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 名 ：台灣醫界人物百人傳
作 者 ：陳永興
頁 數 ：352頁
定 價 ：399元
出 版 ：玉山社
出版時間 ：2020年3月
醫療傳道與人道醫療
上帝的編織，愛你的仇敵
井上伊之助 1882-1966
在全台灣觀賞電影《賽德克‧ 巴萊》，回憶起「霧社事件」原住民與日本軍警衝突的歷史時，讀井上伊之助一生的故事，讓我們對人性有更深沉的反省。
井上伊之助，1882年生於日本高知縣，其父親井上彌之助服務於樟腦公司，在日治時期被派遣來台，在東部花蓮的山區開採樟腦，卻不幸於1906年被台灣原住民出草砍頭而橫死。當年井上伊之助就讀於東京的聖經學院，接到父親死訊，雙手發抖，眼淚不停的湧出，躲在松林裡哀悼父親的死亡，腦海裡不斷思考耶穌基督的話語：「要愛你的仇敵」。
他祈禱：「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
井上伊之助從神學院畢業後，經由中田先生介紹在伊豆田寶血堂醫院學習醫術，俾能用於台灣的山地，他也開始學習台灣原住民的母語，經過了幾年終於得到教會的協助，於1911年10月踏上前往台灣的旅程。等到12月20日接到台灣第一張山地醫師的服務派令「囑託原住民醫療所勤務」。
這張派令讓他喜出望外、充滿期待，雖然知道等著他的是充滿危險的路途。
當時，台灣的原住民仍不斷反抗日本人的統治，所以經常有日本人被殺害，可以想像要在原住民的部落中從事醫療傳道工作有多麼危險，此外山地醫療環境的公共衛生不佳、營養不良、醫藥不足、傳染病流行，不只原住民的健康得不到保障，就連醫師和家屬本身的健康也毫無保障，井上伊之助的3個孩子都因傳染病不治身亡，他的妻子也因重病差點命喪山區，而他自己更曾因眼疾、瘧疾、十二指腸病症嚴重而需停止工作，返回日本住院才撿回一命。但他仍無怨無悔重返台灣，賣命照顧原住民健康。最令人感動的是當台灣爆發「霧社事件」，原住民與日本軍警爆發武裝衝突，造成大量人員傷亡，井上伊之助仍強忍內心的悲傷與憂慮，志願前往事件後原住民婦孺被強迫遷村的川中島，為感染瘧疾流行所苦的300 多名原住民病患進行治療，延續原住民族的命脈。
井上伊之助在台灣行醫前後長達30年以上，他的足跡遍佈各地的原住民部落，對原住民的健康照顧做出最大的奉獻。1966年井上伊之助逝世，享壽84歲，他的墓碑只刻著「愛」字，下面有一行他最愛的仇敵、台灣原住民泰雅族的話「TOMINUN UTOF」意思是「上帝在編織」。這句話說明了他的一生，如今台灣原住民大多接受了上帝的福音，回應了井上伊之助信仰的愛。
醫學教育與研究
台灣人第一位醫學博士
杜聰明 1893-1986
杜聰明，1893年出生於台北縣淡水北新庄。他自小聰慧，入私塾習漢文，1903年入淡水公學校，1909年以第一名畢業並考取台灣總督府醫學校，雖以學科第一名通過，但體格檢查被評為丙下，差點無法入學，杜聰明從此發奮鍛鍊身體，每日不間斷做體操、洗冷水澡，保持強健體魄；醫學校期間杜聰明與同學蔣渭水等關心中國的革命，經常商討聲援孫文的革命大業，曾密謀以細菌毒害袁世凱，與翁俊明共赴北京卻無法下手。1914年以第一名畢業，放棄開業行醫而留校從事細菌學研究，深獲崛內次雄校長鼓勵，而於1915 年赴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深造，先在賀屋教授門下修習內科學，次年改投藥理學大師森島庫太教授門下，歷時5年，於1922年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為日本國內首次授予外籍人士，也是台籍人士第一位得到醫學博士者，在當時轟動了整個台灣社會，被認為是台灣人子弟最高榮譽。
