚至一度要求停拍。虞戡平將自己在台北違建區成長的經驗寫成故事，並結合流行音樂與舞蹈，開創華語電影少見的歌舞敘事。

片中大量啟用新人：孫越首度擔任電影主角，劉瑞琪剛出道，李立群來自劇場；音樂邀來羅大佑、李壽全、梁弘志等人；編舞由林麗珍掌舵；主唱蘇芮當時仍默默無名。他說：「電影圈就是要讓年輕、有能力的人，不斷加入。」

《搭錯車》上映後，他辭去新藝城台灣總監職務，選擇走向自主創作。

第20屆金馬獎頒獎典禮上，蘇芮受邀演出，以《搭錯車》中的歌舞橋段為表演內容。（外交部圖庫資料）

代表作《搭錯車》（1983）結合流行音樂、舞蹈與電影敘事，開創當時少見的歌舞電影形式。圖為電影中舞蹈彩排片段。（國藝會提供）

為邊緣人發聲

隨後他完成《台北神話》，也在戒嚴時期將白先勇小說《孽子》搬上大銀幕；電影因同志題材一度遭禁，後經刪剪21處才得以上映。

十年間，他完成了九部電影。《搭錯車》裡的拾荒老人、《孽子》的同志、《海峽兩岸》的外省老兵、《兩個油漆匠》的原住民青年等，他的鏡頭裡沒有英雄偉人。「我比較同情社會的邊緣人，我從頭到尾拍的都是他們。」他說。

這份關懷也延伸到公共參與。他投入原住民還我土地運動、農民運動、六四聲援等街頭行動，後來也參與太陽花學運，但始終保持獨立立場。「一旦捲進去就沒完沒了。你的高度沒了，誰還相信你講的話？」

孫越（中）以《搭錯車》首度獲得金馬獎最佳男主角；該片共入圍第20屆金馬獎11項獎項，創下當時紀錄。（外交部圖庫資料）

1990年代起，虞戡平長期走訪原住民部落，投入影像紀錄工作。圖為他與鄒族孩童合影。（國藝會提供）

外交部圖庫資料 

把影像留給部落

1990年代起，他走入原住民部落田調，不帶紙筆，把自己「歸零」，只是陪著族人一起吃飯、聊天、生活，向長者請益。眼見傳統祭儀、歌謠、技藝與母語快速流失，他走遍各個部落，竭力將完整的儀式、神話與樂舞等文化拍攝保存下來，作品包括《悠悠卑南情》、《台灣原住民樂舞──我的部落我的歌》等。

這幾年即使面對癌病的折磨與考驗，他仍持續剪輯一部排灣族紀錄片（暫名《百年孤寂》），該片記錄了土坂部落頭目家族五代人的生命歷程與時代變遷，希望讓更多年輕人透過影像認識台灣的歷史，「記得自己是誰。」

即便深居花蓮，他仍透過網路持續關注社會議題與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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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他不只拍片，也協助原住民為自己發聲。他長期在大學及影視培訓班培育人才，也參與原住民族電視台的籌設。日前，他將40多年來累積3,000多卷珍貴影像與田調資料全數捐贈給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確保這些資料能回饋社會與部落。他說：「拍完了就結束，通通捐出去，什麼都不留。我看的是未來。」

他用影像陪伴那些在時代洪流裡容易被忽略的人，也守護正在流逝的文化，相信「每一個生命都應該被尊重、被合理地對待」。從商業電影到部落紀實，他留下的不只是影像，更是這塊土地上人們曾經生活過、掙扎過，也大聲唱歌的日子。

虞戡平於花蓮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