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與感性：蔡英文專訪

問：您歷經的角色多元，如何調適？您的總統大選落選感言展現高度的理性與韌性，您是怎麼辦到的？

答：我必須對每個角色應達成的任務有正確認知，也很願意調整與改變自己。

以前當教授比較制式化，就是逼著學生瞭解所傳授的知識；政務官的角色則是制定政策方向，既要擔任「介面」的角色，還必須學習宏觀思考，為國家整體、長期的利益設想。

愉悅笑容中有一抹靦腆，就像蔡英文的個性，理性中散發熱情。

我從政的時機剛好是2000年的政黨輪替，對民進黨而言，如何把在野時主張的思想，轉換成可行的政策，是最大的挑戰。

我的學術訓練讓我知道，必須指出政策的高度，才能把國家往前帶。當時我既要處理文官體系裡的專業意見，又要回應和處理政治期待，同時花很多時間和民意機關溝通，因為他們代表了不同利益的組合。

到了黨主席，我必須從總體層次回到個體層次，關照黨員和支持者的生活、情感、對未來的期待，在心境上轉換為「照顧大家」的角色。

政治領導人不僅要管理自己的情緒，還要領導與管理群眾的情緒；所謂民粹，就是放任自己的情緒跟著群眾的情緒走，那是不對的。

1月14日晚上，看到大家落淚，我也有很深的感受，但我很清楚自己當下的角色，就是：「今天不能讓支持者的信心崩盤」，至於我的心情與感受都不是最重要的。

蔡英文的下鄉之旅，一路上滿載婆婆媽媽的殷殷期盼與叮嚀。

問：您與民進黨淵源不深，且家世背景優渥，跟民進黨的「草根味」似乎有所隔閡。您的成長環境如何影響您的人生？

答：我的父母確實提供我較優渥的生活條件與求學環境，我很感謝他們，有意識地讓孩子的成長條件不流於單一化與菁英化。

我的父親堅持孩子必須上公立學校，尤其是小學，讓我們從小接觸不同背景的人；我的家庭血緣多元混合，父親是客家人，祖母是排灣族原住民，母親是閩南人，這些都讓我看事情的角度及跟人相處的方式跳脫制式化。

尤其在倫敦政經學院求學時，獲得了豐富的養分，學校就像個小聯合國，強化了我的觀察能力與同理心。

我跟父親的個性很像，我們從來沒有衝突過，做生意的他，也很善於觀察、尋找相互的妥協點。只有在我當副閣揆的時候，他忍不住打電話抱怨：「以後不要再讓我從報上得到你新工作的消息。」

其實，父親並不希望我從政，他還是有傳統觀念，認為女兒不該承擔那麼多責任。我接任黨主席的決定，假如他還在，肯定投反對票！但他一定會尊重子女的選擇。

問：為什麼您願意在民進黨士氣最低迷時，擔下黨主席重任？您自認的成就為何？

答：當時我是用資產負債表的角度看：我自己的名聲，其實是社會在我身上累積的資產，這些資產如果能夠轉化為政治資產，讓我用來帶領這個政黨，未嘗不是一個新契機。如果失敗了，不過就是把資產還諸於社會而已。

選上黨主席後，我首先集結了一批跨派系的青壯世代，他們身經百戰，各有歷練專長，我把他們看做是黨的公共財，讓他們挑起讓黨從谷底攀升的重擔。

4年期間，我做到讓支持者的信心回復，這是很重要的，因為當支持者有信心，才能拓展理性思考的空間。其他包括堅持政策的理性，或是以小額募款，擺脫對財團的依賴等。

民進黨的支持者生命力十足，思考能量大，因為民進黨從街頭起家，支持者都有潛在的叛逆性格，又有真性情，如果能持續強化他們的理性思考，就是現代民主社會裡最好的公民結構，能對社會做出重大而有益的改變。