杜聰明返台升任總督府醫學校教授，兼任中央研究院技師，創建本土研究的藥理學教室，從事中藥、台灣蛇毒及鴉片的研究，這個藥理學教室後來為台灣培養了超過40位博士，發表了超過400篇的學術論文，其影響之深遠和貢獻的巨大是前所未有的；他對鴉片的研究聞名國際，曾應邀前往美國及歐洲發表論文，1930年「台灣總督府更生院」成立，杜聰明出任院長領導台灣的戒毒醫療；對於中藥和本土草藥的研究也是他一生的興趣，他在醫學院藥理學課堂上不但親自講授中醫藥史，鼓勵中醫藥的科學化，更著有《中醫藥評論》、《中西藥學史略》等書。
杜聰明可以說是日治時期台灣人在學術界的代表，1930年他聯絡了台灣留日的理工、醫學人士成立了「台灣理工學會」，1937年他被任命為台北帝大醫學部教授，1939年他被選為日本藥理學會第十三屆會長，以日本殖民地統治下的台灣人，能被選為日本國內學術界的學會領導者，可說是為當時的台灣人揚眉吐氣。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杜聰明身為唯一一位台籍教授，自然是國民政府派令參加日本受降儀式的代表之一，並成為接收台大醫學院的當然人選，同年12月他獲聘為台大醫學院首任院長，兼台大附屬醫院院長、熱帶醫學研究所所長。
1946年，杜聰明主持百廢待舉的台大醫學院和醫院院務，一方面要照顧留任的日籍教授員工之財產移交及遣返，另一方面要尋找適合交接的本島醫學界人才或迎接來自中國大陸的官員，其間經歷不少的波折與衝突；同年他被推選為台灣醫學會會長、台灣省科學會理事長、國民參政會參政員並兼任政府各項委員會委員十數要職，可見戰後初期杜聰明的活躍與影響力並不亞於日治時期。然而1947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對杜聰明和當時的台灣醫界人士來說，都是一場災難，不僅台灣人民遭受了莫大的損失，當時台灣社會菁英幾乎難逃被逮捕、屠殺的命運；杜聰明亦被通知走避，躲藏期間台大醫學院院長職務也被免除。及至白崇禧來台調查「二二八事件」後，4月30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廢止，陳儀下台，魏道明奉派來台成立台灣省政府，杜聰明被任命為省府委員，終能再公開出面活動。
1948年7月杜聰明再受聘為台大醫學院院長，同年12月曾代理台灣大學校長至次年1月。1950 年獲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獎學金，再度前往歐美考察醫學教育。1953年卸任台大醫學院院長職務，開始籌設「私立高雄醫學院」，7月創辦高雄醫學院出任院長，這是台灣第一所私立醫學院，他以「樂學至上、研究第一」鼓勵南部學子，從北部延聘各科優秀師資，重視身教言教所以親自講授醫學史、藥理學，甚至帶領師生至西子灣游泳健身，當時校園雖小，但師生共同生活合力打拚的歲月是高醫創校時期師生美好的回憶，而高雄醫學院更是全台灣第一所重視原住民偏遠地區醫療的學校，經杜聰明倡議於1958年開設「山地醫師醫學專修科」招收原住民學生，給予公費待遇，畢業後返鄉照顧原住民健康。
1966年，杜聰明退休，雖然已有73歲，仍受教育部所託，出國考察日本及歐美醫學教育；同年被推選為第六屆亞細亞及大洋洲醫師會聯合會總會長；同年成立「杜聰明獎學金委員會」。1968 年75歲的他仍出席台灣醫學會第六十一屆總會，發表「中西醫學一元化、中醫藥科學化之具體方案」；1972年80歲時出版回憶錄；1983年《杜聰明言論集》5集出版，1986年杜聰明去逝，享耆壽94歲。這位台灣醫學史上的小巨人，對台灣醫學發展的影響長留迄今。
醫師從政與社會運動
醫界女傑 政壇英雌
許世賢 1908-2006
許世賢，1908年出生於台南書香世家，小學畢業後考入台南州立第二高等女學校，成績名列前茅。畢業後，許世賢東渡日本，進入東京女子醫專。醫專時代，許世賢便經常參加學校的辯論會。1930年3月醫專畢業後，返回台南行醫，首先在台南醫院服務，接著獨自開設德泰醫院、世賢醫院。
1933年，許世賢和同年齡的嘉義醫師張進通結婚，婚後兩人同入九州帝大深造。1938年張進通取得醫學博士學位，隔一年，許世賢也通過論文，獲得醫學博士。夫婦兩人同獲博士，聲震全台。1941 年同返台灣，於嘉義市創立順天堂醫院。
大戰結束後，許世賢順著台灣政治潮流的演變，成為時代最前進的女性。1945年11月台灣行政長官公署任命許世賢為第一任嘉義女中校長。隔年（1946年）3月舉行縣市參議員選舉，許世賢為首次當選市參議員3位女性之一。
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嘉義市參議會許多議員遭到殺害，迫得許世賢攜帶幼女張博雅連夜避難外地，才逃過一劫。
1951年許世賢以全台第一位女性縣長候選人，出馬競爭嘉義縣長，以2萬多票光榮落選。再參加第一屆臨時省議員，也因堅持不賄選、不作弊而落選。3年後（1954年），許世賢捲土重來，當選第二屆臨時省議員。在省議會裏，經常為提昇女權而呼籲。
1957年許世賢連任第二屆臨時省議員，她精彩的質詢、問政，使得她和李萬居、郭國基、郭新雨、吳三連、李源棧合稱「五龍一鳳」。1960年許世賢三度連任省議員，並參與「在野黨及無黨無派人士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並決議籌組一個新黨，是17名召集委員之一。預定於1960年9月底籌組新黨「中國民主黨」，因9月初雷震被捕，而一再拖延，最後不得不無限期暫緩進行。
1963年許世賢四度連任省議員，1968年1月許世賢參加第六屆嘉義市長選舉，成為全台第一位民選女性縣轄市長。3個月後，她再度挑戰嘉義縣長，以8萬6千多票落選。
1972年已65歲的許世賢，參加增額立委第三選區的選舉。許世賢以破紀錄的19萬多票，高居全台第一名，當選立法委員，1975 年許世賢再度連任立法委員。
1980年修訂的《選舉罷免法》，取消公職人員的年齡限制，促使75歲的許世賢決心再度出馬角逐第九屆嘉義市長。
1982年的選舉，讓她成為台灣地方自治史上最年長的民選市長。
許世賢在市長任期，經常日夜加班，為嘉義市建設藍圖作最長遠的考慮。1983年6月30日，許世賢因長久積勞的肝硬化症，病逝於台北中華開放醫院，享壽76歲。同年12月，舉行市長補選，四女張博雅繼承遺志，當選嘉義市長。
醫療行政與公共衛生
台灣社區精神醫學先驅
葉英堃 1924-2018
葉英堃，1924年出生於台南望族，1943年就讀台灣總督府台北高等學校，1945年進入台灣大學醫學院，大四時參與於台南安平地區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研究調查，並以其為畢業論文主題獲林宗義教授勉勵。1949年畢業後進入台大精神科成為戰後第一批的台灣精神科醫師，在林宗義教授帶頭下展開台灣精神醫療事業，在台大期間多次出國進修，奠定了「精神醫療和社會復健不可分」的信念，並於台大醫院建立照會精神醫學。
1969年葉教授被借調至台北市立療養院擔任創院院長，乃現在的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當時的療養院位置偏僻、房舍簡陋，沒有公車可到，旁邊就是寧波同鄉會的墓園，三張犁靶場還在使用中，盡是騎機車在田間小路穿梭上班的景況。葉院長在荒僻的山坡地上，從水電、工程的規劃做起，歷時20年，秉持以人為本的信念，主張精神醫療不該脫離社會，開創醫院、衛生所與社區密切合作的精神醫療模式，促成許多衛生所與台北市療合作成立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讓醫院、衛生所與社區三者密切合作，開創新的精神醫療模式，備受國際醫療界推崇，被譽為「台北模式」之精神醫療。他也培養了不少年輕醫師，日後都對台灣各公私立醫院精神科作出重要貢獻，而台北醫學大學的精神科教學也由他負責，當時市療醫師也要參與其中。