問：民進黨的政治文化，是否更有助於孕育女性政治人物？

答：曾經有外國媒體很驚訝，他們認為亞洲女性從政者幾乎都來自政治世家，而我的從政途徑是從個人的專業領域開始，比較接近「西方」。

台灣的女性越來越能憑藉著專業條件開創政治空間，可以「作自己」，而不用做父系的代理人，這代表兩性平權的理想已生根發芽。

民進黨又更容易產生立基於專業、走出自主政治人生的女性，因為民進黨面對比較大的政治風險，沒有黨的資源與執政優勢呵護，一切都要自己打拚，況且，本黨女性本來就很能幹，不需要刻意「提攜」。

此外，民進黨看似男性化的草根氣息與大而化之，在性別意識上卻開了許多風氣。例如，陳水扁是第一個落實兩性共治的國家元首，內閣中的女性部長高達四分之一；更不要說我們選出女主席、女性總統候選人。

女性應放在與男性平等競爭的位置上，不該受到歧視，但也不必特別優待女性；我自己對在競選期間凸顯「女性」身份，是有保留的，但我明白，凸顯出來有聚焦與前瞻效果，只是在選票上不見得有增加，因為社會對女性從政的觀感有正有負，剛好兩相抵銷。

問：在總統大選期間，您與群眾頻繁接觸，有何體會與收穫？

答：這次選舉有個特色是，以往支持者不知道怎麼表達感受，只好往傳統的選舉場子鑽，然而那種場合激情十足，卻不見得有延續力。這次小額捐款的「3隻小豬」運動，讓群眾找到一種新的凝聚動力的方式，論捐款效果，一個人養滿小豬累積的金額比造勢場合丟入募款箱的錢多，卻又比政治獻金少，但是我們看重的不是金額多少，而是群眾透過小豬運動累積的社會能量。

此外，這次選舉場合出現很多年輕面孔，還有很多七、八十歲的老人家；他們有些人每天透過報紙追蹤我的動向，好像和我的團隊一起經歷這趟旅程，許多純樸的歐巴桑，在我下鄉演講時，非得要走到前台摸一摸、抱一抱我，她們的感覺是，一個好像她們女兒的人，居然要選總統！非得要摸一摸才覺得真實。

不過，也因為民眾出錢、出力更投注了感情，因此我一定要告訴支持者，輸贏是民主社會的常態，只要我們持續努力，一定會成功。

問：台灣女性投入政壇的「犧牲」似乎比男性大很多，例如很多人仍然單身，您怎麼看待？

答：女性政治人物與其他專業女性，多少存在相同處境，我們的工作壓力很大，又被期待比男性負擔更多的家務，例如照顧小孩，壓力是雙重的。

政治職場上要應付的人比較複雜，必須把自己的情緒管理好，如果家庭不能完全配合，當她回家後還要適應「另一組人」，其實是一種很大的修練。從這個角度看，維持單身至少不需要「兩面作戰」！

傳統社會下，女性沒結婚或許會被認為人生不圓滿，但現今社會，婚姻所可以提供的，在沒有婚姻的情況下依然可以得到。

問：台灣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的雙重衝擊，您有何解方？

答：有些人把少子化怪罪於女性不結婚，卻沒有真正替女性著想；社會應建立一套制度，替女性分攤身上背負的雙重壓力，文化、心態上也要有所調整。當女性認為結婚、生子不再帶來很大負擔時，自然會加以考慮。

人需要歸屬感與安全感，作為信心的來源，如果缺乏歸屬感與安全感，就沒辦法養成有信心的公民，民主也不會成熟。

現代社會已經不能單靠家庭與婚姻來維持安定感；我們也要調整自己的心態，發展各式各樣的人際互助網絡，例如我發現，許多社區的銀髮組織非常蓬勃。

社會安全體系的建構是國家的責任，也有實質的經濟意義；現在不做，下一階段台灣的經濟與民主將無法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