1980年台灣發生轟動社會的台北螢橋國小潑酸案，一名精神病人潑灑硫酸傷害學童的事件。在輿論震驚同時，葉教授和筆者進行了台灣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調查，並首次探討台灣地區精神醫療實況，發現許多病人未能得到良好品質的醫療照顧，政府預算、法令不足，精神醫療專業人力欠缺。
為了提高精神醫療人權和照顧弱勢權益及提升醫療服務品質，經過不斷呼籲、建言和努力，政府終於在1985年開始辦理「台灣地區精神醫療院所評鑑」，並於1986 年開始實施專科醫師制度，同年並開始規劃「全國精神醫療網」，1988年開始推展「社區精神復建計畫」，1989年開始補助公私立醫院於社區中設置社區復健中心，庇護性工作場所及康復之家。
葉教授退休後還擔任多所大型醫院顧問、美國精神醫學會國際院士、衛生署精神防治委員會委員，持續研究著作，獲褒獎無數，備受國際推崇，列名Marquis 世界醫學、醫療名人錄。2018年底，這位精神醫學界備受敬仰的前輩過世，享耆壽94歲，留下很多榜樣與典範讓後輩學習。希望他在天之靈仍然守護台灣守護精神病患的人權。
基層醫療與社會公益
不讓鬚眉 台灣首位女醫師
蔡阿信 1899-1990
蔡阿信，1899年12月13日生於台北市，15歲畢業於「台灣北部長老教會女學堂」。其母以她聰穎過人，有意栽培，於是送她去日本唸私立立教高等女學校，1916年3 月畢業，考入東京女子醫學專門學校，是台灣女性就讀西洋醫學的第一人。
1920年11月，蔡阿信從東京女子醫專畢業，領到的該校畢業證書是第二十五號，成了台灣第一位女醫師。返台先後服務於台北醫院、日本紅十字社支部醫院。在台北工作時，遇見在日本相識，日本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的彭華英，他是南投國姓鄉柑子林人，在日本求學時即投效民族運動，曾擔任「台灣青年會」會長，也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成員，為著名的民族運動人士；1924年兩人結婚，育有一女一子，女彭惠美、男彭俊雄。
1924年，蔡阿信在台北市日新町自宅開設婦產科醫院；1926年6月，蔡阿信決定在台中市大正町開業醫院，名曰：「清信醫院」。1928年，她有感於台灣受正式訓練的助產士相當缺乏，乃創設「產婆講習所」（助產士訓練所），利用清信醫院設備，讓學員們有學以致用的實習機會，培訓不少助產士，造福全島不少孕婦。
彭華英後來因為與台灣民眾黨部分同志，意見有所分歧，於民眾黨第七次中央常務委員會上提出辭呈，1933年遠赴中國，兩人之婚姻關係終告中止。
1938年，蔡阿信經由日本前往美國遊學，曾在哈佛大學等著名學府的醫學院研究；1941年接受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會婦女傳教協會的邀請，前往加拿大訪問，當她結束行程，欲搭船返台之際，因太平洋戰爭爆發，不能成行，就職於當地聖文生醫院，也因她具有日僑身分，加拿大政府委派前往史羅肯日僑集中營擔任駐營醫師。
1946年，蔡阿信回到久違的台灣，然而戰後國民政府治理下的台灣，政治不上軌道，社會秩序混亂，加以翌年又發生「二二八事件」的慘劇，她所認識的一些抗日友人遭遇劫難令她心寒意冷，決心移居海外。後來，在偶然機會中結識了英裔加籍的吉卜生牧師，互生仰慕之情，乃於1949年在英國駐台副領事館締結良緣。
1953年，蔡阿信醫師終於離台赴歐與吉卜生牧師會合後，共赴加拿大定居，兩人在溫哥華過著恬靜安適的退休生活，1967年，她的老伴蒙主召歸，年屆70的蔡阿信繼續做其社會公益服務工作。
1982年，蔡阿信返台探望親友，她有感於年老寡婦無依無助的苦境，遂與她的同學林黃彩霞醫師及實業家陳伴瀛等一群熱心人士公同成立「財團法人至誠社會服務基金會」，希望能照顧孤苦無依失偶的婦女。蔡阿信捐出了畢生大部分的儲蓄，並以創辦人身分，擔任名譽董事長。
1987年，她因年邁體衰，而住進加拿大聖文生醫院做長期療養，終於1990年3月5日，蒙主寵召。
蔡阿信在封閉的年代，寫下女性傳奇一生，雖然她的部分歲月，不在鄉梓，但她的台灣意識未嘗一日稍減，熱愛鄉土之心，永遠存在。東方白所寫的150萬字台灣大河小說《浪淘沙》（前衛出版），即是以她為藍本。
醫師與藝文創作
英年早逝的醫學史研究者
陳勝崑 1951-1989
陳勝崑，1951年出生於雲林北港，其父陳瑞郎醫師二次大戰末期在日本學醫，後被祖父召回北港懸壺濟世，頗為鄉人敬重。自小父親即期望他長大能學醫繼承父志，他對父親的描述是「一位傑出的鄉土醫師與人道主義者」。
之後，陳勝崑如願進入台北醫學院就讀，在學期間與北醫一些具有人文關懷的學長組成「醫學人文社」編織著青年學生的美夢，他對「課堂老師所講授的醫學那樣的唯物論或機械論，絲毫沒有人性與人情」深感失望，他覺得「這樣的教員，……無法以人類健康、幸福為理想，而只注意於某些病症的臨床表現與實驗數據，或許他們心目中，一位病人與一隻實驗的天竺鼠沒有兩樣吧！」為此他曾掙扎想要退學重考歷史系，在人文科學與醫學的矛盾中掙扎，直到閱讀了歷史學家李約翰的巨著《中國之科學與文明》深受感動之後，才找到醫學結合歷史的方向，立志要研究科學史與醫學史，又認識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郭正昭先生，開啟了他研究科技史大門，從此陳勝崑醫師廢寢忘食的進入「近代中國醫學史」的研究領域。
陳勝崑醫師北醫畢業後在台北市立仁愛醫院接受了皮膚科和小兒科的住院醫師訓練，後來在板橋江翠地區自行開業，他是一個以「病人為朋友」的醫師，他不只關心病人的症狀和肉體病痛，也關心病人的家庭和心靈生活，他非常敬業，體貼病人，經常夜間應診，即使半夜也不推辭，他認為「醫學是藝術而非商品，是使命而非生意」，充分實踐他的醫學人文關懷精神。更難能可貴的是他沒有放棄醫學結合歷史的初衷，在行醫的同時又考進了師大歷史研究所，繼續他科學史與醫學史的探索，他的論文一篇又一篇的發表，在1980 年代他寫了《近代醫學在中國》、《中國傳統醫學史》、《中國疾病史》……等書，讓人對他的潛力及其對台灣科技史的研究寄予厚望。然而令人震驚的是正當他醫療工作和史學研究的結合正要步上人生高峰的時刻，1989年正值英年，才39歲的他罹患了憂鬱症，竟然從高處躍下，英年早逝，留給台灣醫界和歷史學界無盡的惋惜。我們由他的《近代醫學在中國》〈自序〉中片段，可以了解他的人文社會關懷的情操：「近代醫學」與「古代醫學」不同的地方，精神方面他努力以客觀、實證為出發，脫離主觀的玄想，而以物理、化學、生理、解剖為基礎，建立「眼見為真」的科學醫學。在制度方面，他以嚴密的層層負責及輪流訓練制度著稱，這又與「古代醫學」的以「秘方」、「偏方」著稱完全不同，當然這精神與制度很容易流為機械論，而與一向主張天人合一的我國傳統思想不合，所幸近代精神醫學的發達已漸可挽回這偏向，「身心醫學」、「泛文化精神醫學」的興起，將更著重本土文化色彩與疾病的關連，而與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心理學家、民俗學家更加密切合作。
從陳勝崑醫師的文章中，不難發現他對近代中國醫學史的關心和重視，可惜在台灣醫界中難得再找到像他這樣用心的醫學史研究者，令人不勝惋惜！
